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具名利：士人贽文的现实影响
古代中国的士人阶层往往担负文化传承、社会运行、政治走向的执行任务，也是文学创作、知识传播的重要群体。在当时社会，士人掌握的文化、知识，与他们安身立命，参与社会政治有何关联？才具与名利之间如何相互影响？而这些问题与士人贽文又有何关系？学界也做过一些梳理，如钟晓峰的研究就指出布迪厄“场域理论”与古代中国文坛运转模式的相似性，并注意到科举背景下诗人“文章声名”对其社会价值、文学资本的影响。[25]
孙抃在谈到贽文者时，曾说其人“手携数万言，干当途者以售其道”[26]。这里说的“道”或指其“所业”，代表此人的知识文化水平，亦即“才具”，而数万言不过是其表现形式。士人向“当途者”展示他的才具，为数不少者是希望将其才具转化成现实利益。古人常说的“售其道”之“售”，正有交换、换取之意。但这一交换过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不妨略举数例以见之。
首先，士人贽文获得认可，能为他们博得誉望。誉望，大约就是晚唐以来诗人们时常强调的“文章声名”。以才具获得誉望，是贽文中最常见的形式。华镇曾直言：“苟未获题品于师儒宗匠之门，则安能接武英躔，曳裾文囿，度越夷等，光映人表哉？”[27]获得品题，从而能获得更多关注，进而超越群彦、脱颖而出，这正是“誉望”对贽文者起到的作用。庆历间，文同向文彦博贽文，获得赏识，时人称：“今太师潞公守成都，誉公所贽文，以示府学，学者一时称慕之。”[28]文彦博不但向府学学生称赞文同的诗文，对其人品也称不容口，至有“与可襟韵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不到”的溢美之辞。《宋史·文同传》录文彦博此句，用以证明文同的誉望，足见文彦博的称美带来的正面效应。[29]
仁宗朝参知政事薛奎是欧阳修的岳丈，欧阳修叙述其获得声誉的经历有云：“既举进士，献其文百轴于有司，由是名动京师。其平生所为文至八百余篇，何其盛哉！”[30]薛氏生平作文八百余篇，笔耕之勤由此可知，不过，若非贽文百轴，未必能顺利地声名鹊起。才具正如金珠美玉，若藏在人们无法得见处便无法获得誉望，一旦通过贽文展现，就可以收获誉望。当然，贽文只是士人主动展示才具的重要途径之一，除贽文之外，其他途径也可以展示才具。
欧阳修年少贽文也曾得到交口称赞的好处。荆南有乐秀才谒欧阳修，欧阳修对报书称：“前者舟行往来，屡辱见过。又辱以所业一编，先之启事，及门而贽。田秀才西来，辱书；其后予家奴自府还县，比又辱书。”[31]欧阳修并写道：
然蒙索仆所为文字者，此似有所过听也。仆少从进士举于有司，学为诗赋，以备程试，凡三举而得第。与士君子相识者多，故往往能道仆名字，而又以游从相爱之私，或过称其文字。故使足下闻仆虚名，而欲见其所为者，由此也。[32]
这是一段极有意思的文字，欧阳修从地方文人贽文而成长为文坛领袖，在他自己看来是与他所识士人“以游从相爱之私，或过称其文字”的结果。三举中第，算不得一鸣惊人，但欧阳修以文章获得众人称赞，取得了自身的誉望。李之亮先生分析欧阳修文坛宗主地位形成过程时，有一段同样极有意思的文字：单打独斗的王禹偁、穆修所缺的“势”，其实正是誉望累积尚未达到质变的程度。而欧阳修既有才具为底，又在众口一词的赞许中获得了足够的誉望，因而能有不断上行的可能。而这个过程，在初起时也是通过投献贽文的方式达成，此事不需再赘言。
文士相高，也不能不说是欧公文学地位提高的一大因素：欧公对尹洙、梅尧臣等人的揄扬固然增重了他们的声价，而尹洙、梅尧臣等人对欧公的揄扬，又反过来把欧公的文名推向更高。再加上欧公几位老丈人胥偃、杨大雅、薛奎在士林中的广泛传播，自然形成了欧公名气日重的大势。现在我们就能体会到王禹偁、穆修那种单打独斗的方式，为什么不可能成为文坛领袖人物的原因了，这就叫“势”。任何事情，不借助“势”是很难成功的。[33]
其次，通过贽文有可能直接获取经济利益，实现文化与经济间的流转。《续湘山野录》载云：
晏殊相年七岁，自临川诣都下求举神童。时寇莱公出镇金陵，殊以所业求见，莱公一见器之。既辞，命所乘赐马、鞯、辔送还旅邸，复谕之曰：“马即还之，鞯、辔奉资桂玉之费。”知人之鉴，今尠其比。[34]
晏殊七岁求谒镇守金陵的寇准，能够获得接见，可见当时文人投献前辈的一般风气。在记录者看来，因为晏殊应试神童举的身份，在地方已经获得足够的誉望，掌握着相应的才学，具有应试的资格，因此具备了谒见方面守臣的资格。寇准不但“一见器之”，且以“鞯、辔奉资桂玉之费”。应神童举的举子能获得资助，正因为他投献的“所业”获得了赏识。晏殊的才具在这里转换成了现实的经济利益。
张咏欣赏彭乘，却“默览殆遍，无一语褒贬，都掷于地”。至彭乘“将赴阙，临岐托鉴召彭至，语之曰：‘向示盛编，心极爱叹，不欲形言者，子方少年，若老夫以一语奖借，必凌忽自惰，故掷地以奉激。他日子之官亦不减老夫，而益清近。留铁缗抄二百道为缣缃之助，勉之。’”[35]彭乘投献所业，也得到了张咏的经济资助。类似的事例甚多，基本是由受谒者直接资助谒者，帮助谒者更上一层楼。
宋代地方文士通过贽文，不断扩大交际人群，积累人脉，为出仕做准备。不过，宋人仅凭贽文直接获得政治身份，不由为官入幕而参与政治活动的现象极其罕见。但是受谒者若为贽文者的才学打动，在因缘际会下，也可能通过科举手段，帮助谒者上行流动。如连州人邵安石，“高湘侍郎南迁归朝，途经连江，安石以所业投之，遂见知，同至辇下。湘知贡举，安石擢第”[36]。邵氏之谒高湘，并不能预知其必然知贡举，而他能登第与手持文秉的高湘大开方便之门必有关联。这种偶然情况虽不多见，却也说明贽文有可能对贽文者发生此种现实影响。
如果说北宋文坛是由众多复杂关系组成的结合体，那么文人便是努力以才学、辞章为武器，攻入拥有更多行动者、掌握更多各类资源的精英层的。这个进攻的过程，是新人突破旧有格局，在各种资源重新配置中获得更多利益的过程。士人在此过程中受到现实的影响，同时也对文坛发生重要作用，贽文是其中一条常见的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