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的系列与文集形态
《三苏先生文粹》编排“论”文的顺序，也很有特色。以卷二〇至卷二三所录苏轼的一系列以历史人物为题的“论”为例，总共三十六篇，有二十篇来自苏轼早年的“贤良进卷”，见七集本之《应诏集》，也见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至卷八“进论”部分；另外十六篇则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二至卷一四“论”的部分；郎晔有注云：“自此以下十六篇，谓之志林，亦谓之海外论。”[15]这是苏轼晚年在海南岛写成的。郎晔将苏轼不同时期的两组作品分开编集，而《三苏先生文粹》却将它们交错混编，如下表：看来，《三苏先生文粹》的编者根据这些“论”所涉人物的身份（天子、诸侯、大臣、思想家）和时代先后，自己排列了一个顺序，所以不但将两组文章混编，偶尔还改动其标题。这种编法，在今天被广泛使用的《苏轼文集》中也留下一些影响，如上表所示，大部分“海外论”见《苏轼文集》卷五，“进论”则见于卷三、卷四，但原属“海外论”的《宋襄公论》与《士燮论》（《三苏先生文粹》题为《范文子》），却被插在原属“进论”的系列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苏轼别集原来的结构。
（续表）
混编情况更为复杂的是苏辙有关历史的“论”。苏辙早年的“贤良进卷”中也有一批进论是史论，见《栾城应诏集》；而晚年又写作《历代论》四十五篇，见《栾城后集》卷七至卷一一；另外他还著有《古史》一书，用纪传体写秦代以前的史事，里面有不少论赞，也被后人析出，加个标题，视为单篇史论。这样，苏辙的此类文章就有三组。检麻沙本《类编增广颍滨先生大全文集》，其卷六二为“古史帝纪论”，卷六三为“古史世家论”，卷六四以下为“古史列传论”，这些是从《古史》析出的论赞；卷八一、卷八二“人君论”，卷八三、卷八四“人臣论”和卷八五“杂论”的一部分，都来自《历代论》。虽然按照分类对具体篇目加以重新排序，但《古史》论赞与《历代论》两组文章还是分别编辑的。因这部麻沙本有残缺，我们在其中找不到进论中的史论，但大抵可以推测，它们不会与前两组相混。然而，《三苏先生文粹》却将这三组文章全部打散，按所论时代顺序交错混编，仅举《三苏先生文粹》卷四八的七篇“论”为例：
《三苏先生文粹》从卷四八至卷五七，收录苏辙的史论整整十卷，都是以这样的方式编集的。对于南宋的应考举子来说，这样的文本等于按时代顺序汇编了苏辙的有关议论，方便其参考采择，可以说非常符合市场的需要。
除了“论”与“策”之外，《三苏先生文粹》还收入了三苏的奏议、书、记、序等其他各体文章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三苏文章写作的高度成就。而如卷三九至卷四一苏轼的《迩英进读》、评史、杂说之类，则是篇幅比较短小的“小品文”，其数量不少，且也为《东坡集》《东坡后集》所未收，若要一一追索它们的来源，其难度将比上文所述的“策”“论”更大。这方面也可以进一步作具体的研究。
在中国文学史上，三苏的文章无疑是“古文”的经典，除文章本身的价值外，这种经典以何种形态被历代传习，也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课题。可以说，《三苏先生文粹》的编者以服务于科举为目的，塑造了“三苏文”的一种形态，而呼应了南宋场屋举子的需要。一方面，由于《三苏先生文粹》在有关科举之文的搜集上几乎竭尽全力，其成果非常出色，故能为我们提供三苏的许多集外文章；另一方面，也由于这么多集外文的加入，且跟三苏别集原有之文混编，就有可能塑造出新的文集形态。在今人整理校点的三苏文集中，苏洵、苏辙的文集是以原来的《嘉祐集》《栾城集》为底本而另附辑佚的集外文，所以整体形态变动较小，但影响最大的《苏轼文集》，则以吸收包括《三苏先生文粹》在内的各种资料所提供的集外文后重新编纂的《苏文忠公全集》为底本，故《三苏先生文粹》所有的集外文（如上文所述科举程文）及其编排特点（如上文所述“论”体文章的混编情况），乃至有些文章的标题、文本中的异文等等，都对现今通行的文集形态起到了塑造的作用。这是除了搜辑佚文以外，我们研读《三苏先生文粹》的另一种意义所在。
【注释】
[1]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章学著述汇编、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5ZDB066）阶段性成果。
[2]《苏文忠公赠太师制》，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首，《四部丛刊》本。参见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440页。
[3]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82页。
[4]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7页。引用了傅氏著录后，谓“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误。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是另一婺州刻本，牌记作“婺州东阳胡仓王宅桂堂刊行”，其中“东阳胡仓王”五字有明显的挖改痕迹，中华再造善本据此影印，名之为“宋婺州吴宅桂堂刻、王宅桂堂修补印本”。
[5]《苏轼年谱》，第52页。
[6]《欧阳修诗文集校笺》，洪本健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7页。
[7]《南丰曾子固先生集》第九、十卷为“杂议”十篇，《财用》《兵乘》在卷九，《废官》《黄河》在卷十，见《曾巩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46、752、753页。常见的策问，一首之中包含几个问题，而答策则随问作答，所以根据文中相近文字和陈述的顺序，可作如上判断。
[8]李廌：《师友谈记》“王丰甫言郇公得东坡进士举论策稿”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4页。
[9]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三，《四部丛刊》本。
[10]《曾巩集》，第759页。
[11]苏轼也于同年参加“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也上交了“贤良进卷”，即七集本中的《应诏集》，五十篇策论全，而不包括五经论。参见朱刚：《北宋贤良进卷考论》，载《中华文史论丛》第93期，2009年3月。
[12]顾永新《二苏“五经论”归属考》主苏辙作（《文献》季刊2005年第4期），刘倩《二苏“五经论”归属再考证》主苏轼作（《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13]舒大刚、李冬梅：《苏辙佚文二篇：〈诗说〉、〈春秋说〉辑考》，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稍后，顾永新《苏辙佚文两篇疏证》对此二文在南宋以来诸多刊本中的载录情况作了清理（《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
[14]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46页。
[15]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二总题“论”下注文，《四部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