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到相嘲雅见知：论宋代交游文化语境中的“戏人之诗”

上海师范大学　姚华

在以诗之言志、抒情、美刺等功能为重的古典诗歌传统中，以游戏姿态而为的俳谐戏谑之作多受轻视与非议，亦较少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然而事实上，这类诗作数量众多、自成传统，是古典诗歌丰富艺术面貌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较之前代，游戏性写作在宋朝得到了更为显著的发展。宋诗中多诙谐、风趣之语，形成与主情的唐诗不一样的审美体验，此亦唐、宋诗歌转型痕迹之一。已有学者自不同角度述及宋诗这一特征。^[1]值得注意的是：游戏性诗作事实上包含了多重主题，或为自嘲，或为咏物，或为赠人，或为记录琐事的日常书写，或面向自然嘲风戏月——写作语境既不相同，诗人所使用的话语策略及所欲实现的诗歌功能便也各异，诗中所包含的游戏因素实亦不相一致。而现有研究多为泛论，尚缺乏类型化的观察与讨论。

在宋代数量庞大的游戏性写作中^[2]，占据主体的是一种较为专门的诗歌类型，本文将之称为“戏人之诗”。这类诗作有明确的酬赠对象，以打趣、戏谑他人为主要旨趣，且往往以动词性的“戏”字加上所戏对象的名字命题，如苏轼《戏子由》、陈师道《戏元弼》、孔平仲《戏张天觉》、蔡肇《小诗戏无咎》、吴处厚《戏王安国》等，或者以“戏赠”“戏呈”“戏简”“戏答”“以诗戏之”等方式在题中点出与所赠对象戏谑玩笑的写作意图，形式上非常醒目。戏人之诗的特殊之处在于拥有非常具体的对话对象，作于人际交往的背景之下，隶属区别于“独吟诗学”的“酬唱诗学”。^[3]可以说，我们对宋诗善戏谑之印象的主要来源，正是这类诗作的大量存在。^[4]换言之，宋诗谐谑风格之形成，并不仅仅是诗人个体的美学倾向，同时也相关于书写语境对语体、写作方式及诗歌功能的选择与要求。

戏人之诗的写作语境非常明确，即宋人之交游。戏人之诗既内嵌于宋代交游文化的整体背景之中，又构成了宋人交游的一种具体形态。近年来，学界对宋人交游行为及交游诗作的研究已日趋深入^[5]，然而对戏谑在交游及相关文学书写中的表现及意义尚缺乏关注。然而戏语谑谈实为友人间日常交往中极常见的内容，游戏甚至被视作人与人之间“元交往的系统方式”^[6]，其重要性不应忽视。本文便试图在宋代交游文化语境下对戏人之诗的发生、背景、主题、艺术及功能进行立体考察，以期为宋诗的谐谑特征、宋人的交游文化以及写作语境对诗歌艺术形态之塑成等命题带来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