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道相知：文人共同体的强化

除了以巧语奇思带来快乐之外，从更深的层面看，流溢于诗中的戏语还是对诗歌赠往双方亲密关系的印证，是对“知己”关系的指示。戏谑是对一般人际交往规范的有意违反，以此拉近人与人之间由“礼”所设的等级区分。能够从容相戏而不以为意，这样的交往方式需要建立在双方相知相好的情感基础之上。此外，宋人诗中的不少戏谑针对对方生活中较为琐碎、私密的事件而发，非十分亲近者所不能知。对私人性情感、经验的分享，亦有助于强化亲密感。

而是否认同一种戏谑性的交往之道，也能成为区分不同文人共同体的方式。在北宋洛、蜀、朔党争的政治背景下，苏门文人便曾因“轻薄虚诞”“有如市井俳优之人”等名而遭弹劾。^[48]此语固出于党派偏见，但也与苏门文人不避戏谑的日常行事方式有关。对“戏谑”的宽容与认可使苏门文人区别于彼时的道学家群体，形成一个基于自身价值理念的文人共同体。

苏门文人理想中的君子形象并不排斥戏谑的表现形式，并因此而更接近于真实的生活，体现出对儒家之道的发展。^[49]这背后有佛教真、俗二谛义思想的影子。黄庭坚曾释“不俗”称：“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50]在严肃的问题上有所坚守，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则可近于常人，苏门文人的谐谑正是以此“俗里光尘和，胸中泾渭分”^[51]的精神姿态为基础，于无伤大雅处调笑，却并不触动基本的儒家道德规范。如黄庭坚诗中对扬雄、韩愈等人俳谐性写作的评价“子云赋逐贫，退之文送穷。二作虽类俳，颇见壮士胸”^[52]，以壮士胸怀而为俳谐之文，才不至坠入庸俗无谓、无可无不可的游戏人生之态。苏门文人的戏谑之辞正是以类似“君子”“壮士”之道为旨归，以有所坚守的人格为基础，在戏谑的表象下不失对崇高价值的认可。

谐谑性的交往方式体现了苏门文人对“儒家之道”的理解方式，亦构成了这一文人共同体在想象士人的理想化人格与现实应世方式上的特殊性，对促进文人共同体的亲密性与认同感具有潜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