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变革之主张
仁宗天圣元年（1023），17岁的欧阳修首次参加随州发解试，直至24岁中第，曾经有过两次落第的经历。对于科场利弊，作为过来者有独到的体验。进入宦途，行政经验不断积累，欧阳修便多次发表对科举的政改意见。
欧阳修最早对科举考试发表意见，见于天圣七年（1029）参加国子监发解试之《国学试策》。是年，“欧阳文忠公年二十有三，以《玉不琢不成器赋》魁国子监”[2]。其《国学试策·第一道》云：
夫近世取士之弊，策试为先，谈无用之空文，角不急之常论。知井田之不能复，妄设沿革之辞；知榷酤之不可除，虚开利害之说。或策之者钩探微细，殆皆游谈；而对之者骫骳曲辞，仅能塞问。弃本求末，舍实得华。[3]
这一道国学问策，要求考生回答《诗》《书》大义，欧阳修却依据自己科场经历和体验，首先对考试方式和内容发表看法。宋代士人中第之前，皆闭门苦读，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既少生活阅历，对现实政治也缺乏足够或深入的了解。部分已经仕宦而参加“锁厅”试的考生，或未得实际差遣，或混迹下层，积累的从政经验也不多。他们为了应对科举考试，往往是收集以往时文典范之作，学习揣摩，模拟写作。考生仅仅拼凑嫁接，便成应策时文。“谈无用之空文，角不急之常论”，切中时弊。
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等在仁宗的指令下，提出10条新政措施，其中“精贡举”为重头戏之一。仁宗进一步要求朝廷大臣对此发表意见。庆历四年（1044），欧阳修因此有《论更改贡举事件札子》[4]，第一次全面提出自己的科举变革主张。欧阳修主张科举变革，“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言变法之利”。从根本上着眼，企图纲举目张，这样的观点当然是深刻而有眼光的。欧阳修追究科举根本之失，云：
今贡举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诗赋而后策论。使学者不根经术，不本道理。但能诵诗赋，节抄《六帖》、《初学记》之类者，便可剽盗偶俪，以应试格。而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选。此举子之弊也。今为考官者，非不欲精较能否，务得贤材，而常恨不能如意。大半容于缪滥者，患在诗赋、策论通同杂考，人数既众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识劳而愈昏，是非纷而益惑，故于取舍往往失之者。此有司之弊也。故臣谓先宜知此二弊之源，方可言变法之利。今之可变者，知先诗赋为举子之弊，则当重策论；知通考纷多为有司之弊，则当随场去留。
关于“举子之弊”，欧阳修这次的认识，与做举子时不同。当时他反对“策试为先”，这次反对“先诗赋而后策论”。从庆历至熙宁，多数大臣都反对“先诗赋而后策论”，最终，王安石熙宁年间变革朝政，殿试删除诗赋考题，仅考策问，为这一场考试形式和内容的争论画上阶段性的句号。关于诗赋与策论之争，熙宁年间苏轼有独到的见解，云：
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于政事之间乎？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5]
刘攽《贡举议》亦云：
议者或谓文词之为艺薄陋，不足以待天下之士。臣愚以谓今进士之初仕者，不过得为吏部选人。国家待门荫恩泽者亦为选人，流外小吏亦为选人。选人如此之卑也，而天下之士以文词应此选，岂不固有余裕哉？[6]
马端临则换一个角度批评欧阳修：
今观欧公所陈，欲先考论策，后考诗赋，盖欲以论策验其能否，而以诗赋定其优劣，是以粗浅视论策，而以精深视诗赋矣。盖场屋之文，论策则蹈袭套括，故汗漫难凭，诗赋则拘以声病对偶，故工拙易见。其有奥学雄文，能以论策自见者，十无一二。[7]
这一场争论很快有了分晓。庆历四年（1044）三月乙亥，朝廷颁布诏令：“进士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8]庆历五年（1045）三月，政令再度改变：
诏：“礼部贡院进士所试诗赋、诸科多对经义，并如旧制考较。”先是，知制诰杨察言前所更令不便者甚众，其略：以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故祖宗莫能改也。且异时尝得人矣，今乃释前日之利，而为此纷纷，非计之得，宜如故便。上下其议于有司，而有司请今者考校，宜且如旧制。遂降此诏。[9]
即范仲淹、欧阳修倡导的科举变革，不符合实际需求，政令出台后很快被废置。进士考试无非是为吏部选人，考核的仅仅是知识储备、智力才能等等，不可能与日后为官素质直接发生关联。先策论的目的是好的，效果是差的。所以，刘挚追问云：“自唐以来，至于今日，名臣巨人致君安民、功业轩天地者，磊落相望，不可一二数，而皆出于诗赋，则诗赋亦何负于天下哉！”[10]熙宁以来进士考试重策论，并没有为朝廷选拔出更多富于从政经验、耿直刚正的官员，事实证明重策论的做法是失败的。苏轼、刘攽、杨察、刘挚多人所论，都在证实欧阳修早年的观点，策论乃“谈无用之空文，角不急之常论”。欧阳修此际所论，反不如为举子时敏锐而深刻，沦为人云亦云之谈。
关于“有司之弊”，欧阳修的对策是“随场去留”，即逐场淘汰制。具体地说，以二千人为例，欧阳修云：
今臣所请者，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误引事迹者、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于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而选五百，则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
这种做法貌似合理，在现实中不可操作。北宋真宗以来，每次省试人数一万多人，如果逐场淘汰，就需要如此大量的考生一场考毕，耐心等待一次放榜，一共需要三次放榜。考生如果认为录取不公，集体闹场，下场科考就不能正常进行。宋代科考闹场事件是非常频繁的。[11]况且，真宗以来已经实行了弥封、编排、誊录等制度，一份试卷要往返于弥封官、编排官、考官之手，程序复杂。逐场去留，要增加无数的人为的麻烦。尤其是在“人治”社会，防范考试作弊是第一要务，逐场拆封定去留，会给营私舞弊者留出更多的空间。唐朝曾采用“随场去留”的淘汰法，《册府元龟·贡举部》（天宝十一载752）十二月，敕：“帖既通，而后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而后试策，凡五条。三试皆通者为第。”[12]唐朝一次考生不到一千人，又没有弥封制，当然可以如此操作。宋人泥古不化，如此空谈最终被束之高阁。欧阳修《议学状》曾云：“盖以古今之体不同，而施设之方皆异也。”[13]应该用同样的眼光观察“随场去留”问题。
北宋科举制度变革，至真宗年间基本完成，没有留给欧阳修多大讨论空间。欧阳修以后对科举考试发表意见，大约都是针对枝节问题。
至和二年（1055），欧阳修有《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云：
唐太宗时，始诏名儒撰定九经之疏，号为正义，凡数百篇。自尔以来，著为定论，凡不本正义者谓之异端。则学者之宗师，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载既博，所择不精，多引谶纬之书，以相杂乱，怪奇诡僻，所谓非圣之书，异乎正义之名也。臣欲乞特诏名儒学官，悉取九经之疏，删去谶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然后经义纯一，无所驳杂。[14]
欧阳修企图维护儒家经义纯正，对举子起到更好的教化熏陶作用，反对“怪奇诡僻”的态度，与嘉祐二年反对“太学体”是一致的。
欧阳修嘉祐二年权知贡举，几道奏札都是与考试的具体操作有关。考前，欧阳修有《条约举人怀挟文字札子》，称：“窃闻近年举人公然怀挟文字，皆是小纸细书，抄节甚备。每写一本，笔工获钱三二十千。亦有十数人共敛钱一二百千，雇倩一人，虚作举人名目，依例下家状，入科场，只令怀挟文字，入至试院，其程试则他人代作。事不败则赖其怀挟，共相传授；事败则不过扶出一人，既本非应举之人，虽败别无刑责，而坐获厚利。”欧阳修的对策是：“臣今欲乞增定贡院新制，宽监门之责，重巡捕之赏。盖以入门之时一一搜检，则虑成拥滞。故臣乞自举人入院后，严加巡察。多差内臣及清干京朝官巡捕，每获怀挟者，许与理为劳绩，或免远官，或指射差遣。其监门官与免透漏之责。若搜检觉察得人数多者，令知举官闻奏取旨，重加酬奖。其巡捕官，除只得巡察怀挟及传授文义外，不得非理侮慢举人，庶存事体。”[15]欧阳修的建议实施之后，带来考场上新的骚扰。允许内臣等搜查怀挟并“理为劳绩”，虽然已经预防“非理侮慢举人”，但是难以抑制巡捕官升官发财的强烈愿望，考场自此纷纷扰扰，不得消停。苏轼元祐三年（1088）权知贡举，汇同其他知举官，向朝廷连上三道奏札，都是批评内臣巡捕官贪图功利、妄自作为。分别罗列于下：
贡院今月三日，据巡铺官郑永崇领押到进士王太初、王博雅，称是传义。问得举人，各称被巡铺官诬执。寻令巡铺官、宣德郎王厚将逐人卷子与众官点对，得逐人试卷内有一十九字同，即不成片段。……今来进士尚有两甲，诸利尚有一十五场未曾引试。若信令巡铺官内臣挟情罗织，即举人无由存济。
贡院今月三日，据巡铺官捉到怀挟进士共三人，依条扶出，逐次巡铺官并令兵士高声唱叫。至今月十一日扶出进士蒋立时，约有兵士三五十人齐声大叫。在院官吏公人，无不惊骇，在场举人亦皆恐悚不安。寻取到虎翼节级李及等状，称是巡铺内臣陈慥指挥，令众人唱叫。
贡院今月三日，据巡铺官押领到进士卢君修、王灿，称是传义。却问得举人，称是卢君修来就王灿问道，不知耿邓之“洪烈”，为复是“洪烈”，为复是“洪勋”？其王灿别无应对。当院看详：若将问字便作传义，未为允当。[16]
之所以不厌其烦列出这三道奏札，是要看清楚欧阳修措施落实后给考场带来的纷扰。
欧阳修这一年还有《论保明举人行实札子》，云：“臣今欲乞指定举人玷缺事状，如事亲不孝，行止逾滥，冒哀匿服，曾犯刑责，及虽有荫赎而情理重者。以上事节，苟犯其一，并不得收试。”[17]这是要求规范科举制度内容，明确联保者的责任。
英宗治平元年（1064），针对有人建议进士发解试削减东南名额、增补西北名额，欧阳修有《论逐路取人札子》，反对上述建议，云：“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各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18]宋代文化重心向东南转移，欧阳修所云顺应时代潮流。
综上所述，关于科举制度方面，欧阳修除了为举子时的敏锐感觉之外，多书生迂腐之见，没有贡献什么有价值的意见。对科举具体问题的讨论，或不切实际，或回应时代需求，皆细节末梢，不会对科举整体格局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