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周必大（1126—1204），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宋高宗读其策后，尝以“掌制手也”[2]称之。孝宗即位，除侍读、翰林学士等官，“以文墨受知”[3]，淳熙年间（1174—1189）历任要职，人称“太平宰相”[4]。光宗朝，封益国公，宁宗庆元元年（1195）以少傅致仕，为“四朝之宗臣”[5]，卒后赠太师，谥“文忠”。[6]
周必大虽久居朝堂之上，忙于政事，然其乃“达官之好吟咏者”[7]，加以“学问渊博”[8]，故而著述繁富[9]，生平所著书籍约计有81种，总数超过200卷[10]，多以“大全集”形式面世[11]，宋孝宗“卿之文在廷莫及，真匠手也”[12]之语，赞许荣宠意味深浓。陆游（1125—1210）则云：
大丞相太师益公自少壮时，以进士、博学宏词迭二科起家。不数年，历太学三馆，予时定交于是时。时固多豪隽不群之士。然落笔立论，倾动一座，无敢婴其锋者，惟公一人。中虽暂斥，而玉烟剑气、三秀之芝，非穷山腐壤所能湮没。复出于时，极文章礼乐之用。绝世独立，遂登相辅。虽去视草之地，而大诏令典册，孝宗皇帝独特以属公。……公在位久，崇论谹议，丰功伟绩见于朝廷，传之夷狄者，何可胜数！予独论其文者，墓有碑，史有传，非集序所当及也。[13]
以具体笔墨描绘周必大文学普受君王、时人推崇情景，“倾动一座，无敢婴其锋者”“绝世独立”诸语，生动鲜明，周必大独霸文坛景象仿若眼前重现，“主盟斯文”。[14]之评或为时人共识。[15]据陆游追忆，二人定交于年少，虽其后仕途发展有别，然以陆游自身文学造诣之高，及多年观察赏读周必大作品之基础，其评论应具信服力。
正如陆游特意标举“大诏令典册”般，传统文献多强调周必大“制命温雅，文体昌博，为南渡后台阁之冠”[16]面向，然其“词章为一时之冠”[17]者，实不仅限于典诰制表类作品，徐谊（1144—1208）评赞周文：
连篇累牍，姿态横出，千汇万状，不主故常，何其富也！诗赋铭赞，清新妩丽，碑序题跋，率常诵其所见，足以补太史之阙遗，而正传闻之讹谬。[18]
便肯定其富于变化、新变多姿之特色，同时区辨其诗赋铭赞、碑序题跋之风貌。所谓“诵其所见”“补太史之阙遗”“正传闻之讹谬”，既显明其书写态度乃据眼见实事秉笔直言，亦强调其文价值，补遗、正谬作用兼备，不容忽视。
美中不足处，乃在徐谊将“碑序题跋”并置以观，综言相同之处，未能识见各体文章之歧异，实则碑、序、题、跋乃性质有别之文体，其书写规范与成果理应各自诠解，方能精切掌握作品特色，从而得知周必大某类文章之清晰面貌，以及该类作品于文学史之地位。
以碑志文为例，周必大现存文集中计有28卷，约124篇文章，占全书卷数14%，比例不低，且宋人云“晚笔力益遒，四方碑板，多以属公”[19]，其碑志普受推崇，众人嘱求情形，略可想见一斑。周必大碑板获致天下共誉，原因何在？“笔力益遒”外，有无其他因素？何谓“遒”？如何“遒”？为何“遒”？
周必大“遒”问题之所以重要，乃在于清人庄仲方（1780—1857）曾云：“南宋文多散漫萎弱，而墓志碑铭叙事处尤甚”[20]，姚椿（1777—1853）序文复载：“或曰：南宋文气冗弱，上不能望汉、唐、北宋，而下亦无以过元、明。”[21]此后，“冗弱”“一直被视作南宋散文的特点”[22]，“南宋碑传，历来被讥为‘冗弱’”[23]确为常见言论。原因当与南宋文章篇幅大量增长有关，部分碑志文动辄数万字，叙事不免拖沓散漫，“冗弱”之讥自有道理。
此种情形下，爬梳周必大碑志之“遒”，厘清其内涵与重要性，既可涤除世人“冗弱”之訾责，复可视为其文章特色，自有深究价值。“遒”之外，周必大碑志文尚有何种特色？如何形成该种特色？有何重要性？诸般问题若能细加梳理，周必大碑志文、散文成就势将藉此彰显，吾人于南宋文学史之观看视野，应亦因此有所拓展。
准此，本文拟就：墓主特质之择抉、儒学世用之思考、碑志结构之巧设、字词择用之创获几层面析论周必大碑志文之特色。上述四项研探角度所以能成立，最重要理由乃是奠基于碑志文体之演进，以及周必大撰作碑志理念之改变。
综览碑志文发展历史，诚如姚鼐（1731—1815）所见，“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于金石”[24]。因以歌功颂德为主，碑志作者大抵扮演代笔角色，仅需依据请托家属提供之材料裁剪成文即可，毋需展现个人文采，故作者为何人，原初似无关紧要，赵振华整理文献，发现：
据已著录的石刻资料考察，墓志撰者的署名，东汉未见，西晋、北魏稀见，隋代很少。初唐罕见，至高宗仪凤、调露起，撰文、书丹者名姓渐多。其后此风大开，或附镌匠铁笔之名。[25]
撰者署名之有无，恐与各朝所存史料多寡无关，而是显示书写心态之变易，推知，唐人看待碑志文之态度已有所浮动，或已意识，碑志文可与记、传文章同视为某种“创作”。因而，“随着撰者署名的增多，志文中也频频出现撰者的影子，他们或说明撰志原因，或表明写作目的，或抒发哀伤之情，均以‘吾’‘余’等第一人称出现。”[26]此种“撰者的自我表白”[27]促使碑志文不再只是附属于墓主之记录文字，而可归属为撰者之独特书写，甚至具备文学价值。
以《枢密使赠金紫光禄大夫汪公澈神道碑》为例，周必大原依循碑志常规，录记墓主名讳、世系、履历、寿年、妻子等信息，文末“有文集二十卷、奏议十二卷，辞章简重如其为人”后，一般多会顺势带出铭辞，周必大却于此时蓦然现身文中，以“某”论事：
某尝观《国史》，天圣中，契丹讲好已二十余年，宿将无在，武备卑缺，范文正公方为京官，奏疏乞命大臣举忠义有谋之人，次命武臣举壮勇出群之士，及复唐武举，当世称其有王佐才。由是入馆阁，擢右司谏，言事鲠挺，为仁宗所知。元昊僭窃，选帅西边，尽瘁经营，昊竟纳款。召拜二府，值西北交争，麟府奏警，自请宣抚河东、陕西，二虏卒不敢动。后历数镇而终。本朝言文武兼资可为后世法，推以为首。[28]
长篇回思个人读史往事，时序快速跳转，自前文所记墓主葬日（乾道九年二月乙酉）移至天圣年间，扼要书载范仲淹（989—1052）“文武兼资”情事，似与墓主绝不相干，却于“可为后世法，推以为首”后，紧接着以“公以文正尝守鄱阳，师慕其为人”[29]衔连，巧妙穿越时空限制，绾合二宋名儒。
前文如实记事之后，似是有意翻转旧制，避免沦为呆板制式账册，作品因而点染较多文学风采，同时表抒自我主张。虽然唐人碑志自我表白情形已渐多，韩愈及其后文人于碑志中现身议论亦非特例，但此处时空设计仍有其足堪玩味之趣。
对周必大而言，碑志文绝非润色草稿、谀墓之作[30]，而是深具个人风格之“创作”，寓托一己观看尘世、评论人物、省鉴政事等见解。墓主形迹既可藉撰者生花妙笔而栩栩如生，虽亡犹存；作者身影亦可藉书写墓主而化留文中，长续不朽。以此角度析论周必大碑志文特色，当有所获。
周必大碑志哀祭文数量极夥，为集中焦点论述，避免治丝益棼，本文仅择取神道碑、墓志铭、墓表、墓碣等类作品析论[31]，行状、祭文之类文章则暂作为参照辅证资料，不纳入主要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