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声与独奏：晚宋文人群体性唱和的承袭与突破
自郑、林、刘的拟体唱和发其嚆矢，晚宋文坛掀起了一阵拟体文的创作热潮，持续时间颇长[23]，波及范围亦广，堪称宋代俳谐文的高峰期。[24]因文献散佚，我们已无法了解全貌，但在时人文集以及《文章善戏》中，我们尚能管窥一斑。在郑清之之前，现存文献尚无为四友作除授拟体者，而在他之后却作者蔚起，林希逸说：“昔安晚先生以帝师留经席，时取文房四友入之北扉西掖之文，继而作者不翅数十家。”[25]今数十家的多数已湮没无闻，文献可考者，除了林希逸、刘克庄、胡谦厚之外，尚有如下人物参与唱和仿写：
刘翀甫，刘克庄侄，莆田人，余不详，作《四友除授制》。[26]
胡颖，字叔献，号石壁，湘潭人，绍定五年（1232）进士，见《宋史》本传，作《四友除授制》。[27]
刘希仁，字居厚，刘朔孙，刘克庄从弟，莆田人，嘉定四年（1211）进士，弘治《兴化府志》有传，作《四友除授制》。[28]
林公掞，莆田人，余不详，作《四友除授制》。[29]
方至，字善夫，莆田人，方子容后裔，曾任白鹭洲书院山长，著有《鄙能小稿》，作《四友除授制》。[30]
黄牧，又名以牧，字景渊，莆田人，咸淳元年（1265）进士，作《四友除授制》。[31]
蔡伯英，林希逸友，余不详，作《四友集》。[32]
张端义，字正夫，晚号荃翁，姑苏人，著有《贵耳集》、《荃翁集》，作《四友贬制》。[33]
李几复，胡谦厚表兄弟，余不详，作《文房四友辞免奏状》。[34]
方岳，字巨山，号秋崖，祁门人，绍定五年（1232）进士，著有《秋崖先生集》，《宋史翼》有传，作《拟文房四制》、《再拟文房四制》。[35]
郑楷，字持正，号眉斋，三山人，余不详，作《文房拟制表》。[36]
以上11位，均是模仿、唱和郑清之诸人之作，所拟均不脱郑、林文房四友除授之范围。与此相应的是，受郑、林四友除授启发、影响，当时不少文人创作了其他物品的除授谢表之文，今亦可考知若干作者如下：
方至，字善夫，同上文，作松竹梅“岁寒三友”除授。[37]
吴必大，字万叔，临川人，淳祐七年（1247）进士，有《山林素封集》，作松竹梅“岁寒三友”、螃蟹“无肠公子”除授。[38]
张立道，四明人，尝入福建宪幕，余不详，作松竹梅“岁寒三友”除授。[39]
方名父，字持叟，方晋子，莆田人，作松竹梅“岁寒三友”除授。[40]
胡锜，字国器，括苍人，著有《耕禄稿》，作田谷农具等除授文二十五篇。[41]
宋无，字子虚，号翠寒，余不详，作《文房十八学士制》。[42]
上列6位与前文所列11位，去重后共计16位，再加上郑、林、刘、胡四人，目前可以考知的四友除授及其周边写作群体即可达20人之多。这个群体以莆田为中心，而辐射全国，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引人瞩目。究其原因，一是郑清之、刘克庄的文坛影响力颇巨，门生故旧众多，追随唱和自然就多；二是南宋词科与骈文写作有着密切联系，撰写此类游戏作品，可作词科之练习[43]；三是晚宋刻书产业发达，能让《文房四友除授集》在全国范围内迅疾传播，从而引起了各地士人的仿效，由此造成了一次具有广泛文学史影响的拟体俳谐文的唱和。
现存模拟酬唱的创作作品中，方岳与郑楷的拟体除授之作最值得关注。
方岳写有两组八篇四友除授，即《拟文房四制》和《再拟文房四制》，两组文章立意不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也不同。第一组仍是完全承袭郑清之，他在序中说：“文房四制，经安晚、后村老笔，无复着手处矣。日长无事，试一效颦，亦可知文章之无尽藏也。”[44]所作题目与郑作几无二致，行文思路也步郑、刘故辙，如《赐褚知白诏》云：“顾侯颖侯泓而卿玄，几若汉朱云所谓相吏者，至知白，则独师尊之曰楮先生，奈何不与三子者俱耶？”[45]简直完全出自刘克庄《赐褚知白诏》“独于褚先生者师称之”之意，真如刘克庄所言“止有许多事用了又用，止有许多意说了又说，譬如广场卷子，虽略改头换面，大体雷同”[46]。但是另一组除授，方岳显然更具竞技意识与创新思维，努力跳出了郑、刘窠臼。《再拟文房四制》序说：“予既为四制，或曰前二骈俪，后二散文，纸墨得无有语？乃为二诏二诰，使之前二散文，后二骈俪云。”[47]他改变文体，更换语体，随之而来的就是行文思路的全部更新，所作分别题《赐毛颖辞免进封管城侯恩命不允诏》《赐石虚中辞免翰林学士恩命不允诏》《陈玄除凌烟阁学士依旧子墨客卿封松滋侯诰》《褚知白赐号纯素先生诰》。可见，方岳前两篇是“不允诏”，它所对应的官文书流转体系，与制书明显不同。从文书的次序来看，先有制文除授，再有辞免谢表，然后才有“不允诏”，所以方岳这里其实省略了一个环节，即辞免谢表，而直接写作了皇帝回复的“不允诏”。这也就从拟体情节上突破了郑、林原有的除——谢结构，形成了新的潜在结构：除授——上表辞免——不允——谢表。后两篇又新增了凌烟阁学士、松滋侯、纯素先生三个官职称谓，其情节自然与郑清之的除授有异，用词遣句也有了新的空间。如果说方岳的第一组文章仍是四友除授合唱中的同调而已，那么第二组显然就已变为合唱中的异响。这种异响增添了四友除授活动的辞免、不允情节，与郑、林、刘、胡同声相和，而又别出心裁，是四友除授中的别样音符。
至于郑楷的《文房拟制表》（更确切地应称《毛颖制表》）[48]，更是从形式到内容都突破了《文房四友除授集》的框架，添入了更多的个人创造，形成了新的模式。《毛颖制表》仅取毛颖一人来写，但却达十二篇之多，郑楷所汲取的最直接的营养，仍是《毛颖传》和《文房四友除授集》，但其题已大大扩展，拟体所依赖的故事情节变得愈为复杂，分别是《毛颖封管城子诰词》《毛颖辞免管城子恩命第一表》《赐毛颖上第一表辞免管城子恩命不允批答》《毛颖辞免管城子恩命第二表》《赐毛颖上第二表辞免管城子恩命不允仍断来章批答》《管城子毛颖谢上表》《除管城子毛颖特授守中书令馀如故制》《管城子毛颖辞免中书令恩命第一表》《赐管城子毛颖上第一表辞免中书令恩命不允批答》《管城子毛颖辞免中书令恩命第二表》《赐管城子毛颖上第二表辞免中书令恩命不允仍断来章批答》《新除守中书令毛颖谢表》。
这十二篇文章分为两组，第一组是毛颖封管城子，其基本情节为：封诰——辞免——不允——再辞免——再不允——谢表；第二组是授毛颖中书令，情节设置与第一组同。管城子和中书令两个头衔，是在韩愈《毛颖传》中已经赐封的，所以郑楷的逻辑起点，就与郑清之进封毛颖管城侯不同。更具个性的是，郑楷虽也是模拟皇帝与毛颖两种口吻，但全组文章仅有一个除授人物，写作总量又增至十二篇，比之此前任何一位作者所需要调动的文学资源都更有挑战性。同时，如此大规模地为一个人写作制诰、辞免、谢表之文，其中所涉层面与叙述立场也变得更多端，制诰是从他者角度赞美毛颖，辞免奏状是从自身角度谦虚退让，带有一定自贬意味，谢表又变而从自身角度肯定自我，如此回环往复地书写，将毛颖这位虚拟人物的内心活动和个人品性表达得愈为丰满，一支毛笔可以双关、拟人的各种特性和功能，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最充分的发挥。
特别是《毛颖制表》新添入的辞免与批答环节，这是郑、刘之作中所未有，也是其他模拟酬唱之作所少有，显示出郑楷锐利的写作气势和饱满的仿拟热情，展现了四友除授写作“无尽藏”的文学可能。对比宋代官场习惯，《毛颖制表》无疑更为真切地体现出当时官场文书往来的现实复杂性，加强了制诰谢表书写的真实感。其中煞有介事的写作态度、往复来回的文书环节与丰赡的成语典故、多变的文章手法，构成了这组文章端庄严肃、渊纯典雅的文本世界，而这个文本世界与子虚乌有的主人公毛颖之间产生了更为巨大的落差，从而形成了俳谐组篇的特殊张力。可以说，与四友除授多位人物的简单除谢模式相比，《毛颖制表》围绕一人展开的多次往复，形成了俳谐文新的审美趣味，其意蕴颇堪玩味。
总之，围绕郑清之的四友除授文，晚宋文坛出现了一次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拟体俳谐文写作高峰，这些作品多数都是以假传为依托的新型拟体，它们或直接模拟唱和郑、林之作，或间接受此影响，由此延伸开去，扩大了拟体俳谐文的写作范围，创新了俳谐组篇的规模形式，并且不断从宋代官场文书流转中借鉴新的因素，让声势浩大的拟体文合唱与独奏交相辉映，促进了拟体俳谐文的形式创造与内容发展。《文房四友除授集》及其周边亲缘性文本在晚宋的涌现，既是俳谐文学史上的壮阔景观，也是晚宋文人群体酬唱和文本传播的特殊样态，展现出晚宋文坛的重要一隅。
【注释】
[1]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宋代祠官文学研究”（项目批号：17YJA75101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章学著述汇编、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5ZDB066）阶段性成果。本文修订又得到朱刚先生、罗宁先生、邬志伟先生的赐教，特此致谢。
[2]以上引文及信息参看《文房四友除授集》林希逸序、刘克庄序、胡谦厚跋、陈垲跋，《百川学海》本。本文所引《文房四友除授集》内容均据此版，不再出注。
[3]笔者所见唯一一篇专论，是程章灿先生的《文儒之戏与词翰之才——〈文房四友除授集〉及其背后的文学政治》（《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另有祝尚书的《论宋季的拟人制诏》（《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及笔者的《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一章第二、三节，第五章第二节对此集也有多处讨论，但都未探讨该集收录的作品本身。
[4]本文所言的“复调”，借用的是该词在音乐上的原始意义，即指《文房四友除授集》的文本所体现的多种发言立场与书写角色，各自独立而又彼此和谐地结合一体，犹如音乐上的多声部。巴赫金曾用“复调小说”指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本文并不是对此理论的套用。
[5]魏晋六朝俳谐文学的研究，学界成果丰硕，比如谭家健《六朝诙谐文述略》（《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徐可超《汉魏六朝诙谐文学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张影洁《唐前俳谐文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陈玉强《南朝公文体俳谐文的文体学意义》（《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等都是重要成果，兹不一一列举。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言“拟体”俳谐文概念，即出自徐可超文。该文虽未明确定义“拟体”含义，但所指是清楚的，即从动物、物品的角度，以拟人口吻写作的官场公文书。
[6]刘成国：《宋代俳谐文研究》，载《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
[7]“假传”概念的提出，最早是明代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他认为自司马迁《史记》创“传体”，“其品有四：一曰史传，二曰家传，三曰托传，四曰假传”（《历代文话》第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4页）。
[8]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十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338页。
[9]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5页。
[10]明代有《大兰王传》，但这种做法显然是受到《毛颖传》影响的结果。
[11]韩愈：《毛颖传》，《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569页。本文所引《毛颖传》均据此，不再注。
[12]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收录文嵩《管城侯传》《即墨侯传》《好畤侯传》《松滋侯传》四文。《全唐文》卷九四八录前两文、《唐文拾遗》卷五一录后两文。其中《全唐文》卷八〇一又系《管城侯传》于陆龟蒙名下，高似孙《砚笺》卷四又署《即墨侯传》作者为李观。
[13]所谓“因官湖外而归，旧稿蠹蚀不存”，则郑清之四友除授第一次成文当作于从湖外归京之前。检其仕履，自嘉定十年（1217）中进士后，为外官时间仅前五年，后三十年均为京朝官，保守估计这组文章第一次成文当在1223年前后。
[14]林洪《文房图赞》，收入《文房四谱（外十七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87页。据罗宁先生赐示，《云仙散录》记载薛稷给笔墨纸砚封九锡，然今只见所封官名，不见九锡文。
[15]谢伋：《四六谈麈》，《历代文话》第1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16]刘祁：《归潜志》卷十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8页。
[17]程章灿先生认为：“林希逸作此四篇表启，既是与郑清之之间的文字酬答，也是晚辈致敬前辈的一种礼仪行为。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作为‘备数校雠府’的闲职下僚的林希逸，在前任权相也可能是未来宰相郑清之面前，表现自己词翰才华的一个绝好机会。”可备一说，参前揭《文儒之戏与词翰之才——〈文房四友除授集〉及其背后的文学政治》。
[18]林同：《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序》，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53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页。
[19]刘克庄：《跋翀甫姪四友除授制》，《全宋文》第330册，第10页。按，中华书局出版的《刘克庄集笺校》不但笺释时有讹误，文本校勘亦多错漏，本文不采。
[20]刘克庄：《跋翀甫姪四友除授制》，《全宋文》第330册，第10页。
[21]刘克庄：《方名父松竹梅三友除授四六后语》，《全宋文》第330册，第97页。
[22]刘克庄：《跋翀甫姪四友除授制》，《全宋文》第330册，第10页。
[23]刘成国《宋代俳谐文研究》认为本次唱和时间不长，所言无据。从现有材料来看，仅刘克庄周边文友时隔十余年，仍有唱和者，如刘克庄所记《翀甫姪四友除授制》即是。该文至早成于景定元年（1260），翀甫所作离郑清之首倡，十余年矣。［按：《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六有《庚戌写真赠徐生》成于淳祐十年（1250），此文后第三篇有《黄孝迈长短句》，可知该文大体亦成于此年或更晚；卷一〇八有《再题黄孝迈短长句》云“十年前曾评君乐章”，则《再题》文至早成于淳祐十年之后的第十年，即景定元年（1260），而《翀甫姪四友除授制》又列于《再题》之后，可推知该作至早作于景定元年。］
[24]前揭祝尚书《论宋季的拟人制诏》对此有初步勾稽，刘成国《宋代俳谐文研究》亦有涉及。
[25]林希逸：《跋方持叟岁寒三友制诰》，《全宋文》第335册，第358页。
[26]《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八《翀甫姪四友除授制》，《全宋文》第330册，第10页。
[27]《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八《翀甫姪四友除授制》有“既而胡卿叔献及仓部弟各出奇相夸”之句。刘克庄又有《送胡叔献被召》“信庵丞相如通讯，为说狂生霜满头”句，信庵即赵葵，与胡颖入赵葵、赵范幕经历合。
[28]《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八《翀甫姪四友除授制》有“既而胡卿叔献及仓部弟各出奇相夸”之句，仓部弟即刘希仁，笔者《刘克庄的文学世界》第69页脚注有详考。辛更儒《刘克庄集笺校》（第1482—1483页）认为仓部为刘希谦，误。弘治《兴化府志》卷四七有刘希仁传，云：“宝祐三年，除仓部郎官。”
[29]《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八《翀甫姪四友除授制》有“里中士友如林公掞、方至、黄牧竞求工未已”之句，卷一三〇有《答林公掞监场书》云：“诸文惟有韵与无韵之作为近古，偶俪最俗下，不必苦求工，然不工又不可读。”可见其骈文水平稍欠。
[30]《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有《方至文房四友除授四六》。见笔者《刘克庄的文学世界》，第141—143页。刘成国《宋代俳谐文研究》言方至为睦州分水人，方回宗兄，误。
[31]《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八《翀甫姪四友除授制》有“里中士友如林公掞、方至、黄牧竞求工未已”之句，其他信息参卷一〇七《跋黄牧四六》，卷一三三《与淮阃贾知院书》《与方蒙仲制幹书》。
[32]林希逸：《鬳斋续集》卷一三《跋蔡伯英四友集》，《全宋文》第335册，第365页。
[33]《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八《翀甫姪四友除授制》“有张端义者，独为四友贬制”句。
[34]胡谦厚：《文房四友除授跋》：“予中表李几复，且作一奏三状代辞免。”
[35]方岳：《秋崖集》卷一八有《拟文房四制》《再拟文房四制》，小序云：“文房四制，经安晚、后村老笔，无复着手处矣。日长无事，试一效颦，亦可知文章之无尽藏也。”《全宋文》第341册，第308页。
[36]郑楷著有《文房拟制表》，见收于《文章善戏》，可参金程宇《静嘉堂文库所藏〈文章善戏〉及其价值》，《稀见唐宋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3—126页。关于郑楷的活动年代，金文因误读孙德之《郑持正毛颖制表序》，而定于1192年左右，误。该序云：“嘉定庚午，予侍先君子官中都，危逢吉、李公甫俱克词章，间相过，戏草《淇国夫人竹氏进封制词》……危则裂之，李稿今犹在集中也。……三山郑君持正与处几年，一日以所拟制表等作见示，大抵假托以寓其言者也。”所言“嘉定庚午”即1210年，孙德之19岁，显非此序作年，乃是其侍奉父亲，见危、李二人作文之年。序中说“危则裂之，李稿今犹在集中”，足见作序已与嘉定庚午相隔甚久，联系郑清之作文房四友除授制乃是1246年之事，有理由肯定，郑楷文章及孙德之序，定晚于1246年。另，姚勉（1216—1262）有《回郑持正书》，语气颇不客气，谅郑楷年龄与姚勉相仿。
[37]欧阳守道《题方山长鄙能小稿》云：“又得见近作数十篇，通旧作为一集，题曰《鄙能》。如岁寒三友召除辞谢之类，视旧为文房四友作，尝经先生品题者，愈出愈奇，不知先生见此又如何其叹赏也。”《全宋文》第347册，第37页。
[38]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九《跋吴必大检察山林素封集》一文言其集收有17篇拟体俳谐文。今《文章善戏》收录其《岁寒三友除授集》11篇、《无肠公子除授集》3篇，或即《山林素封集》的部分内容。林希逸《跋方持叟岁寒三友制诰》亦云：“既又转为岁寒三友除授，余向留京，已得之同朝临川吴万叔，及还三山，得之宪幕四明张立道。”祝尚书《论宋季的拟人制诏》、刘成国《宋代俳谐文研究》言吴必大，字伯丰，兴国人，误。
[39]作《岁寒三友除授》，林希逸《跋方持叟岁寒三友制诰》云：“既又转为岁寒三友除授，余向留京，已得之同朝临川吴万叔，及还三山，得之宪幕四明张立道。”
[40]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一有《方名父松竹梅三友除授四六后语》，林希逸《鬳斋续集》卷一三有《跋方持叟岁寒三友制诰》。
[41]胡锜《耕禄稿序》云：“近之学士大夫游情翰墨，且以褚知白、石虚中、竹媛之类作为制诰矣。锜，牛衣子也……辄辑农书为诏为制诰为表，凡二十五篇，名曰《耕禄稿》。”《百川学海》本。
[42]《文章善戏》收录宋无《文房十八学士制》，参前揭金程宇《静嘉堂文库所藏〈文章善戏〉及其价值》。
[43]刘成国《宋代俳谐文研究》已指出此点，参该文第38页，注⑦。
[44]方岳：《拟文房四制序》，《全宋文》第341册，第308页。
[45]方岳：《赐褚知白诏》，《全宋文》第341册，第310页。
[46]刘克庄：《跋翀甫姪四友除授制》，《全宋文》第330册，第10页。
[47]方岳：《再拟文房四制序》，《全宋文》第341册，第310页。
[48]全文参金程宇《静嘉堂文库所藏〈文章善戏〉及其价值》（《稀见唐宋文献丛考》一文所附，第93—126页）。孙德之有《郑持正毛颖制表序》，据全部文本来看，名集为《毛颖制表》应更切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