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饭未尝忘君——苏轼对杜甫忠诚人格的推崇

苏轼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旷达乐观的人物，林语堂写了本苏轼的传记，直接题为《快乐天才苏东坡》（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而杜甫在人们心目中，却总是一副愁苦的形象，甚至有“许浑千首湿，杜甫一生愁”的俗语。二人的性格差别太大，似乎理当排斥。然而，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却将杜、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杜甫坚贞忠诚的人格使苏轼产生了共鸣。苏轼在《王定国诗集叙》中提出一个著名观点：

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耳，乌睹《诗》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夫发于性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4]

这种推崇“一饭未尝忘君”的观点，似乎与我们心目中的东坡相去甚远，令人大跌眼镜。但他在《与王定国》书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杜子美困厄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今见定国每有书，皆有感恩念咎之语，甚得诗人之本意。仆虽不肖，亦尝庶几仿佛于此也。^[5]

两次提及，当然不是一时兴发之语，而是有深刻的认同。这种说法被旧时代注杜者所坐实，如杨伦《杜诗镜铨》评《槐叶冷淘》诗“此所谓一饭不忘者也”。这种说法遭到当今一些学者的批判，被斥为“愚忠”，或者认为是封建士大夫为了适应其时代的政治需要对杜甫进行的曲解。苏轼的说法的确很难成立，唐人孟棨《本事诗》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6]宋人也多是如此理解。而苏轼却在“饥寒流落”的前提下，突出杜甫“一饭未尝忘君”的一面，这很令人费解。不过，仔细分析苏轼这两段话，我们可发现这样几点：其一，借批评司马迁赞扬《国风》《小雅》的说法，而推崇《大雅》的写作传统，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第一首就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同样说过：“大雅何寥阔，斯人尚典刑。”（《秦州见敕目薛三璩授司议郎》）黄庭坚也把杜甫诗看作“大雅”，并为之写过《大雅堂记》。《大雅》的特点就是“忠厚”“止于忠孝”。其二，苏轼提出此看法时正贬谪黄州，而他的朋友王定国也受牵连贬谪岭南宾州，不知何时能被朝廷召回。所以评杜甫诗，不仅提到“饥寒流落”，更加上“终身不用”，因而特别要向朝廷表明“一饭未尝忘君”的忠心。其三，苏轼特别指出，自己也像杜甫、王定国一样，“尝庶几仿佛于此”，一样的“感恩念咎”“止于忠孝”。苏轼离开黄州贬谪地后曾写下“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7]的句子，正表明愿报效朝廷的愿望。因此，苏轼对杜甫的解读，与其说是“曲解”，不如说是借杜甫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苏轼这种忠君观念也在他解读杜诗中表现出来，如《辨杜子美杜鹃诗》，反复强调“尊君”“造次不忘君”，以为有无杜鹃应以是否尊君为标准。

总之，苏轼不仅有潇洒旷达的一面，也有忠君报国、存心忠厚的一面。所以宋孝宗在《苏轼文集序》中特别指出：“故赠太师谥文忠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8]这正是杜甫人格熏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