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敦颐存世的诗虽然数量不多，但体裁完备，凡五绝、七绝、五律、七律、五古等均有尝试；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如读书悟道，友朋酬答、探幽寻胜、寻仙访道、阐释义理等，均摄入笔端，特别是诗中的孔颜之乐与林泉之趣，尤其值得重点关注。
首先，我们来看周敦颐诗中的孔颜之乐。所谓“孔颜乐处”，指儒家先圣孔子与其爱徒颜回对待个人生活与物质享受的一种恬淡态度，最早见载于《论语》的《述而》与《卫灵公》篇中，文中原本只微讽子路不堪困境，但在后来《墨子》《孟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史记》《孔子家语》等典籍的反复转述中，不断添入颜回择菜、索米、进食等细节，成为后人表彰孔、颜处穷而依旧弦歌不绝的极佳素材。在北宋，被许为“乃得圣贤不传之学”（《宋史·道学传序》）的周敦颐，为官清廉、乐善好施、生活俭朴而处之泰然，堪称当时文人重修为、善涵咏，倡扬孔颜精神追求与精神境界的典型代表。周敦颐的《通书》多处提及颜子，其中《通书·颜子第二十三》曰：“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不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2]天地之间还有比富贵更珍贵、可爱，且可以求的东西存在，这个东西就是人的精神追求，它与富贵根本不在一个层面，颜子对于富贵“不爱不求，而乐乎贫”，在周敦颐看来，他是“见其大而忘其小”，追求的是最高层面上人的精神境界。
唯其如此，周敦颐的诗自述心迹与行止，吟咏性情而不累于性情，将人格塑造、个体道德修养与诗歌创作紧密结合，多表现其安贫乐道、澹泊处世的思想与生活状况，表达对功名与利益诉求的鄙弃与不屑。其《题瀼溪书堂》[3]一诗实为周敦颐这一人格精神的诗意表达：
元子溪曰瀼，诗传到于今。此俗良易化，不欺顾相饮。庐山我久爱，买田山之阴。田间有流水，清泚出山心。山心无尘土，白石磷磷沉。潺湲来数里，到此始澄深。有龙不可测，岸木寒森森。书堂构其上，隐几看云岑。倚梧或欹枕，风月盈中襟。或吟或冥默，或酒或鸣琴。数十黄卷轴，贤圣谈无音。窗前即畴囿，囿外桑麻林。芋蔬可卒岁，绢布足衣衾。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名“濂”朝暮箴。元子与周子，相邀风月寻。
瀼溪源出江西瑞昌西北大瀼山、小瀼山之间，东南流入湓水。唐代元结尝居此，自称“瀼溪浪士”，写有《瀼溪铭》《喻瀼溪乡旧游》《与瀼溪邻里》等诗文。周敦颐诗中以“元子”自况“周子”，以曾在故里道州任过刺史的元结所居之“瀼溪”，比照自己在庐山莲花峰下的“濂溪”，以元结《瀼溪铭》中“瀼可谓让矣”的崇高人格寓示自己知足常乐、清廉自守的精神追求，其中“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两句，深得孔、颜澹泊名利，忧道不忧贫的人格精神，实为周敦颐处理物质享受与精神趋求关系的座右铭，是其“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通书·富贵》）伦理思想与价值观念的极好诠释，也是读者正确理解周敦颐精神世界的信息密码。
周敦颐在《通书·志学》中提出，“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除了以重视外在事功的伊尹为榜样外，还强调要努力学习重内在涵咏的颜回，作为自己砥砺品格的楷模。他不仅自己在精神上积极追求孔颜之乐，认真践履，身体力行，还以此规范、教诲弟子与他人。程氏门人记二程语曰：“明道先生尝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4]周敦颐要二程兄弟寻找孔子与颜回为何能在艰苦的环境中保持精神的愉悦，程颢在南安问学时才十五六岁，他究竟能否回答、怎样回答，我们不得而知，但从程颐《明道先生行状》“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5]的记载看来，他对这位老师的话体会应该很深。
周敦颐任永州通判期间，侄子仲章前来求情，希望谋取一官半职，周敦颐断然拒绝，并创作《任所寄乡关故旧》一诗，托其带回家乡，告诫其他亲朋故旧，自己虽然在本地做官，但依旧淡泊名利。诗曰：
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得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
常人做官追求大富大贵，周敦颐却力求勤政、“官清”，“停杯厌饮”“常餐淡菜”，不随波逐流，不追求荣华富贵，保持文人“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宋史·周敦颐传》）的本性，积极追求自身的精神之乐，并借此告诫家乡父老乡亲要安于本分，不能借助他的官势有非分之想。由此可见，孔颜之乐的追求不仅完善了周敦颐的道德品格，还丰富了他的诗歌内容，深化了他的诗歌思想，以致诋毁理学诗人甚巨的陈延杰也不得不说：“周敦颐只寻孔颜乐处，故诗歌能自辟哲理一境界，饶有逸趣。”[6]
关于周敦颐淡于物质享受，追求孔颜乐处的事迹，其友人潘兴嗣在《周敦颐墓志铭》中记载甚详：
君奉养至廉，所得俸禄，分给宗族，其余以待宾客。不知者以为好名，君处之裕如也。在南昌时，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苏。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人莫不叹服。此予之亲见也。
周敦颐一次得疾病假死，复一日后方醒，潘兴嗣为其料理“后事”，翻检家什，发现堂堂的南昌县令，家中竟只有一口破箱，钱数十文，还“处之裕如”；妻兄蒲宗孟的《周敦颐墓碣铭》亦云：“虽至贫，不计赀，恤其宗族朋友。分司而归，妻子饘粥不给，君旷然不以为意也。”[7]周敦颐为官三十余年，辞职退守时，竟“妻子饘粥不给”，还“旷然不以为意”。不慕荣华富贵，贫而能乐，对一般文人士子而言，已属不易，对一位置身仕途，手握一定权力的封建官员来说，那就更是一种养身修为，常人无法企及的崇高境界了。
周敦颐的散文名作《爱莲说》所阐发的核心思想，历来有不同说法。个人认为：主要就是“寻孔颜乐处”。这在南宋就有人论及，只不过不为今人熟知、乐道。该文表达作者本人的人生感悟和境界追求，有着特定的创作情景和历史语境。文中莲意象的营造虽与佛教有关，但“说”之为体，乃借物（事）言理，一如韩愈的《杂说》（四首）、《师说》。全文写莲只是手段，借莲明理，借莲咏怀，倡扬孔颜乐处的君子人格才是最终的目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莲有时被视作妖冶女子、男女情色的象征，周敦颐将莲赞为在泥不染、濯清不妖的花中君子，让莲荷有了大丈夫的躯干，这不是简单的文学创作新变，而是划时代的革命。周敦颐之爱莲，就是要像莲花那样，既不羡富贵（牡丹），又不慕隐逸（菊花），成为一个君子式的儒者。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讲的就是无论外在环境怎样改变，都要经得起各种挫折与磨难，在任何威逼利诱前，能够始终保持自己固有的本然状态。这和身处陋巷、粗茶淡饭，而不改内心之乐的贤者风范是一脉相承的。
唯其如此，南宋柴与之《敬题濂溪先生书堂》其二曰：“一诵《爱莲说》，尘埃百不干”，称颂《爱莲说》能产生激浊扬清、荡涤尘垢的精神力量；其一又说：“斯文传坠绪，太极妙循环。希圣诚何事，怀哉伊与颜。”以文学史上的《爱莲说》与哲学史上的《太极图说》相提并论，将其比作耕于莘野，乐尧舜之道，而后被商汤封官为尹（相当于宰相）的伊挚与贫而能乐的颜回。黄震《黄氏日钞》卷三十三甚至认为，《爱莲说》是对《通书·颜子》一章的补充，谓“《爱莲说》又所以使人知天下至富至贵、可爱可求者，无加于道德，而芥视轩冕、尘视珠玉者也”。在黄震看来，《爱莲说》具有无比强大的教育价值，它可使读者认识到常人所爱所求的至富至贵，于道德修养毫无作用，而轩冕、金玉等至珍至贵的东西都可以被视作极微极小的芥、尘。
怎样才能做到贫而能乐？周敦颐认为前提条件是“无欲”。如他为数不多的几篇散文之一《养心亭说》，敷衍《孟子》“养气”之说，倡扬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的思想，提出“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的观点[8]。他的孔颜之乐及其在诗文中的表现，是其“道充是贵，身安是富”人生观与价值观的生活化与具体实践，是他发圣人义理、澡雪人心的有效方式。因此，周敦颐的人生态度或生活情调没有后世某些儒者的危苦味与酸笋气，始终保持孔颜之乐的人格魅力，赢得后人的仿效和追捧。友人潘兴嗣《赠茂叔太博》赞其：“心似冰轮浸玉渊，节如金井冽寒泉。每怀颜子能希圣，犹笑梅真只隐仙。”颜子即颜回，梅真指汉代梅福，字子真，故称“梅真”。他弃官归里，传以为仙。在周敦颐看来，一个人修身的目的不是像梅真那样成仙、成佛，而是要像颜子那样成为垂范百世的圣人。周子这一人格精神在当时颇具代表性，在北宋文人所经历的由“先忧后乐”的家国情怀到追求“孔颜乐处”的君子人格之转变过程中，如果说范仲淹及其《岳阳楼记》是宋初文人淑世精神典型代表的话，那么周敦颐及其诗文中所倡扬的孔颜之乐的君子人格与慎独意识则标志着这一转型的完成。如果说，因苏轼的推崇，陶渊明在宋人中的地位渐隆，那么，也正是因周敦颐的表彰，颜子在宋人心目中超过孟子，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成为涵咏情性、修身悟道的楷模。程颢《秋日偶成二首》其一曰：“退居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后来吕大临那首为程颐所喜欢、称道的《送刘户曹》，所谓“独立孔门无一事，惟传颜氏得心斋”二句，亦是夫子自道。周敦颐追求孔颜乐处，主张人品如玉，非惟高贵，且不容玷污，他所倡导的这一高尚人格精神，乃至他开创的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理应得到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