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辙的省试答策

《三苏先生文粹》卷三一收入苏轼五道策，《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修废官举逸民》《天子六军之制》《休兵久矣而国用益困》《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这五篇不见于《东坡集》和《东坡后集》，明人编入《东坡续集》卷九，茅维编入《苏文忠公全集》卷七，后者就是今人孔凡礼校点《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所用的底本。我们若是追究这五策的来历，它们恐怕就是由《文粹》的编者最初搜罗到的苏轼集外之文。孔凡礼又据《休兵久矣而国用益困》篇中有“自宝元以来，赋敛日繁，虽休兵十有余年”等语，计其岁时，推断此五篇是嘉祐二年（1057）省试的答策。^[5]这个推断应该是不错的，可以从《文粹》本身得到的旁证是，卷六五收苏辙的八篇策，前五篇的标题与此相同。二苏于同年进士登科，所以才会有相同题目的省试答策。比对苏辙自编的《栾城集》，这五策加上另外的三篇，整卷八篇文章都未收入，而且今人校点出版的《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乃至《全宋文》的苏辙部分，都漏辑这八篇佚文。可见《文粹》编者努力的成果，尚未完全被今天的学界所吸收。

进一步研究苏氏兄弟的省试答策，我们还能发现更有趣的线索。欧阳修《居士集》卷四八有《南省试进士策问三首》，其第一首云：

问：昔者禹治洪水，奠山川……夫禹所以通治水之法如此者，必又得其要，愿悉陈之无隐。^[6]

对照之下，不难看出，二苏五策中的第一道《禹之所以通水之法》，就是回答欧阳修的这一首策问的。欧公是嘉祐二年省试的主考官，第一道策由他命题，自是理所当然（其余四道应是别的考官所命题）。

那么，同样是在嘉祐二年通过省试的曾巩，情况又如何呢？《元丰类稿》中同样没有这些答策，但今人校点的《曾巩集》，却从现存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辑得不少佚文，其中有《黄河》一篇，实际上也是在回答欧阳修的这首策问，与二苏《禹之所以通水之法》相同。另外还有《财用》篇，细读文字，可发现其与二苏《休兵久矣而国用益困》也是相同策问的答策；还有《兵乘》篇，相当于二苏《天子六军之制》；《废官》篇，相当于二苏的《修废官举逸民》，都可以无疑。^[7]五策之中，金刻本实际上保存了曾巩的四策，篇题不同，是因为这些答策原本并无标题，都是编者搜集刊刻之时才加上去的。相比之下，《三苏先生文粹》所拟的篇题更为妥当，而曾巩的这四篇，从金刻本的编者到今天的辑佚校点者，都未意识到它们是曾巩的省试答策。如果没有《三苏先生文粹》所录二苏的策文可资比对，我们很难看出曾文的这种性质。

接下来的问题是，婺刻本、金刻本的编者从哪里得到苏、曾的这些集外文章？苏轼的学生李廌在笔记《师友谈记》中曾云，嘉祐二年的考官之一王珪，收藏了苏轼的“论与策二卷稿本”，到王珪儿子之时，“论卷窃为道人梁冲所得，今所存唯策稿尔”。^[8]这里指示了科举程文流传的一种可能的途径，就是从与贡院相关的人员那里传出稿本。当然，苏、曾二家自己保存了稿本，虽未编入别集，却被子孙传出，这也不无可能。不过，从曾巩各篇的标题都不够妥当的情况来看，估计他本人和家属并未经手。我们可以猜测稿本流传的各种途径，但其正本，即提交给贡院而保存在政府的科举档案中的正式文本，因为两宋之交档案管理体系的崩溃而四散流出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研究。

《三苏先生文粹》卷一六为苏轼《三传十事》，是关于《春秋》三传之文义的十篇解答，也不见于《东坡集》，明人编入《东坡续集》卷九，今见《苏轼文集》卷六。这十篇又见宋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三，题为《南省讲三传十事》，郎晔在题下注云：“仁宗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修考试礼部，既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即此十事。”^[9]可见它们也是苏轼的科举之文。接下来，《三苏先生文粹》卷一七为苏轼的《尚书解》十篇、《论语解》二篇和《孟子解》一篇，这些文章连《东坡续集》也不收，在茅维编入《苏文忠公全集》之前，可以说是《三苏先生文粹》所特有的，文章的性质也很像科举的程文。《三苏先生文粹》在搜罗三苏有关科举的文字方面，可谓竭尽全力。还应该提到的是，嘉祐二年省试的“论”，即《刑赏忠厚之至论》，二苏虽都收入了别集，但曾巩《元丰类稿》并不收入，《曾巩集》从金刻本辑得的《刑赏论》^[10]，实际上就是这篇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