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词学范畴
词学范畴是对词学思想、词学批评的理论概括，是词学思想的结晶。况周颐的词学批评理论中，曾使用过诸多词学范畴，这些范畴有些乃继承前人而又有所发展改造，有些则主要是他的发明。词学范畴在况周颐的词学系统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可以说理解况氏的词学范畴是理解他的词学批评理论的重要前题和条件。况周颐在使用这些词学范畴时曾加以诠释，但也有语焉不详的情况。在唐宋词的鉴赏时，况周颐亦常常拈出他的词学范畴，于是词学范畴与词作词人的映照就为研究者开启了一扇理解认识之门，他的唐宋词鉴赏的实践可谓弥补了他批评理论的“缺失”。
在况周颐的词学批评理论中，范畴居于核心的位置，最为著名的是“重、拙、大”，成为其具有标志性的词学范畴。况周颐对重、拙、大有一些解说，如云：“轻者重之反，巧者拙之反，纤者大之反。”[16]这种解释用概念解说概念，虽然进了一层，但不免仍有隔膜模糊之感，甚至造成了后人对其重、拙、大范畴理解的歧义。况周颐常用重、拙、大分析唐宋词和词人，通过这些实例可以反观况氏这些词学范畴的意涵。
况周颐解释“重”云：“重者，沉著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于梦窗词庶几见之。即其芬菲铿丽之作，中间隽句艳字，莫不有沉挚之思，灏瀚之气，挟之以流转，令人玩索不能尽，则其中之所存者厚，沉著者，厚之发现乎外者也。”[17]从这段话来看，“重”主要在“气格”，属于思想情感的范畴，有“沉挚之思，灏瀚之气”的“厚”，思想深沉，情感充沛，并以吴文英词为典型。于是研究者认为“重”就是有寄托。况周颐在具体词人词作的鉴赏中也提到了“重”：
程怀古《洺水词》颇多奇崛之笔，足当一“重”字，《四库》列之存目，稍形屈抑。如《水调歌头》“日毂金钲赤”云云，此等词可医庸弱之失。
（《历代词人考略》卷三十四）
这是将范畴“重”与词作直接联系的例子。程珌的《水调歌头》全文为：“日毂金钲赤，雪窦水晶寒。支机石下翻浪，喷薄出层关。半夜雌龙惊走，明日灵蛇张甲，蜚上石盘桓。多谢山君护，未放醉翁闲。安得醉，风泚泚，露珊珊。翠云老子，邀我瑶佩驾红鸾。一勺流觞何有，万石横缸如注，虹气饮溪干。忽梦坐银井，长啸俯清湍。”这首词中奇崛瑰丽的景色与文人的逸情轻狂相映成趣。况周颐将“奇崛”与“重”相联系。况氏所说的“奇崛”与“庸弱”相反，皆属风格范畴。由此例来看，将“重”仅仅解释为寄托至少是不全面的。
再如“拙”，况周颐相关的说法是：“词忌做，尤忌做得太过。巧不如拙，尖不如秃。”[18]况周颐曾将“拙”比喻为“赤子之笑啼然”[19]，是形容自然表现的状态。“拙”亦称“质拙”，况周颐曾举宋人李从周词的例子说明，他说李从周的《抛毬乐》：“绮窗幽梦乱如柳、罗袖泪痕凝似饧。”《谒金门》：“可奈薄情如此黠。寄书浑不答。”这些词句“不坠宋人风格”“其不失之尖纤者，以其尚近质拙也”[20]。意为：李从周词中所用“凝似饧”“浑不答”这类口语化词语并非出于语言的求新求奇，而是基于情感表现的“质拙”。况周颐还举周邦彦词的例子，他说清真词“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梦魂凝想鸳侣”“多少暗愁密意，唯有天知”“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拼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此类词句“愈朴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不妨说尽而愈无尽”，还认为这样词语要比“颦眉搔首，作态几许”的词要可贵得多。[21]周邦彦的一些情词，尤其上举的词句，模拟女子的声腔口吻的第一人称描写，曾受到词论家如沈义父的诟病，而况周颐却认为这些词写出了真实的情感，是自然的表现，是朴拙的表现，应予充分肯定。
更值得注意的是对“大”的运用。况周颐在词话中很少对“大”加以解说，正如夏敬观所说“况氏但解重拙二字，不申言大字”[22]，因而后世对“大”的解释也分歧最大。[23]在《蕙风词话》中有一则涉及“大”的词话：
《玉梅后词·玲珑四犯》云：“衰桃不是相思血，断红泣、垂杨金缕。”自注：“桃花泣柳，柳固漠然，而桃花不悔也。”斯旨可以语大。所谓尽其在我而已。千古忠臣孝子，何尝求谅于君父哉？[24]
况周颐的弟子赵尊岳做了进一步解释：“其谓桃作断红，垂杨初不之顾；而衰桃泣血，固不求知于垂杨，亦以尽其在我而已。以此喻家国之大，喻忠孝之忱，同非求知，自尽其我。”[25]有些研究者也许是看到“家国”“忠孝”等字眼，认为“大就是寄托邦国大事。”其实赵尊岳的解释的重心在于“自尽其我”，也就是情感的一往无前无怨无悔。这种情感可以体现在家国等“大事”，也可以体现在男女私情的“小事”。关于这一点如果对况周颐的词学进行系统考察，尤其是考察他的唐宋词鉴赏，可以得到更为确切的印证。且看下面两个例证：
《花间集》欧阳炯《浣溪沙》云：“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自有艳词以来，殆莫艳于此矣。半塘僧鹜曰：“奚翅艳而已，直是大且重。”苟无《花间》词笔，孰敢为斯语者。[26]
欧阳炯的这首《浣溪沙》描写男欢女爱的床笫之欢，乃纯粹的“艳词”，与家国大事丝毫无涉，那么这首词如何体现“大且重”呢？从引录的词句来看，“此时还恨薄情无”，质问语气，是词中人物情到浓处的表白。如果说“大”，正是情感之深挚。再来看另一例子：
李长孺《八声甘州·癸丑生朝》云：“叹平生霜露，而今都在，两鬓丝丝。”只是霜雪欺鬓意耳，稍用曲笔出之，不失其为浑成。词之要诀曰：重、拙、大，李词云云，有合于“大”之一字，大则不纤，非近人小慧为词者比。[27]
李长孺的这首《八声甘州》抒发人生苦短、老之将至的慨叹，词人的深沉感情跃然纸上。这种情感不纤弱，不刻意曲折，这样的表达也符合况周颐所说的“大”。
以上两首词既无寄托，亦无邦国大事，却都被解说为“大”，可见王鹏运、况周颐所说的“大”应与寄托邦国大事没有直接关系。
况周颐评论元代刘秉忠词作的风格云：“真挚语见性情，和平语见学养。近阅刘太保《藏春词》，其厚处、大处亦不可及。”[28]可见“真挚语见性情”即是“大”。况周颐又云：“作词须知‘暗’字诀。凡暗转、暗接、暗提、暗顿，必须有大气真力，斡运其间，非时流小惠之笔能胜任也。”[29]“大气真力”与“真挚语见性情”意涵相通；以“大气真力”与“小惠之笔”相对，“小惠之笔”即为“纤”，“纤”即“大”的对立面。以此再来看况周颐对欧阳炯《浣溪沙》和李长孺的《八声甘州》的评说：欧阳炯词虽然“艳”，但写出了用情之专；李长孺词“稍用曲笔出之，不失其为浑成”，为“大”；如果用“曲笔”玩弄技巧，就是“小慧”，就是“纤”。况周颐以此为例说明了“大”与“纤”的区别。总体来看“真挚语见性情”“大气真力”无疑是“大”的诠释。
在况周颐的词学范畴概念中，除了“重、拙、大”之外，“自然从追琢中出”这个命题也值得高度重视。这个概念接受于王鹏运，贯穿于况氏词学的始终，又作为词学家法传授于衣钵弟子赵尊岳。况氏的《餐樱词自序》谈到王鹏运对他词学的影响：“己丑薄遊京师，与半塘共晨夕。半塘于词夙尚体格，于余词多所规诫，又以所刻宋元人词，属为斠雠，余自是得阅词学门径。所谓重、拙、大，所谓自然从追琢中出，积心领而神会之，而体格为之一变。”这篇序作于1915年，是回顾自己一生习词、治词经历的文章。文中谈及“自然从追琢中出”乃王鹏运的教导，这句话与“重、拙、大”相提并论，并产生了况周颐词学思想重大转变的重要影响，可见其意义。其后在况周颐的词学论述中，多次强调“自然从追琢中出”。如写于1918年（戊午）的《州山吴氏词萃序》中说：“吾闻倚声家言，词贵自然从追琢中出。”直至晚年所写的《词学讲义》还说：“填词口诀，曰自然从追琢中出，所谓得来容易却艰辛也。”况氏将“自然从追琢中出”视为“倚声家言”，视为“填词口诀”，可见他对这个词学范畴的重视。况周颐还将这个“填词口诀”传授于弟子。赵尊岳《蕙风词话跋》记载了况周颐的教诲：“溯自辛酉二月，尊岳始受词学于蕙风先生……运实于虚，融景入情，出自然于追琢，声家之能事毕矣。”况周颐将“出自然于追琢”作为词学衣钵传授给了弟子，其重视程度可见。
在唐宋词的鉴赏的实践中，况周颐通过南宋词人杨泽民《玉楼春》的例子说明何为“自然从追琢中出”。杨词原文：“笔端点染相思泪。尽写别来无限意。只知香阁有离愁，不信长途无好味。行轩一动须千里。王事催人难但已。床头酒熟定归来，明月一庭花满地。”况周颐评析此词云：“所谓自然从追琢中出，雅近清真消息。”（《历代词人考略》卷二十）这首《玉楼春》写离愁别绪，由闺中写到旅途再回到闺中，结构安排十分讲究，但又由思绪前引，没有刻意之感。“追琢”与“自然”是一对矛盾，“追逐”表现为人为的加工，思致的刻意，结构的安排，语言修辞的雕刻等等；“自然”则反之。在况周颐看来，自然美是最高的境界，但是放任自然毫无约束也不是好的作品，一般词人的作品更是如此；“追琢”无疑会带来许多弊病，但高明的词人会将“追琢”化为无形，将人工的巧思融入自然的表现之中。况周颐“雅近清真消息”一语更值得重视，此语肯定杨泽民学习周邦彦而有成就，同时也透漏出对周邦彦词的高度评价，即周邦彦词才是“自然从追琢中出”的最高典范。况周颐曾高度评价周邦彦词：“《清真》一集，深美闳约，兼赅众长，为两宋关键。”[30]“宋词深致能入骨，如清真、梦窗是。”[31]通过上述对杨泽民及周邦彦的评论可以知晓，况周颐认为周邦彦词之所以高妙，在处理“自然”与“追琢”的关系上无人可及应是重要原因。
理论总是抽象枯燥的，而文学作品却色彩斑斓。况周颐以长于批评理论而享誉词学史，他的许多词学观点、词学范畴、词人评价、词史论断在当世及以后影响巨大。然而由于批评理论的抽象特性，也造成了解读者的不少疑惑和歧解。当我们关注于况周颐极为丰富的唐宋词鉴赏评析时，可以发现已经打开了一扇通解之门，不少问题迎刃而解，甚至还有豁然开朗之感。
【注释】
[1]龙榆生：《词学讲义跋》引，《词学季刊》创刊号，1933年，第112页。
[2]《况周颐词话五种（外一种）·前言》，孙克强辑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3]《历代词人考略》三十七卷，收唐宋词人五百六十三人；《宋人词话》收宋代词人一百八十一人（附论三人），《两宋词人小传》收宋代词人一百六十六人。本文引录以上三种词话仅随文注明书名和卷数。关于《历代词人考略》《宋人词话》《两宋词人小传》的作者、基本情况及各书之间的关系，参阅孙克强：《小议〈历代词人考略》的作者及学术价值》，载《文学遗产》1997年第2期；孙克强：《况周颐词学新论》，载《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林玫仪：《况周颐〈宋人词话〉考——兼论此书与〈历代词人考略〉之关系》，载台湾《传承与创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9年版。
[4]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18页。
[5]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
[6]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八，《唐宋人选唐宋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68页。
[7]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中华书局1983版，第126页）
[8]按：此词与《全宋词》文字有差异，《全宋词》：“花匣么弦，象奁双陆，旧日留欢情意。梦别银屏，恨裁兰烛，香篝夜间鸳被。料燕子重来地，桐阴琐窗绮。倦梳洗。晕芳钿、自羞鸳镜，罗袖冷，烟柳画阑半倚。浅雨压荼蘼，指东风、芳事馀几。院落黄昏，怕春莺、惊笑憔悴。倩柔红约定，唤取玉箫同醉。”
[9]参阅郑文焯：《白石道人歌曲批语》，洪陔华刻本；夏承焘：《白石词集辨伪二篇·姜白石晚年手定集》，《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79页。
[10]赵尊岳：《蕙风词话跋》引，惜阴堂丛书本《蕙风词话》卷后。
[11]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词话丛编》，第4418页。
[12]况周颐：《餐樱庑词话》，《况周颐词话五种（外一种）》，孙克强辑校，第208页。
[13]况周颐：《蕙风词话》卷四，《词话丛编》，第4497页。
[14]况周颐：《蕙风词话》卷四，《词话丛编》，第4494—4496页。
[15]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词话丛编》，第4423页。
[16]况周颐：《词学讲义》，《况周颐词话五种（外一种）》，孙克强辑校，第276页。
[17]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词话丛编》，第4447页。
[18]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词话丛编》，第4517页。
[19]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词话丛编》，第4527页。
[20]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词话丛编》，第4449页。
[21]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词话丛编》，第4428页。
[22]夏敬观：《蕙风词话诠评》，《词话丛编》，第4585页。
[23]如对况周颐所说“大”的认识，吴宏一：“所谓大，就是不涉纤，也就是浑成。”（《蕙风词话述评》，《清代词学四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281页）黄霖：“所谓大，是指才情大，托旨大，有大家的风度。”（《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孙维城：“大就是寄托邦国大事。”（《况周颐与〈蕙风词话〉研究》，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68页）方智范等人：“大主要包含着三层意义。一是语小而不纤，事小而意厚。……二是词小而事大，词小而旨大。……三是身世之感通于性灵的寄托。”（《中国词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394页）
[24]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词话丛编》，第4422页。
[25]赵尊岳：《蕙风词史》，《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1934年，第77页。
[26]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词话丛编》，第4424页。
[27]况周颐：《餐樱庑词话》，《两宋词人小传》引，《况周颐词话五种（外一种）》，孙克强辑校，第213页。
[28]况周颐：《樵庵词跋》，《四印斋所刻词》。
[29]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词话丛编》，第4413页。
[30]况周颐：《历代两浙词人小传序》，《历代两浙词人小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31]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词话丛编》，第4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