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茶商之乱的起因

南宋茶商之乱，不是一时一地的偶然事件，而是在湖广江西一带经常发生。早在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鼎州、澧州（今湖南常德、澧县）就发生过茶商武装团伙杀伤巡检官的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

（绍兴二十四年五月）丁卯，直徽猷阁、知荆南府吴垧主管台州崇道观，以垧引疾有请也。时鼎、澧茶寇猖獗，杀伤潭、鼎州巡检官，焚溆浦县。垧未受命，以忧死。左朝请大夫、荆湖北路转运判官程敦临被旨摄帅事，以策授兵马钤辖邵宏渊，且往招安，寇乃息。^[3]

绍兴二十九年（1159），江州瑞昌及兴国军（今湖北阳新）也有茶商武装团伙出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又载：

（绍兴二十有九年五月初四）丁巳，诏殿前司选差统制官一员，官兵千人，往江州驻札，弹压盗贼，岁一易之，以江州之瑞昌及兴国军茶寇出没故也。^[4]

直到宁宗嘉定年间，“湖北茶商，群聚暴横”，以致湖广江西总领所专设茶商军来应对（详后）。

茶商之乱，之所以频繁发生，根源在于南宋的“榷茶”制度。宋代一直实行严格的茶叶专卖制度，商人要卖茶叶，必须购买官府出售的“茶引”，即茶叶特许经营凭证。商人凭“茶引”到茶园、茶户购买额定数量的茶叶，然后去贩卖。南宋的“茶引”，不是购买一次就可以获得长期的售卖权，而是一道一道地购买，买一道茶引，只能售卖额定数量的茶叶。据淳熙年间左司郎中李椿奏疏所言，当时每道“长引”（期限一年）的价钱是24贯多，可贩卖120斤茶叶；每道“短引”（期限半年）的价钱是23贯多^[5]，可贩卖100斤茶叶。也就是说，每卖1斤茶叶，官府就要收取200多文的税费。加上其他的“番引钱”“过淮钱”以及储存运输等费用，每卖120斤茶叶，支付的税费高达50贯，平均每斤茶叶的税费达到400文。如果官吏违法克扣，贩茶的税费就更高。连李椿都感叹引钱实在太重，请求朝廷减半甚至减为四分之一。李椿《奏减茶引价钱疏》说：

臣契勘得长引每道贩茶一百二十斤，价钱二十四贯有奇；短引每道贩茶百斤，价钱二十三贯有奇。长引又有两淮、京西路番引钱，又有过淮钱，共十五贯有奇。臣累任湖南州县差遣，备见官司抑勒牙铺承买茶引，亦有违法科于税户者，提举司亦尝按发。可见茶引价高，愿买者少。窃缘榷茶与其他榷货不同，如盐矾乳香铅锡酒，皆有所榷之物，唯有榷茶止是空引。客人自行买茶，置篰搬担，费用固多，计其每引不下四五十千，委是引钱太重，商旅难于图利，遂致私贩日广，本为商贾，变而为盗，至于民被其害。若不改革以救之，其患不可胜言。臣愚欲望出自宸断，将茶引价钱痛行裁减，以救其弊。窃缘湖南北所产之茶江浙不食，臣欲乞将湖南北路茶引每道贩茶六十斤，引价钱三贯文。是长引元贩一百二十斤，今减其半；价钱元系二十四贯其半，当一十二贯，今减作三贯，是四分之一。^[6]

由于茶引的价格昂贵，自愿购买的很少，于是就私下贩卖。官府检查禁止，茶贩就结伙抱团武装对抗。茶贩无利可图，难以生存，就变为盗匪。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就说：“自江南产茶既盛，民多盗贩，数百为群，稍诘之则起而为盗。”^[7]比李椿稍晚的袁说友，也持相同的看法。他在《宽恤茶商札子》中说：

臣谓比者两路之盗，皆出于茶商，因成啸聚。此徒本亦良民，岂愿流为盗贼，自取死亡！必有大不得已，起于贫穷，然后为此。朝廷要当议求二路茶商利害，稍从宽恤，恐有利于公而不利于私者，或利太多而茶户不得以自赡者，或禁之无术而徒苛虐以害其商者，与夫茶引之贵贱，胥吏之乞觅，巡捕之邀求无厌，州县之额外科扰，凡此之类，宜降眀诏，命两路茶盐司同帅臣公共体量事势，熟究利害，须公私两便，在茶商可以安业，而公家不失所利，并令画一条具，取旨施行。择其果可长久而便民者，速与行下，庶几少安茶商之心，潜弭盗窃之志。^[8]

袁说友也认为茶商啸聚为盗，是出于不得已，原因是“茶引”太贵，再加上胥吏的盘剥、巡捕的索求、州县的额外科扰，以至于茶户、茶商无法生存。所以，他请求朝廷从制度上安抚茶商之心，消弥盗窃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