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戏人之诗”的发达

从历史上看，戏人之诗并非自古有之。唐前极少可见这类诗作。初盛唐诗人偶有为之者，然亦未成风气。杜甫集中最早可见以诗戏人的自觉兴致。^[7]但这一题材的频繁出现，应始于中唐白居易。白诗以浅适、日常为特征，且喜与元稹、刘禹锡等文人密友往来酬赠，其诗“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8]，故集中多“朋友戏投”的玩笑诗语。^[9]可以说，“戏人之诗”的兴盛是伴随诗歌表现题材在中唐以后的扩容而产生的现象，同时又以稳定、亲密的文人交游群体为依托，是诗歌写作日常化、交际化转向的体现。

宋承中唐以来诗歌新变的轨迹，延承并发展了这一写作。宋代“戏人之诗”不仅数量远较前代为多，且流行于知名的诗人、诗派之间，成为宋诗风格的重要构成。北宋诗坛最为核心的两个诗人群体——欧门及苏门文人便皆多有此作。欧阳修与韩绛、王珪、范缜、梅挚、梅尧臣等人的礼部唱和诗即“时发于奇怪，杂以诙嘲笑谑”^[10]，并在更长的时间段中与密友如梅尧臣之间保持着以诗笑谑的习惯与不避诙嘲的友情，留下了“韩孟之戏”^[11]等著名典故。至如苏门文人，更以雅谑擅戏著称。以苏轼、黄庭坚为例，二人各有百余首诗以“戏”名题，其中很大一部分便是戏人之作。由于这一现象非常突出，“戏人”（或表述为“戏赠”“戏谑”）作为一种独立的诗歌类型出现在宋人所编苏、黄诗集的分类中。^[12]以苏、黄为代表的苏门文人群体之间多有以诗嘲戏的行为。仅《王直方诗话》中便记载有苏轼戏顾子敦、钱穆父（“顾屠”条），山谷戏俞清老（“山谷和俞清老诗”条）、王炳之、夏君玉（“山谷以诗嘲戏”条），陈师道、黄庭坚、秦观戏张耒（“张文潜在一时中人物最为魁伟”条），陈师道戏秦觏（“后山嘲秦少章”条）等多个例子。元祐年间，苏门文人齐聚汴京，诗歌酬赠频繁，这一背景亦促成了戏人之诗的兴盛。“以游戏为诗”也被视为元祐体诗歌的风格特点之一^[13]，流波深远。

南宋中兴诗人的诗作中，也常常可见友人之间的相互戏谑。以杨万里为例，其与陆游之间有《答陆务观佛祖道院之戏》《云龙歌调陆务观》等戏谑性诗歌往来。而在杨万里与尤袤之间，更有非常著名的“尤杨雅谑”，二人以各自姓氏的谐音“蝤”“羊”为戏。^[14]此外，杨万里浸濡理学，与朱熹交往颇深。与一般人对理学家诚穆恭敬性格的程式化印象相异，二人之间亦常有戏语谑谈，故《诗人玉屑》载“晦庵先生与诚斋吟咏甚多，然颇好戏谑”^[15]，今诚斋集中亦可见《戏跋朱元晦楚辞解二首》等戏语往来。

当朝名士之外，“戏人之诗”也常见于不少并不十分知名的诗人集中，例如邹浩、赵鼎臣、王洋、孙觌等，显示出这类题材在宋人写作中的普遍性。此外有一些诗，诗题中并无“戏”字，但在具体的诗句或个别用词中带有嘲戏的意味。诗话笔记作者、后世注诗评诗者往往热衷于留意这类细节，将其点出。如陈师道《和寇十一晚登白门》一诗，方回《瀛奎律髓》释称：“白门在徐州，亦曰白下，地近狭邪。寇国宝，后山乡人，屡引白下事戏之，‘小市、轻衫’之句，亦所以寓戏也。”^[16]这些带有嘲戏性质的诗歌细节也颇能见出宋人以诗酬人时“戏赠”“戏谑”的写作习惯。

由上可见，戏人之诗可谓宋代交际之诗的一种特殊类型，已于宋人间构成自觉的写作意识与普遍的写作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