“道士”是一人还是二人
《后赤壁赋图》的第八段，苏轼归家就睡，画面表现苏轼梦见的道士是两人，题在画上的原文也是“梦二道士”，与本文前面所引苏轼原文作“梦一道士”不同。
《后赤壁赋》“梦一道士”一句，自宋代以来就有“二道士”和“一道士”两种版本。乔仲常作为苏轼友人李公麟的学生，苏轼门人的朋友，他所根据的苏轼《后赤壁赋》作“二道士”，似乎应该可信。今人衣若芬《谈苏轼〈后赤壁赋〉中所梦道士人数之问题》一文据乔仲常画、赵孟頫书《后赤壁赋》以及明刻《东坡七集》等文献，认为苏轼原文应是“二道士”[23]。
但这个问题似乎还值得斟酌。关于《后赤壁赋》原文中道士的人数，早在宋代就有人提出过疑问。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八曾辨析说：此赋初言“适有孤鹤，横江东来”，中言“梦二道士”，末言“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前后皆言“孤鹤”，则道士不应言“二”矣。[24]南宋朱熹也认为“碑本《后赤壁赋》‘梦二道士’，‘二’字当作‘一’字，疑笔误也”[25]。从传世的文本看，南宋郎晔编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南宋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五收录《后赤壁赋》，也都作“一道士”。郎本的编撰目的在于呈进御览，《宋文鉴》则是吕祖谦奉宋孝宗之命编辑，这两种书的所依据的版本来源应该都比较可靠。此外，传世的南宋高宗、孝宗手书《后赤壁赋》两幅书法作品，也都写作“一道士”，可作为重要证据。（见附图一宋高宗手书《后赤壁赋》、附图二宋孝宗手书《后赤壁赋》）。
我在为上海博物馆撰写《谈谈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对苏轼〈后赤壁赋〉原作意蕴的视觉再现》一文时，即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在文中说：“若言‘二道士’，则与前文相抵牾，为避免这一抵牾，还是当以‘一’字为是。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后赤壁赋图》的欣赏。”当时觉得这个问题不容易下论断，只好这样含混带过。该文发表之后，一直心有未安，一直希望能找到刻本文献之外的更确切的证据。后来得到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曹菁菁博士帮助，查到收录于清光绪杨守敬、杨寿昌编《景苏园帖》中的苏轼手书《赤壁二赋》墨迹碑帖（见附图三）。[26]该帖是苏轼元丰七年（1084）离黄州前为潘大临、大观兄弟书写，苏轼《跋自书赤壁二赋及归去来辞》云：“元丰甲子，余居黄州五稔矣，盖将终老焉。近有移汝之命，作诗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独潘邠老与弟大观复求书赤壁二赋。余欲为书归去来辞，大观砻石欲并得焉。余性不奈小楷，强应其意，然迟余行数日矣。东坡书。”[27]这条跋语交代了苏轼自书《赤壁二赋》的来历。该帖的《后赤壁赋》非常清楚地写作“一道士”。苏轼本人的手书，当然是最可靠的依据。这证明《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宋文鉴》以及宋高宗、宋孝宗的手书的版本出处可靠，同时也证明宋人胡仔、朱熹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因此，《后赤壁赋》的原文，应该是“一道士”无疑。
此外，据《苏轼诗集》卷二十一《蜜酒歌》王文诰注引《施注》：“先生为杨道士书一帖云：‘仆谪居黄冈，绵竹武都山道士杨世昌子京，自庐山来过余，其人善画山水，能鼓琴……明日当舍余去，为之怅然……元丰六年五月八日东坡居士书。’又一帖云：‘十月十五日夜，与杨道士泛舟赤壁，饮醉，夜半有一鹤自江南来，翅如车轮，嘎然长鸣，掠余舟而西，不知其为何祥也。’《次毅父韵》第三首载：‘西州杨道士，善吹洞箫。’按《前赤壁赋》云：‘客有吹洞箫者。’殆是杨也。《后赤壁赋》云：‘适有孤鹤，横江东来。’观此帖，盖非寓言。梦一道士者，岂即世昌，姑托以梦耶？”[28]这条材料似也可以作为《后赤壁赋》原文应是“一道士”的旁证。
不过，从北宋到南宋，《后赤壁赋》确实存在“二道士”的文本，甚至有刻于石碑的版本也有作“二道士”的（参见上文引朱熹所说）。这应该是在传写过程中出现的讹误，按朱熹的意见，是由笔误所致。《后赤壁赋图》的作者所根据的应该是一个有笔误的版本。如前文所述，由于道士形象是关系到揭示苏轼原作精神内涵（真实与虚幻的关系）的一个关键，不知乔仲常在下笔时，是不是对这个问题感到过困惑。据《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八，胡仔本人“尝见陆远画《赤壁》二赋，因以此（前后皆言‘孤鹤’，则道士不应言‘二’）诘之，渠为之阁笔”。可见当时曾有画家被这个问题所困惑而放弃作画的。乔仲常的处理，明知道士与孤鹤的关系，却仍然按照有笔误的版本画出两位道士，这么做，深意何在，已难以推测。
仅就上文的分析而言，道士人数其实是文本文字讹误带来的问题，赏读《后赤壁赋图》时，不妨忽略这一讹误，紧紧抓住游赤壁的苏轼和孤鹤、做梦的苏轼和梦中道士之间真幻关系的交叉互换这一关节，则《后赤壁赋图》的寓意及其对苏轼原作主旨的诠释和揭示，还是可以理解的。
附图一：宋高宗赵构手书《后赤壁赋》墨迹（藏北京故宫）
附图二：宋孝宗赵昚草书《后赤壁赋》墨迹
附图三：苏轼元丰七年（1084）离黄州前为潘大临、大观兄弟书《赤壁二赋》墨迹碑帖（收录于清光绪杨守敬、杨寿昌编《景苏园帖》。图版由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曹菁菁博士提供）
致谢：本文撰写，受益于徐邦达、谢稚柳、杨仁恺、【美】高居翰、【日】板仓圣哲、翁方戈、王克文、万青力、陈葆真、衣若芬、李军、丁羲元、赵雅杰等学者的研究；尤其李军先生的论文《视觉的诗篇——传乔仲常〈后赤壁赋图〉与诗画关系新议》阐述《后赤壁赋图》“用视觉的、与诗意竞争的、绘画自己特有的方式，咏赋文没有、不太擅长甚至无法想象的方式，来创造性地加以表现”[29]等精彩见解，对本文启发尤多。国家图书馆曹菁菁博士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碑帖图片。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陈琳琳君协助查阅了部分论文资料。谨此一并致谢。
2014年2月初稿，2014年10月改写。
2017年9月23日改定。
（本文发表于《国学学刊》2017年第4期）
【注释】
[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
[2]赵令畤（1051—1134），字德麟，初字景贶，号聊复翁，涿郡（今河北蓟县）人，燕王德昭玄孙，诗词字画皆擅。元祐六年（1091）苏轼出守颍州，赵令畤签书颍州公事，陈师道为州学教授，并与欧阳修二子棐、辩从东坡游，东坡为其改字作德麟。著有《侯鲭录》，多载元祐间苏轼及门人轶事。
[3]苏轼《后赤壁赋》，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十月，与《前赤壁赋》一样，问世不久就广为流传，不仅家弦户诵，且都被画家取为画材。
[4]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号龙眠居士，安徽舒城人，北宋文人画家的代表之一，与苏轼以书画相交往，曾为苏轼作像，并曾以东坡的诗文为题材作画。明代都穆（1459—1525）《寓意编》载：“苏文忠前、后赤壁赋，李龙眠作图，隶字书旁，注云：‘是海岳笔，共八节，惟前赋不完。’”可知李公麟亦曾画过《后赤壁赋图》。
[5]参看张鸣：《北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对苏轼原作意蕴的视觉再现》，载《翰墨荟萃·细读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6]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绘画·宋乔仲常》，见故宫博物馆：《徐邦达集》八，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99—100页。
[7]杨仁恺《国宝浮沉录——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引谢稚柳云：“据历来的叙说，乔仲常人物师李公麟。这种山水画（按指《后赤壁赋图》）的风貌，在北宋，既不同于当时社会风尚所归的董、李、范、郭，而有许多迹象表明，恐怕也仍是从李公麟而来。”上海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39页。
[8]高居翰云：“这种笔法（见赵孟頫《鹊华秋色图》）首次见于北宋末年文人画家的画中，十二世纪初的画家乔仲常便是，他唯一传世的作品是根据苏东坡的文章所画的《后赤壁赋图》卷。”见高居翰：《隔江山色：元代绘画》，宋伟航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3页。
[9]板仓圣哲：《环绕〈赤壁赋〉的语汇与画像——以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卷〉为例》，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台湾2002年东亚绘画史研讨会论文集》，第221—234页。
[10]翁方戈：《美国顾洛阜藏中国历代书画名迹精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74—75页。
[11]王克文：《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卷〉赏析》，载《美术》1987年第4期。
[12]万青力：《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卷〉补议》，载《美术》1988年第8期。
[13]陈葆真：《〈洛神赋图〉与中国古代故事画》，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181页。
[14]衣若芬：《谈苏轼〈后赤壁赋〉中所梦道士人数之问题》，见氏著《赤壁漫游与西园雅集——苏轼研究论集》，线装书局2001年版，第5—25页。
[15]李军：《视觉的诗篇——传乔仲常〈后赤壁赋图〉与诗画关系新议》，《艺术史研究》第十五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1—320页。
[16]丁羲元：《乔仲常〈后赤壁赋〉图辨疑》，《国宝鉴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311页。
[17]赵雅杰：《传乔仲常〈后赤壁赋图〉研究》，中央美术学院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18]莱辛：《拉奥孔（论画与诗的界限）》，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钱锺书：《读〈拉奥孔〉》，钱锺书：论《中国诗与中国画》，均见钱锺书：《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19]王克文：《传统中国画的“异时同图”问题》，载《美术研究》1988年第4期。
[20]关于道士化鹤故事，参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八：“苕溪渔隐曰：《赤壁后赋》云：‘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二道士，羽衣翩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俛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顾笑，予亦惊悟。’……《高道传》言，天宝十三年重阳日，明皇猎于沙苑，云间有孤鹤徘翔，上亲射之，其鹤带箭翥于西南，众极目久之，不见。益州城西有道观，徐佐卿尝自称青城山道士，一岁凡三四至观，一日，忽自外归，携一箭，谓人曰：‘吾行山中，偶为此矢所中，已无恙矣。然此箭非人间所有，越明年，箭主至此，当付之。’复题其时云：‘十三载九月九日也。’明皇狩蜀，至观，见其箭，命取阅，惊异之，乃知沙苑所射之鹤，即佐卿也。此赋指道士为鹤，正暗用此事。”不过苏轼原文鹤化道士乃在梦境中，与这个故事存在明显不同，这个区别也是理解苏轼原文主题的一个关键。
[21]关于《后赤壁赋图》结尾部分打破了绘画长卷构图的一般规律的看法，笔者采纳了门人张蕴爽博士的意见。张蕴爽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中国文学和艺术史研究，并获得博士学位。本文撰写过程中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交流讨论，她的意见启发我重视《后赤壁赋图》的结尾部分，使本文增色，谨此致谢。
[22]俞文豹：《吹剑录·四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转引自《苏轼资料汇编（上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49页。
[23]见衣若芬：《谈苏轼〈后赤壁赋〉中所梦道士人数之问题》，氏著《赤壁漫游与西园雅集——苏轼研究论集》，线装书局2001年版。
[24]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8页。
[25]《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本朝四，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15页。
[26]苏轼自书《赤壁二赋》墨迹碑帖，见清光绪杨守敬、杨寿昌：《景苏园帖》。
[27]孔凡礼《苏轼佚文汇编拾遗》卷下据《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百八引，见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72页。
[28]《苏轼诗集》卷二十一，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15页。
[29]李军：《视觉的诗篇——传乔仲常〈后赤壁赋图〉与诗画关系新议》，载《艺术史研究》第十五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1—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