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士人贽文的现实际遇与影响

武汉大学　汪超

贽文行卷是唐宋以来士子生活的一部分，虽多与科举仕进密不可分，但也有不甚功利的谒者。祝尚书、钱建状、梁建国、郭凌云等学者从不同侧面对宋人的干谒现象有所论述，笔者也曾就宋人“执文就谒”这一文坛现象撰文分析其主体与对象、方式与礼仪、文体与篇幅、弊端与朝廷谒禁等表像。^[1]这些文章中，行卷、干谒因身份、目的的差异，仍然有所不同。白身士人为科考，官员为荐举，都有贽文干谒的需要。钱建状教授指出“编辑文卷，以文求知，谓之‘投贽’；而‘干谒’，只是士人拜谒求官行为的通称。但是‘投贽’在动机上，也属于‘干谒’的一种特殊形式。”^[2]笔者《论北宋文人的执文就谒》一文之所以采用“执文就谒”指称贽文现象，一为强调其干谒是携带所业诗文作品的，而非简单清谈雅集；二为强调部分功利目的不明显的士人请谒也在笔者考察中。今拟以“贽文”浑言之，只取士人携文投献这一行为，而不论其背后的主观动机，叙述士人贽文过程中的遭遇，并讨论士人贽文对文人自身以及当时文坛的影响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