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使典为戏

宋人重才识学问、好以典故为诗的特点已是学界共识。在表达戏谑之意时，宋人亦常用繁复多样的典故叙述诗意，借此编织语言的迷宫，充分显示诗人的博学雅识与高妙的文字技巧。

历史典故与现实人物之间恰如其分的对应是使典戏人的重要技巧，其意趣之关键在于由“巧”及“妙”。利用同姓人物之典戏人便是一种常见的形式。苏轼《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孔平仲《戏张天觉》二首，皆罗列诸多张姓典故为戏。再如黄庭坚《戏书秦少游壁》，全诗以“秦氏乌”与秦观分享了同一个姓氏为基础，将秦观及其身边之人皆用隐语喻作鸟类，同时缀合与禽鸟相关的各种历史典故以叙事^[37]，博学宏雅而又不失巧妙亲切。

再如，在与僧人相戏时，宋人会有意识地使用佛学话语，使得戏语形式与所戏之人的身份之间有巧妙的呼应。如王洋戏僧人下棋曰“试看一路争先着，何异三乘占上机”^[38]、李纲戏僧人新成浴堂称“普愿众生尽无垢，此身何惜汗成泥”“妙体本来尘不染，何妨痒处与抓爬”^[39]，皆通过援引禅宗文本中常见的词汇、概念、故事来叙述现实，形成“借禅以为诙”的艺术效果。

此外，对典故的原意故意误用，也是营造谐趣的一种方式。例如张纲《彦达乘小舟醉归堕水作此戏之》一诗，以“未省渴羌笑肉动，会令鼹鼠惊腹便”^[40]形容醉酒者的落水形象，其中“渴羌”之典出自王嘉《拾遗传》：“有一羌人，姓姚名馥……常叹云：‘凡人禀天地之精灵，不知饮酒者，动肉含气耳，何必木偶于心识乎？’”“渴羌”笑不知饮酒之人为“动肉含气”，即行尸走肉之意，张纲此诗却用了“肉动”一词的表面意思，即身体（肉）的坠落（动），来形容饮酒者的落水行为，典故的原始意义被改换了，谐趣正生于兹。

典故的巧妙使用增加了诗歌文本的文字趣味，将简单的戏谑之意建筑于复杂的语言艺术之上，体现了宋人丰富的才学与驾驭诗歌形式规则的高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