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花、梅花与岁寒三友
南宋端宗景炎三年（1278年）十二月，宋右丞相文天祥在五坡岭兵败被俘，南宋少帝（赵昺）祥兴二年（1279）四月，被从潮州解往大都。所到之处忠义之士纷纷为其送行，更有义士王炎午等情绪亢奋，一路随行，并张贴祭奠文丞相的文字，劝勉他为国殉节。这种残酷的道德绑架在当时人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妥当，王炎午等还因此博得了高名令誉。和北宋灭亡时的群臣望风遁逃相比，南宋人对王朝更多了些眷恋之情，甘愿为之殉节、守节者不在少数。这是相当耀眼的一个文化现象，这说明，节操在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中具有多么重要的位置。这种节操，与北宋时期范仲淹等人提倡的气节不太相同，气节有忧患天下的担当意识在，而节操，则重在个人对道德观念的坚守，和气节相比，节操更偏于内在，注重个人心灵的砥砺修炼。这种文化品格的形成与理学对社会价值观念的重塑密切相关，而理学在人心灵上做功夫的动因，则离不开北方的蛮夷投向南方的浓重阴影，理学要在人的心灵上筑起一道捍卫华夏文化的长城。也就是说，华夷之辨在南宋是以夷夏之防的内涵浸入其文化之中的，是严明夷夏之防的文化底色塑造了南宋重视节操的文化品格，较之北宋的雍容闲雅，南宋多了些坚韧和孤独。南宋人的节操观念，在文学创作中表现较为充分，我们想通过琼花、梅花等艺术形象的分析以窥豹一斑。
宋代扬州后土庙的一株琼花老树，很早就引起人们注意。宋初王禹偁所作的《后土庙琼花诗·序》曰：“扬州后土庙有花一株，洁白可爱，且其树大而花繁，不知实何木也，俗谓之琼花。因赋诗以状其异。”[31]其后欧阳修、韩琦、刘敞、王令、秦观、晁补之、贺铸等都有歌咏。据载：“扬州后土祠琼花，天下无二本，绝类聚八仙，色微黄而有香。仁宗庆历中，尝分植禁苑，明年辄枯，遂复载还祠中，敷荣如故。淳熙中，寿皇亦尝移植南内，逾年，憔悴无花，仍送还之。其后，宦者陈源命园丁取孙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则大减矣，杭之褚家塘琼花园是也。今后土之花已薪，而人间所有者，特当时接本仿佛似之耳。”[32]或许，琼花这种难离本根的特性会使南宋人体会到在夷狄的巨大威胁下坚守华夏文明之根的可贵和崇高。周煇的《清波杂志》这样记载道：“琼花……特以名品素高尔。后土祠前后地土膏腴，尤宜芍药。岁新日茂，及春开，敷腴盛大，纤丽富艳，遂与洛阳牡丹并驱角胜。孔毅父尝谱三十有三种，续之者才十余种，夫岂能备，固宜有所增益。钱思公尹洛，一日，幕客旅见于双桂楼下，见小屏细书九十余种，皆牡丹名也。洛花久污腥膻，扬花在今日尤当贵重。”[33]洛阳牡丹随着北地的沉沦而久污腥膻，扬州的琼花在今日尤当贵重，这充分显示了琼花所蕴含的恢复古圣先贤之光荣的意义。又据杜斿在《琼花记》中载，宋高宗绍兴年间，金兵南下侵略，扬州琼花被连根拔去，但被铲的根旁，又生出了新芽，终于慢慢恢复了原状[34]，这一事件所彰显的在夷狄暴力下的坚守的主题就更明显了。张昌言作于南宋初期的《琼花赋》就是歌咏这件事的。张昌言在赋序中称：“扬州后土祠琼花，经兵火后，枯而复生，今岁尤盛。邦人喜之，以为和平之证，乃赋之。”可见，作者是把枯而复生的琼花作为坚守中华之脉的象征来看待的，人们从琼花的遭遇中感悟到了与王朝和自己、与华夏文化相类似的境遇，以及此时所需要表现出的坚守的勇气。赋中作者极力渲染琼花的不同凡品：“俪靓质于茉莉，笑玫瑰于尘凡，陋荼縻于浅俗。惟水仙可并其幽闲，而江梅似同其清淑。真绝代之无双，久弥芳于幽谷。”由此引出对它作为王朝中兴之瑞应的赞叹：“盖艳冶而争妍者，众之所同；而蠲洁向白者，我之所独。是以兵火不能禁，胡尘不能辱。根常移而复还，本已枯而再续。疑神物之护持，偏化工之茂育。抑将荐瑞于中兴，而效祥于玉烛。”[35]琼花拔出流品的美质、枯而复生的坚韧不正是王朝中兴和民族不屈精神的想象写照吗！当此之时，华夏子民不正需要焕发出这种不屈服于暴力的节操吗！其后，吴宗旦在为此赋写的跋文中也提道：“此花瑰丽，冠绝群品，而寿乃若是，物理岂一端而已！恐不屈于崇高，有节妇之操；不滞于荣枯，有列仙之姿。孰云无知？似有道者。”[36]对琼花意蕴的揭示颇为得旨。而且，我们注意到，之后渐趋淡出文学视野的琼花在南宋亡国前夕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吴龙翰的《古梅赋》在描写梅花时就称：“忻故园之古梅兮，灿珊瑚之宝树。悬瑶台之明月兮，的皪琼花，玲珑玉蕊。”以琼花比拟凌霜傲雪的古梅。陈景沂在《全芳备祖序》中说：“琼花玉蕊，胡为而躐处其上？答曰：此尊之也。或曰：牡丹、芍药、海棠之无实无香，胡为而亦处其上？答曰：此贵之也。是皆奇葩异卉，特立迥出，胡可以一说拘也。”[37]对琼花推崇备至。李丑父的《天妃庙记》写道“偭新庙兮淮东，琼花时兮来过。配富媪兮民庸，江与淮兮无波。彼佐禹兮巫峰，视功载兮同科”[38]。把琼花视为保佑安宁的神圣之物。琼花在当时观念世界的重新显现，与人们对捍卫文化之使命感的呼唤密切相关。
节操的凸显与理学的提倡密切相关。理学是在南宋特殊的时局之下勃然而兴并蓬勃发展的，它的思想是以严明夷夏之防为底色的，它对节操的张扬，具有深重的发展民族和延续文化的忧患。对于节操，它不仅是作为一种个人的心灵修炼，而更视之为一种国家精神、民族精神。强敌压境，南宋政权大多数时间取忍气吞声、负重致远之态势，国家和民族在此种境遇下要图谋复兴，唯有坚韧坚守才能至之久远。因此，重视节操的文化品格，是华夏文化对危机局面采取的应对机制。这种坚守，是对民族心理的一种砥砺，是民族精神的一次升华。除了琼花，人们又在南方山间水旁遍地生长的梅花身上，找寻到了这种不屈精神的寄托，并通过对梅花的礼赞，诠释着民族精神的种种内涵。
梅花意象在南宋文学中经历了一个逐渐塑造的过程。南宋初期的咏梅赋多表现梅花的丰姿绰约和清逸旷达的特点。它们或者把梅花作为怀乡、悲叹命运的起兴之物，如唐庚有《惜梅》，谢逸有《雪后折梅赋》；或者刻意渲染梅花旖旎动人的美感，如李纲、张嵲、释仲皎的同题《梅花赋》。这些赋多以梅花比仙女。这在北宋时期极其少见，但在南宋却蔚为大观，究其原因，主要是梅花的韵致与当时文人旖旎婉转的情怀产生了共鸣，文人们的那种从容美丽的人格诉求与梅格深相契合。清人谢章铤就说：“予尝谓南宋词家，于水软山温之地，为云痴月倦之辞，如幽芳孤笑，如哀鸟长吟，徘徊隐约，洵足感人。然情近而不超，声咽而不起，较之前人，亦微异矣。……有花柳而无松柏，有山水而无边塞，有笙笛而无钟鼓，斤斤株守，是亦只得其一偏矣。”[39]虽是在讨论南宋词风，移之于南方文人之气质，同样适用。与此并行的是，当时的一些咏梅赋刻意把梅花比作孤独的君子，这昭示了在夷狄压境的恶劣形势下，人们寻求孤独坚守的精神支撑的努力，梅花在这方面的意义受到关注。[40]人们既看重妩媚婉转又景仰胸次清旷的人格追求，使得梅花在比附奇男伟士方面展现出广阔的前景。南宋初期文人由于世事的惨淡和人生的支离飘萍，国家民族与华夏文化命悬一线，更容易从梅花感悟到幽峭、野逸等种种意趣，周紫芝就指出：“草木之妖丽变怪所以娱人之耳目者，必其颜色芬芳之美。而梅之为物，则以闲淡自得之姿，凌厉绝人之韵，婆娑于幽岩断壑之间，信开落于风雨，而不计人之观否。此其德有似于高人逸士，隐处山谷而不求知于人者。方春阳之用事，虽凡草恶木猥陋下质，皆伐丽以争妍，务能而献笑，而梅独当隆冬冱寒风饕雪虐之后，发于枯林，秀于槁枝。挺然于岁寒之松，让畔而争席，此其操有似于高人逸士，身在岩穴而名满天下者。”[41]葛立方也指出：“近见叶少蕴效楚人《橘颂》体作《梅颂》一篇，以谓梅于穷冬严凝之中，犯霜雪而不慑，毅然与松柏并配，非桃李所可比肩，不有铁肠石心，安能穷其至？此意甚佳。审尔，则惟铁肠石心人可以赋梅花，与日休之言异矣。”[42]又如姜特立在《跋陈宰〈梅花赋〉》中也说：“夫梅花者，根回造化，气欲冰霜，禀天地之劲节，厌红紫而孤芳。方之于人，伯夷首阳之下，屈子湘水之旁，斯为称矣。自说者谓宋广平铁石心肠，乃为梅花作赋。呜呼梅乎！斯将置汝桃李之间乎？余谓唯铁心石肠，乃能赋梅花。今靖侯不比之佳人女子，乃取类于奇男伟士，可谓知梅花者也。”[43]这样的言论在当时相当多。在这种审美诉求的促使下，咏梅赋中融入了拗劲磊落的情感，阴柔之韵中浸入阳刚之气，君子之风。王铚的《早梅花赋》开篇表现梅花的风姿绰约，然后又表现梅花胸次清旷的特性：“兹梅也，排风日而迥出，傲霜雪而独丽。色靡竟于阳春，志可期于晚岁。所以兴动钱塘之老，妙语增新；香贻陇首之人，芳期远契。彼清露兮，被三径之菊；彼光风兮，泛九畹之兰。欹红蕖于夏永，破丹杏于春寒。丽质鲜妍，则比我已远；高情潇洒而方兹实难。”这段文字把梅花阴柔与阳刚两个方面的特性都关照到了。李处权的《梅花赋》则突出梅花在比附品德方面的价值：“懿江梅之秀出兮，俨亭亭而绝比。既婵娟以暎岫兮，复窈窕以临水。类忘言之贞士兮，肖独洁之君子。……寄美人之一枝兮，想横斜于镜里。抗翠袖于天寒兮，抚修竹而孤倚。”[44]从辞赋中读出梅花品格既崇尚旖旎情怀而又重视胸次清旷的特点，并赋予了梅花贞士、君子的形象。咏梅赋中隐约透露出人们对节操内涵的一些体会，他们所理解的节操，不是刻意苦修的道德约束，而是在蛮夷暴力的威慑下激发出来的孤独坚守而又自在美丽、自足自豪的精神境界。不能说南宋初期的文人们没有注意到凌寒傲雪的梅格，而是凌寒傲雪般的坚韧与孤独品格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没有充分凸显出来。
理学彰显了节操在孤独坚守方面的含义，国家民族的危机也使得日渐成熟的士阶层深刻体会到对家国天下的担当应该在养成道德心性上下功夫，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坚守内心，捍卫道统。因此，随着理学的发展，咏梅赋突出了卓然坚守之品格的意义。舒邦佐的《雪岸藂梅发赋》描写于春寒料峭之际踏雪赏梅的意境，写到了赏梅人与梅花同为风景、互为风景的意趣：“肯同国艳之争春，谁似梅稍之映雪？遂使竹头压白，愿同入于画图；柳眼偷青，记相逢之时节。”[45]在以下的行文中，赏梅被描写成与美人对雪饮酒赋诗的欢会，孤芳自赏的人格诉讼与文人的诗酒风流结合在一起，令人耳目一新。林学蒙的《梅花赋》则以梅花自况，通过描写梅花寒冬傲雪凌寒与阳春藏香遁迹来表现对振起世风而又功成不受赏的人格的追求。
梅花的形象由自在而美丽转向孤独坚守，同时又融入孤芳自赏的情韵，当时的咏梅赋是对之前赋作体现出的梅格的融汇与升华，使得节操的内涵更为丰富饱满。南宋后期的赋家则多把梅花描写置于生活场景之中，梅花与人的精神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姚勉的《梅花赋》、胡次焱的《雪梅赋》等多展示自己与梅花相伴的生活，展示自己的道德自足与安于孤独的生活情调。这种比德描写与生活场景并存的结构模式在当时几乎被固定下来，比如吴龙翰的《古梅赋》这样描写梅花：“或横枝照水，如纫兰之湘累；或半树粘雪，如飱毡之汉使；或荒山击寒，孤根回暖，如采薇孤竹君之二子。烈士慷慨，羁臣憔悴。茹铁筋骨，镂冰肠胃。乃道引其形躯兮，如雾拥而云垂，如鸿飞而虎踞，故能曜其夜鹤之骨，而枯其秋蝉之蜕也。若余者，与伊纳交，庐其旁，诏弟读书，对亲奉觞，呼吸清寒，咽嚼清香，而庶蔑泄吟笔之琳琅者乎！”[46]在展示梅花的品格之后将自己和梅花纳入生活场景，人花交相辉映，人的精神与伯夷、叔齐、屈原、苏武这些坚守节操的古之君子相交通，赏梅而格物致知，领会坚守道统、捍卫华夏文化的不屈精神，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
梅花象征着节操。在南宋时期的创作实践中，她凝结着中华民族危难时刻所表现出的坚韧不屈的品格，也蕴含着在坚韧不屈中追求自足自适的高洁情操。梅花作为精神情操的象征已深深融汇于民族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还没有哪一种花卉能够像梅花这样能够体现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鼓舞民族斗志。每当国难当头之时，梅花的象喻意义就格外引人注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南宋时期的险恶环境中，民族精神中注入了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孤独坚守品格，这是推动将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可珍视的文化基因。
在华夷之辨的文化底色映衬之下，南宋文化固守家园的意识空前强烈，理学提倡的格物致知使民族精神之寄托随处闪现。当时的咏物赋擅长表现关乎道德坚守的主题，除了蔚为大观的梅花文学以外，诸如歌咏桂花、水仙、兰花等的作品也相当之多。此外，岁寒三友物象的定型尤其值得关注。有论者以为此物象在北宋末就已经为人们熟知习见了，这个说法不太确切。作为特定的符号，岁寒三友为社会文化所接受的重要标志是其象征意义能够凝固下来，这就需要深入到当时的社会文化中去观察其演变轨迹，仅凭一两条含义模糊的文献很难说明问题。
松、竹和梅联称，或在一篇作品中同时出现，与南宋时期江南庭院园林多以此三物构景有关。松、竹、梅构景错落有致，层次感、纵深感强，三物的形态各异，枝柯之生长方向、花叶之形态等，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因此也能够增添景致的丰富感；而且三物在早春时节能够焕发出生机，是萧条的自然最早出现的一道风景，因此当时人们喜以此三物错落种植，构建园林景观。曹彦约在介绍一处园林时说：“冲佑阁在所性堂之上，向背一律，前对高坡，有松数万，其高才六七尺。松间有台基，尽见庐阜，而玉京最近，名曰玉京台。半坡微南有基三间，许作真面目堂，方鸠工未就。旁有梅桃李数百本，名曰东蹊。”“楼西有阶数级，杂植群花。稍北有杏数种，花外有竹，环之以墙。”[47]姚勉在《胡氏双清堂记》中说：“搘筇而观于山，放棹而游于水，丛溪以竹，阴径以松，根石以梅，畹兰沼莲，亭桂藩菊，人见胡君取乎在地之清者然也。”[48]舒岳祥在《篆畦诗序》中也说：“由桧亭橘圃夹径以东，植栝松。东折而南，又沿桧障以东，右植蜡梅，左植白茶，为阶三级以上，即指竹亭西之桧障也。障外皆植梅，与乘桴亭西之梅接。梅间横开小径，以入指竹之右腋，又阶以升乘桴也。”[49]这是以松竹梅和其他花木构筑园林错落有致的园林景观，这样的记载在南宋中后期的文献中相当多。有的文章则在介绍园林景致时只突出松、竹、梅三物，其凌寒坚守的主旨就相当明确了。比如周紫芝的《双梅阁记》这样写道：“而梅独当隆冬冱寒风饕雪虐之后，发于枯林，秀于槁枝，挺然于岁寒之松让畔而争席，此其操有似于高人逸士，身在岩穴而名满天下者。余之论梅有得于此，而无所发其狂言。”“除土为小圃，以为池亭花竹之观，而又结飞楹于圃西以为之阁。阁虽小而甚高，下视圃中，可数毛发。隐君问名于仆，与之徜徉圃间，得双梅对植草间，适得其中，若有为之者。”[50]张栻的《南楼记》写道：“亭曰须友，亭之旁植竹与梅与松，吾将与之友，亦且须吾友朋而共乐乎此也。”[51]松、竹、梅被框入文人的视界之内，园林景致中的意蕴就相当明晰了。周紫芝突出其不畏严寒的品格，张栻则强调与此三者为友，也就是说要学习它们的品格。幸元龙的《天台陈侯牧斋记》云：“堂后种竹莳松于默林之侧，一室萧然，则扁曰‘四友’，则雪饮风餐，清高不改，知所自重矣。”[52]四友就是松、竹、梅与自己，这与张栻的意思完全一致。
松、竹关乎品格方面的意义古已有之，南宋中期以后梅花凌雪傲霜的品格得到进一步彰显，象喻指向与松、竹取得一致，松、竹、梅联称的文化象征意义才可能得到确立和稳定。由于受到理学的影响，人们徜徉园林美景时，喜欢格物致知，从松、竹、梅等自然物象当中体会天理，砥砺节操，这为松、竹、梅象喻的确立和稳定准备了条件。姚勉在《赋梅楼上梁文》中写道：“锦千花之步障，碧万竹之油幢。吟红药，对紫微，静纶阁文书之意思；抚苍松，摩翠柏，屹明堂梁栋之观瞻。虽无轮奂之翚飞，亦是园池之要会。然命意不轻于取物，而扁名独美于赋梅。见贤思齐，论世尚友。……俨相望而玉立，均不辱于冰姿。凛若犹生，希之则是。愿坚持于劲操，初不尚于浮荣。先天下春，储万斛香。本为盛事，开雪里枝；回孤根暖，方见清标。古人实获我心，天下莫非吾事。”[53]作者强调从松、竹、梅等草木中体会天理，见贤思齐，突出不畏严寒的凛然正气。同样的例子还有刘学箕的《爱说》，文章指出：“子猷爱竹，槛有竹焉；元亮爱菊，篱有菊焉；隐居爱松，山有松焉；君复爱梅，亭有梅焉；茂实爱莲，池有莲焉；屈原爱兰，砌有兰焉；僧儒爱石，山有石焉；御寇爱泉，川有泉焉。夫以数弓之地，而古之人爱者萃聚无遗，古人得其一，亦足以乐其生，我今兼之，是天与也，地与也，造物与也。”[54]对景致格物致知式的欣赏涵咏，容易归纳出景物的品格特点，松、竹、梅就是在这样的涵咏中其不畏严寒、风雅自赏的特点才逐渐固定下来，其含义，包含了松的傲岸、竹的劲节和梅的妖娆，同时，这些物性又是围绕着“凌寒”展开的。这与南宋时期处于夷狄威逼之下、华夏文明前途堪忧的处境相契合。南宋后期文献中以“三友”称之，说明松、竹、梅喻象的完成。郑域《桂氏东园记》写道：“熏风自南，芳意未歇，葵榴之竞艳，莲荇之吹香，兰畹之凝馨，槐帷之迭秀，夏之花也。一叶飘然，玉露洒凉，丹桂之筛金，芙蓉之迭锦，菊坡之傲霜，蓼圩之摇风，秋之花也。朔令行权，万柯赤立，松竹梅三友，兴来物交，虽无红紫之惊目，而有清白之契心，冬亦未始无花也。”[55]在这里，松、竹、梅被称作“三友”，其特点是处严冬而有“清白之契心”，这其实就是节操所强调的坚守之志。姚勉的《三友轩说》云：“若之何而为三友也？人有言曰松、竹、梅为岁寒三友。”“格之物，竹挺而不屈近直，松岁寒而不改近谅，梅质而华近多闻。”[56]徐经孙《三友轩铭》也说：“大伦有五，友居其中。于以辅仁，匪直朋从。直谅多闻，乃益厥躬。便柔则损，友道斯穷。或取诸物，曰梅竹松。亦以岁寒，匪蒲柳同。”[57]松、竹、梅的绘画出现得应该很早，牟巘的《谢竹所岁寒图》曰：“我观在昔，交道实难。风雪凌芳，众卉日殚。睠乃三友，媚于岁寒。松劲梅清，绸缪相欢。竹亦欣然，枝举叶攒。如相告语，晚节是完。”[58]看来，画的主题是彰显三友在严寒中坚守节操的品格。
松、竹、梅从园林构景中脱颖而出，在格物致知式的审美涵咏中，其象喻得以凝固。松、竹和梅花一样，是时代精神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写照，华夷之辨观念演生出来的危机意识、家园意识在它的象喻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在辞赋作品中，三友的象喻由于其表现手法上的铺张扬厉和层层渲染，展现得更为充分。李石《红梅阁赋》写梅而以松、竹映衬：“夜半朔风，隐然动地。草木摇落，鸟惊蛰闭。姚黄魏紫，灰冷无气。猗彼嘉树，俨乎庭前。含太素以独秀，破小萼之微丹。友松与篁，真伯仲间。咄严霜其何畏，似古人之岁寒。”天地冱寒，梅与松、竹为友，形成一股弘扬天地正气的力量，而且，梅花在不畏严寒之外还有“耿耿清质，忍令暗投。影横陈以向夕，香彻晓而不收”的妖娆之美。刘学箕《画壁赋》描写松、竹、梅、兰的壁画，在三友之外加入兰花，然而在行文中，则突出了三友的特点：“松老而寿兮，历世故之旧兮。竹清而瘦兮，中立而不疚兮。梅偃蹇而横枝兮，吐岁寒之芳姿。兰滋芳于水涯兮，美不蕲人之知。介于石兮，黝而丑兮。合四花兮，成五爻兮。客至顾瞻，心赍咨兮”。兰花的滋芳于水涯而“不蕲人知”也是当时的咏梅文学中常出现的形象，表现其孤独而自在自洽。赋中的“及其遐想玄陆，霰雪交集，北风呼号，万木冻立。吾不知松竹梅兰之为画耶？意其真是而相错乎山之隙也”[59]。突出其凌寒傲霜的品格，其实，兰花是无法傲霜的，这是三友的节操特点。这说明，随着三友的象征意义普遍被接受，冲淡、掩盖了其他物象的寓意。富伟的《松竹梅赋》以游仙的手法礼赞三友的品质，写松曰：“三冬兮操冰霜，千尺兮材栋梁。下有茯苓兮，华盖苍苍。凝为琥珀兮，亘千古而犹香。”写竹曰：“劲吾节兮心虚，挹夷齐兮为徒。长龙孙兮招凤雏，岁既寒兮誓不渝。”写梅曰：“冰雪其姿兮霜月其神，孤标耿耿兮万花让春。荐嘉实兮南风熏，调羹鼎兮莫逡巡。”[60]三友的共性和个性都得到了关照，较为全面地刻画了这一喻象的内涵。
岁寒三友的喻象的确立，是基于梅花喻象生成的同样的“岁寒”环境，逐步完成的，我们没有必要、也很难找寻它的起点，它是基于梅花象喻的对民族精神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其含义比梅花更为丰富，指向更明确。
从琼花、梅花到岁寒三友，面对严酷的民族和文化生存环境，南宋主流思想转向内在，转向从心灵捍卫道统，捍卫民族和尊严，立足于华夷之辨观念的文化底色，在孤独中坚守节操成了普遍的道德追求。也正是出于这样的道德观念，当文天祥被俘时，人们更愿意他以不屈而死的风采来彰显华夏民族的节操，捍卫民族和文化的尊严，激励华夏子民的志气。
1279年的崖山海战是南宋政权以惨烈方式进行的谢幕，较之北宋灭亡时的军民望风逃遁，这个偏安王朝的结局更具悲壮色彩。南宋王朝始终局促于北方夷狄政权浓重的阴影之下，它忍气吞声，负重致远，以光复和传承华夏文明自任。因之，它褪去了北宋的那种雍容闲雅，而是内敛严谨，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并通过理学在心灵修筑起一道捍卫华夏文化的长城。华夷之辨的观念因南宋国力和自信力的恢复而得到彰显，并激发出复仇的热望，随之因北方威胁的加剧而内转为孤独坚守的节操。这种节操深刻地塑造着当时的文化。由于处境严酷，当时的华夷之辨思想具有着强烈的排他性特点和保守倾向，他们坚持“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国；得中国者，未可以言正统”的信念深入人心。这种保守的文化中心主义理念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拒斥传统的变革和一切外来的文明，这对以后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1]参看范成大的《揽辔录》、楼钥的《攻媿集》之《北行日录》等文献。
[2]王质：《问北雁赋》，曾枣庄、吴洪泽：《宋代辞赋全编》第5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92页。
[3]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八，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71页。
[4]黄公度：《和戎国之福赋》，《宋代辞赋全编》第3册，第1564页。
[5]《左传·成公四年》，李梦生：《左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38页。
[6]《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李梦生：《左传译注》，第287页。当然这种偏激的文化中心主义并不能反映华夷之辨的全部内涵，孟子主张“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主张：“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夫是之谓人师。是王者之法也。”（《荀子·王制》）这里的“四海”，当然包括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这种以华化夷、德绥四海的思想其实是华夷之辨的主调，像唐太宗、朱元璋这样的雄主，在面对复杂的民族矛盾时，均能够做到“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腹中”（《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武德九年九月）“朕既为天下主，华夷之间，姓氏虽异，抚宁如一”“一视同仁”（《明太祖实录》卷一三四，洪武十三年冬十月丁条），这也是他们能够建立起多民族的强大国家的因素之一。
[7]楼钥：《攻媿集·雷雪应诏条具封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6页。
[8]叶适：《廷对》，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8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9]李石：《章华台赋》，《宋代辞赋全编》第5册，第2468页。
[10]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戊午谠议序》，《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8页。
[11]李曾伯：《闻雁赋》，《宋代辞赋全编》第5册，第2787—2788页。
[12]李伯曾在《代上郑制置启》所表现的对复仇的无奈，与此赋同调：“念二百年之天下，中限华夷；顾八千里之坤维，外临京洛。帐中之席未暖，塞上之毡已寒。诵旌旗色，鼓角声，犬羊之魄顿褫；对草木风，关山月，貔貅之胆益张。惟义故可以伸《春秋》攘狄之功，惟静故可以得《大易》制动之理。人心所以悦于扶杖一见之顷，士气所以张于挟纩片言之间。难得之机，不容以发。是以善觇势者，知其有成功乎！某昔有志焉，今无能矣。扬州一梦，桃李犹荣；楚户三霜，萍蓬可笑。不谓摇落栖迟之晚岁，复遇贤明忠厚之主人。剑遂重弹，屐不觉折。舟分一楫，中流可避于波涛；屋耸万间，半夜不忧于风雨。”（《可斋杂稿》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79册，第238—239页）
[13]郑思肖：《心史·杂文》。郑思肖《心史》之真伪是学术界关于南宋末期文献聚讼的焦点之一。主真者从作品与时代史实和学术等多方面的关联立论；主伪者比较过硬的证据就是该书发现的戏剧性让人疑窦丛生，尤其是沉入井中之盛书铁函可以三四百年不坏，这有违常理。目前宋代文学研究界多偏向于承认其真实性。我们认为，在明王朝国之将亡的时局之下，出于宣扬气节的目的，当时人或许编造了该书的发现过程，甚或书中也有当时人的文字阑入，但是这不妨碍该书的真实性，本文所引该书文献，其与南宋末期的学术与文学局面互相发明，深相契合，因此，本文采取学界较普遍的观点，在没有新的、过硬的证据的情况下，承认此书是宋元之际的作品。
[14]郑思肖：《泣秋赋》，《宋代辞赋全编》第2册，第981—982页。
[15]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52页。
[16]郑思肖：《古今正统大论》，《全宋文》第360册，第58页。
[17]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14页。
[18]郝经：《时务》，《全元文》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
[19]郝经：《时务》，《全元文》第4册，第259页。
[20]郝经：《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全元文》第4册，第134—135页。
[21]郑思肖：《古今正统大论》，《全宋文》第360册，第59页。
[22]如李纲在《论与夷狄同事》中说：“夷狄之性，贪婪无厌，不顾信义，可以威服，难以恩结。既借其力，与之图事，则必有轻中国之心；情实既露，为彼所料，则必有窥中国之志。奉之过情，则启其贪；不满其意，则易生衅。此所以必为患者，其事势然也。古者戎狄荒服，其来则坐诸门外，使舌人体委与之，不使知馨香嘉味，而况竭中国之货财珍异以赂之，欲借其力而结其心哉？悲夫！谋之不臧，宜后王之深戒。”（《全宋文》第172册，第135页）
[2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甲申十月二十二日》，《朱子全书》第2册，第1299页。
[24]真德秀：《使还上殿札子 嘉定七年二月一日》，《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6页。
[25]魏了翁：《进故事论夷狄叛服无常力图自治之实》，《全宋文》第310册，第251页。
[26]周密：《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3页。
[27]正如方大琮所指出的：“嗟乎！中国尊安，道统嗣续，此岂非天地之本心乎？至其往来升降之不齐，离合去就之靡定，虽天地不能自必，况于人乎？虽然，圣人所以斡旋造化者，固亦有道矣。中国夷狄相与角立于世，异端正学其较胜负不少相下，圣人凝然在上，以身挽之，修立人道以正天下，其卫甚固，其具甚密，以此定天下之势，而使之不得自为转移也。”“后世之夷狄未始不可驯，异端未始不可化，上之人不能以一身持天下之势，而听其所至，其纲维统摄之具疏漏而不周，至使狙公稷下之流皆得以鼓簧一世，蛮居种食之人亦得以抗衡上国。此其人至卑且陋也，何足以关存亡之数？一得其隙，而天地为之失其常经者数十世，亦足以悲后世维持之无力也。”（方大琮：《一统天地之常经论》，《全宋文》第322册，第211—212页）
[28]应劭：《风俗通义校注》卷六，王利器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3页。
[29]此曲见《仁山文集》卷二，吴师道跋云：“宋季为相者曾聘先生馆中，先生以奇策干之，不果用而去。先生感激旧知，后为赋此。辞旨悲慨，音节高古，真奇作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9册，第799页。）
[30]真德秀：《送南平姜守序》，《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八，第501页。
[31]王禹偁：《小畜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本。
[32]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1—322页。
[33]周煇：《清波杂志校注》卷三，刘永翔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13页。
[34]杜斿：《琼花记》，《全宋文》第284册，第5—7页。
[35]张昌言：《琼花赋》，《宋代辞赋全编》第5册，第2717—2719页。
[36]吴宗旦：《琼花赋跋》，《全宋文》第259册，第160页。
[37]陈景沂：《全芳备祖序》，《全宋文》第343册，第292页。
[38]李丑父：《天妃庙记》，《全宋文》第336册，第399页。
[39]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五·杨夔生词》，《词话丛编》第4册，中华书局1986版，第3561页。
[40]当然，梅花的比德方面的意义不是南宋以后才受到重视，而只是说其彰显品格的特点蔚然成风。北宋的文同就说过：“梅独以静艳寒香，占深林，出幽境。当万木未竞华侈之时，寥然孤芳，闲澹简洁，重为恬爽清旷之士所矜赏。”（文同：《赏梅唱和诗序》，《丹渊集》卷二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6册，第706页）
[41]周紫芝：《双梅阁记》，《全宋文》第162册，第275页。
[42]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六，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16页。
[43]姜特立：《跋陈宰〈梅花赋〉》，《全宋文》第224册，第3页。
[44]李处权：《梅花赋》，《宋代辞赋全编》第5册，第2692页。
[45]舒邦佐：《雪岸蒙发赋》，《宋代辞赋全编》第5册，第2717页。
[46]吴龙翰：《古梅赋》，《宋代辞赋全编》第5册，第2707—2708页。
[47]曹彦约：《湖庄创立本末与后溪刘左史书》，《全宋文》第293册，第17页。
[48]姚勉：《胡氏双清堂记》，《全宋文》第352册，第86页。
[49]舒岳祥：《篆畦诗序》，《全宋文》第353册，第9页。
[50]周紫芝：《双梅阁记》，《全宋文》第162册，第275页。
[51]张栻：《南楼记》，《张栻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589页。
[52]幸元龙：《天台陈侯牧斋记》，《全宋文》第303册，第408页。
[53]姚勉：《赋梅楼上梁文》，《全宋文》第352册，第198—199页。
[54]刘学箕：《爱说》，《全宋文》第300册，第398页。
[55]郑域：《桂氏东园记》，《全宋文》第285册，第12页。
[56]姚勉：《三友轩说》，《全宋文》第352册，第60—61页。
[57]徐经孙：《三友轩铭》，《全宋文》第334册，第144页。
[58]牟巘：《谢竹所岁寒图》，《全宋文》第355册，第400页。
[59]刘学箕：《画壁赋》，《宋代辞赋全编》第5册，第2375页。
[60]富伟：《松竹梅赋》，《宋代辞赋全编》第5册，第2715—27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