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风格论
文学作品的鉴赏核心是对艺术特色及其成就的揭示。鉴赏者由作品及人，概括文学家的风格特征乃鉴赏的深化。况周颐鉴赏唐宋词和词人往往从整体上把握其主导风格，突出其特色，对大多数唐宋词人的风格都有概括性评论，如评五代词人李煜、韦庄、冯延巳的风格“李重光之性灵，韦端己之风度，冯正中之堂庑”[4]；评苏轼词“清雄”（《历代词人考略》卷三十）；评辛弃疾词“刚健含婀娜”（《历代词人考略》卷三十）；评南宋陈克的词“大都高丽香倩之作，绝少穷愁抑塞之音”（《历代词人考略》卷二十五）。所评皆能摄取词人风格特征，又可见出论者的慧眼。
况周颐的唐宋词鉴赏，不仅继承了前人从具体作品入手进行情致风格的印象式品鉴的传统方法，而且在鉴赏视角上、分析方法上多有突破，显示出他对唐宋词和词人鉴赏的高妙之处。
其一，况周颐除了关注唐宋词人风格的主体特征之外，还十分注意词人风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如评杨无咎词：
逃禅老人咏梅诸作，清绝不染纤尘。然如集中《锯解令》“送人归后酒醒时”、《醉花阴》“捧杯不管馀醒恶”、《解蹀躞》“迤逦韶华将半”、《卓牌子慢·中秋次田不伐韵》、《蝶恋花·鞋词》《赠牛楚》、《垂丝钓·赠吕倩倩》、《好事近·黄琼》、《殢人娇·李莹》等阕，亦复能为情语、艳语。
（《历代词人考略》卷二十八）
况周颐指出杨无咎的词既有“清绝”之作，又有“情语”“艳语”这些与“清绝”迥异的风格，呈现出风格形态的多样性。显然这样的分析对杨无咎的认识更为全面。
对词学史上已有定评的词人，况周颐在通览词人全部作品的基础上发表驳正或补充的意见，从而新意迭现。如温庭筠的词以“绮靡”“浓艳”著称，南宋胡仔称其“工于造语，极为绮靡”[5]。王国维《人间词话》对温词风格有一则精彩的评论：“‘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皆指温词辞采繁富，色彩艳丽。况周颐则指出温词风格的多样性：
温飞卿词有以丽密胜者，有以清疏胜者。永观王氏以“画屏金鹧鸪”概之，就其丽密者言之耳。其清疏者如《更漏子》“梧桐树”云云，亦为前人所称，未始不佳也。
（《历代词人考略》卷二）
况周颐提到的温庭筠《更漏子》下片云：“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这首词没有秾艳的色彩和华丽的辞藻，寻常的景物和简白的抒情使全词呈现清疏的风格。这种清疏在温词主体风格的绮艳中属于别格，却也使温庭筠的词呈现了多样色彩。
又如评曹组词：
今就《雅词》所录审之，唯《相思会》《品令》《醉花阴》三首稍涉俚谚，自馀皆雅正入格，尤有疏爽冲淡之笔，讵可目之曰滑稽，诋之为无赖邪！
（《历代词人考略》卷二十三）
曹组是北宋末年徽宗朝的著名词人，亦是北宋滑稽词派的代表人物。南宋的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称曹组为“滑稽无赖之魁”，黄昇说他“工谑词”。[6]曹组的词集后世已遭毁版，现今流传的曹组词皆为南宋词选留存，大多数词已然没有“滑稽无赖”的特点。况周颐在阅读曹组《雅词》全集后，对前人批评曹组之语提出异议，给予曹组词以客观的评价。
其二，况周颐特别注意分析词人风格的产生原因，尤为注意社会环境、人生经历对词人风格的影响。如他分析王雱《倦寻芳慢》一词即是如此，词作如下：“露晞向晚，帘幕风轻，小院闲昼。翠迳莺来，惊下乱红铺绣。倚危墙，登高榭，海棠经雨胭脂透。算韶华，又因循过了，清明时候。倦游燕，风光满目，好景良辰，谁共携手？恨被榆钱，买断两眉长斗。忆高阳，人散后，落花流水仍依旧。这情怀，对东风，尽成消瘦。”况周颐评析云：
王元泽词传者仅《倦寻芳慢》《眼儿媚》二阕，并皆吐属清华。尝谓填词与其人生平处境极有关系。宋人如晏叔原、王元泽，国朝如纳兰容若，固由姿禀颖异，亦其地望之高华，有以玉之于成也。叔原云：“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元泽云：“翠径莺来，惊下乱红铺绣。”容若云：“屏幛厌看金碧画，罗衣不奈水沉香。”此等语非村学究所能道也。
（《历代词人考略》卷十八）
王雱乃王安石之子，况周颐由王雱的词风联系到北宋的晏几道和清代的纳兰性德。晏、王、纳兰三人人生的共同之处即皆为宰相之后，生活于富贵高雅的环境之中。文中所引晏几道《鹧鸪天》、王雱《倦寻芳慢》、纳兰性德《浣溪沙》三首词句的共同之处即在于高雅情致出于漫不经意的景物描写，显示出内在的贵族气质，这些确非社会底层出身的“村学究”所能表现的。况周颐所说“填词与其人生平处境极有关系”可谓精于词学的深刻之论。
又如范仲淹的两首词，《苏幕遮·怀旧》：“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况周颐评析云：
文正一生并非怀土之士，所为“乡魂”“旅思”以及“愁肠”“思泪”等语似沾沾作儿女想，何也？观前阕可以想其寄托。开首四句不过借秋色苍茫以隐抒其忧国之意，“山映斜阳”三句隐隐见世道不甚清明而小人更为得意之象。芳草喻小人，唐人已多用之。后段则因心之忧愁不自聊赖，始动其乡魂旅思，而梦不安枕，酒皆化泪矣。其实忧愁非为思家也。文正当宋仁宗之时，扬历中外，身肩一国之安危，虽其时不无小人，究系隆盛之日，而文正乃忧愁若此，此其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乎？即《渔家傲》后段“燕然未勒”句亦复悲愤郁勃，穷塞主安得有之？
（《历代词人考略》卷九）
范仲淹的《苏幕遮》《渔家傲》是词史上的名篇，风格苍凉悲慨，被誉为边塞词的典范。关于这首《渔家傲》词还有一则故事：欧阳修看到这首词，认为词的风格与词体本色的婉媚迥然不同，戏称之为“穷塞主词”[7]。反映了北宋初年词体观念的状况。况周颐则指出，范仲淹这两首词并非单纯地表达个人思乡之情的作品，而是忧国寄托之作。虽然范仲淹当时身处盛世，但他已经看到隐藏的危机。此种忧患意识与其《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同一意旨。况周颐联系社会背景和词人生平思想的分析，与一般风格层面的赏析相比，显然更为深刻。
其三，况周颐充分注意词作、词人可能具有的复杂性，鉴赏更客观更有深度。如对北宋词人毛滂词的分析。毛滂生活于北宋后期，此时权奸蔡京当政。因与蔡京的关系，毛滂的人品曾受到时人的诟病。毛滂词中有数首为蔡京上寿的词，如《绛都春·太师生辰》（馀寒尚峭），由是招致了对毛滂“本非端士”的讥刺。况周颐结合时代背景评析道：“方毛之寿蔡也，蔡之奸犹未大著也。”“泽民为武康令，慈爱惠下，政平讼简，讵非端士？若以寸楮之投为毕生之玷，持论未免太苛。”（《历代词人考略》卷十四）况周颐指出：毛滂为蔡京写寿词时，蔡京之“奸”尚未显现，毛滂的寿词亦应属于正常的文字交往范围，不应视为明知其奸却丧失人格的巴结。这种摒弃简单化、模式化的鉴赏分析确乎难能可贵。
其四，况周颐从语言声韵的角度鉴赏词作、词人的风格。如他分析李彭老的两首词《高阳台·落梅》：“飘粉杯宽，盛香袖小，青青半掩苔痕。竹里遮寒，谁念灭尽芳云？么凤叫晚吹晴雪，料水空、烟冷西泠。感凋零，残缕遗钿，迤逦成尘。
东园曾趁花前约，记按筝筹酒，戏挽飞琼。环佩无声，草暗台榭春深。欲倩怨笛传清谱，怕断霞、难返吟魂。转消凝，点点随波，望极江亭。”《高阳台·寄题荪壁山房》：“石笋埋云，风篁啸晚，翠微高处幽居。缥简云签，人间一点尘无。绿深门户啼鹃外，看堆床、宝晋图书。仅萧闲，浴砚临池，滴露研朱。旧时曾写桃花扇，弄霏香秀笔，春满西湖。松菊依然，柴桑自爱吾庐。冰弦玉柱风流在，更秋兰、香染衣裾。照窗明，小字珠玑，重见欧虞。”况周颐评析云：
商隐《高阳台》咏落梅云：（词略）前段“谁念”“念”字、“幺凤”“凤”字，后段“草暗”“暗”字、“倩怨”“怨”字，它家作此调者，并用平声，即商隐自作《寄题荪壁山房》阕，亦作平声。此阙一律用去声音节，尤为婉隽。商隐倚声专家，必其审酌于宫律之间，故能以拗折为流美也。
（《宋人词话》）
李彭老是南宋后期的词人，作词讲究格律。况周颐指出，李彭老的这两首《高阳台》为了审美的追求，特意在平声处改用去声，达到了“以拗折为流美”的效果。况周颐对这首词的分析别出蹊径，论析之细致深入超出常人，显示了他作为词学家的独特眼光。
况周颐还将语言与风格联系而论之，通过语言平仄的特点分析词人的风格，进而认定作品的归属。如传世的姜夔的两首《越女镜心》的真伪存有争议，原词如下：
越女镜心
别席毛莹
风竹吹香，水枫鸣绿，睡觉凉生金缕。镜底同心，枕前双玉，相看转伤幽素。傍绮阁、轻阴度。飞来鉴湖雨。近重午。燎银篝、暗薰溽暑。罗扇小、空写数行怨苦。纤手结芳兰，且休歌、九辩怀楚。故国情多，对溪山、都是离绪。但一川烟苇，恨满西陵归路。
越女镜心
春晚
檀拨么弦，象奁双陆，旧日留欢情意。梦别银屏，恨栽兰烛，香篝夜间鸳被。料燕子重来地。桐阴锁窗绮。倦梳洗。晕芳钿、自羞鸾镜，罗袖冷，疏竹画帘半倚。浅雨渗酴醿，指东风、芳事馀几。院落黄昏，怕春莺、笑人憔悴。倩柔红约定，唤起玉箫同醉。[8]
况周颐评析云：
右词二阕，采附《法曲献仙音》“虚阁笼寒”阕后。细审词调，有与《法曲献仙音》小异者。前段“轻阴度”、“重来地”叶，后段“空写数行怨苦”、“疏竹画帘半倚”，“怨”字、“半”字，去声是也。有与《法曲献仙音》吻合者。前阕前段“风竹”“竹”字，“鸣绿”“绿”字、“睡觉”“觉”字，后段“故国”“国”字；后阕前段“檀拨”“拨”字、“双陆”“陆”字、“旧日”“日”字，后段“院落”“落”字；并入声也。守律若是谨严，自是白石家法。
（《历代词人考略》卷三十五）
此二词，晚清四大家之一的郑文焯以及词学大师夏承焘均认为非姜夔作[9]，况周颐却认为此词为真，将这首《越女镜心》与《法曲献仙音》“细审词调”，仔细对比了两调的四声格律，得出了“守律若是谨严，自是白石家法”的结论。况周颐《香东漫笔》再次分析：“细读两词，虽非集中杰作，然如前阕‘雨’‘绪’‘路’，后阕‘绮’‘几’‘醉’等韵，自是白石风格，非窜入它人之作也。”认定此词即为姜夔的作品。且不论此词最终的作者归属，况周颐的的见解可成一家之言，而他这种独特的分析方法值得研究者参考。
其五，词人风格比较。况周颐常常将具有相近相似风格的词人加以比较，以彰显各自特点。如比较苏轼与岳飞：
尝谓两宋词人唯文忠苏公足当清雄二字，清可及也，雄不可及也。鄂王《满江红》词，其为雄，并非文忠所及。二公之词皆自性真流出，文忠只是诚于中形于外，忠武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盖千古一人而已。
（《历代词人考略》卷二十四）
况周颐指出，苏轼、岳飞两人之词皆有“雄”的特质，不同的是苏轼“雄”且“清”，“清雄”合体两宋无人可及；况周颐进而指出，岳飞名垂千古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在“雄”的方面却又超越苏轼。值得注意的是，况周颐指出岳飞“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即谓岳飞词中所表现出来的精忠报国的豪情正是他后来人生的写照，这种词品与人品的辉映确乎“千古一人”。
况周颐还将李后主与宋徽宗进行比较：
徽宗继体裕陵，天才睿敏，诗文书画而外，长短句尤卓然名家。虽间关狩，犹有“裁剪冰绡”之作，未尝少损其风怀。求之古帝王中，唯南唐后主庶几分镳平辔，其处境亦大略相同也。唯是后主所作皆小令，徽宗则多慢词。盖后主天姿轶伦，而徽宗又深之以学力矣。
（《历代词人考略》卷七）
南唐李后主与北宋徽宗皆为“亡国之君”，词风也有相似之处，然而两人又有不同：一是二人所使用的小令慢词词体不同，涉及到词体演变与时代的关系，五代词坛皆为小令，北宋开始慢词登场并逐渐盛行，词风亦为之改变；二是二人有天才人力之别，李后主词纯任性情，宋徽宗词则多融入书卷思力。两人代表了两种创作审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