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请益
与宋代的常科相比，甚至与制举相比，士人习业词科带有更明显的专业性质。换句话说，词科属专门之学。这个专门之学包含以下几层内涵：
（一）宋代词科考试含制、诰、诏、表、露布、檄、铭、记、赞、颂、序等十二种实体性文体。其中某些文体，如制、诰、诏、露布、檄，等等，往往附带有强烈的仪式性与政治内涵，其适用的场合与作者的身份有较特殊的要求。这是一般科场文体如诗、赋、论、策所不具备的。宋代的贤良进卷、宋代名臣的奏议与论策，往往是举子揣摩的范文，因而常常成为书商射利的工具。原因也与论、策等文体的普遍性与通用性有关。
（二）词科习业，从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分类，到记诵、再到揣摩词科时文，然后假拟题目，包含了一套循序渐进、颇有章法的过程。为适应词科考试的出题导向与衡文标准，词科习业的每一个阶段，皆独具特点，而与一般的举业有所区别。以备举资料的整理、分类——宋人称之为“编题”为例，从现存的科举用书来看，应词科的科举用书，细目更多，所采用的书目也务求齐备，这是对记问之学的苛求，为一般举子用书所不及。此外，宋代策问贤良，殿试试策等，往往允许甚至鼓励应试者对时政得失发表见解，寻求治国方略，答策者可以用激烈的言辞批评当下的时政。宋代科举时文写作指南，提出“策要方”，原因也在此。但是，词科考试文体，如赞、颂、制、诏等，多偏向颂体，颂圣、颂君、颂时，颂君的内容更多。因此，祥瑞之事，要多加记诵。习词科者，在编题时，也会刻意加以收集。南宋末王应麟为应博学宏词科，编类《玉海》，是书分天文、律宪、地理、帝学、圣制、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诚如四库馆臣指出的，此书为词科应用而设，故“胪列条目，率巨典鸿章，其采录故实，亦皆吉祥善事”。与其他科举类书相较，其体例迥殊。这正是词科作为专门之学的一个反映。
（三）“词科考试比起其他科目来，需要更广博的知识储备与更严格的文词训练”，为了应试，应试举子必须“作出针对性的应试反应”，从而形成专科化的倾向。[26]换句话说，习业词科实际上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因此有家学、有师承的习业者在考试中更容易脱颖而出。
宋代词科中程者，彼此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聂崇岐先生《宋词科考》一文已有详尽的考证。管琴女史《南宋的“词科习气”批评》一文也有涉及。宏词，绍圣四年吴兹、吴幵兄弟同年登科；词学兼茂科，滕康、滕庾，李正民、李长民，袁植、袁正功，兄弟相继登科。博学宏词，洪遵、洪造（后更名适）、洪迈兄弟，莫冲、莫济兄弟，王应麟、王应凤兄弟相继登科，陈晦及其子陈贵谦、陈贵谊更是父子、兄弟相踵登科，允称科场盛事。
有一些词科习业者，因未曾中程，与词科登科的血缘、亲属关系，不太为人所注意。如傅伯寿，乾道八年（1172）博学宏词科登科，其父傅察绍兴间曾三应此科，因得罪权相秦桧报罢。又如袁桷《（延祐）四明志》卷五载：“王撝……壮岁试词学科，不中，辄弃去。自誓曰：它日必令二子业有成……后二子果俱中科。”[27]又如韩元吉，绍兴间曾与周必大同试词科，不中。韩与大儒吕祖谦为翁婿关系，而吕祖谦隆兴元年（1163）博学宏词登科。
词科习业者彼此间的师承关系，真德秀一人即可见出。真德秀曾从傅伯寿习业。《四朝闻见录》“庆元党”条：“文忠已中乙科，以妇翁杨公圭勉之同谒乡守傅伯寿，尽傅公之业，未几中选。”[28]真德秀《傅枢密文集序》自言：“公（傅伯寿）守建安时，某以新进士上谒，请问作文之法，公不鄙而教之……惜其时尚少，所问者科目之文而已。”[29]真德秀登庆元五年（1199）进士第，特授南剑州判官。庆元六年（1200），傅伯寿尚在知建宁府任上。建宁府与南剑州毗邻，且治所甚近，故真德秀能得便从傅伯寿习业。
在南剑州任上，真德秀又尝从倪思习业词科。周密《齐东野语》卷一载，真德秀登第，“初任为延平郡掾，时倪文节喜奖借后进，且知其才，意欲以词科衣钵传之。……与之延誉于朝”，真德秀遂登科。倪思嘉泰四年（1204）六月知建宁府，次年七月罢[30]。真德秀师从倪思习业词作，当在嘉泰四年末至次年春。
真德秀又曾师陈晦，《四朝闻见录》记陈晦与真德秀最厚，《辞学指南》卷一载陈晦教诲真德秀习业宏词之语甚多。《辞学指南》引《与王器之书》，乃真德秀所作，其中有“初见陈国正（晦），呈《汉金城屯田记》”云云。考陈晦任太学正在庆元五年（1199）正月，升国正（国子监）或在庆元六年（1200）或嘉泰元年（1201），与真德秀在南剑州任上从傅伯寿、倪思等肆业词学或相后先。
从真德秀习业词学者，有王埜，字子文。《宋史》王埜本传载：“登嘉定十二年进士第，仕潭时，帅真德秀一见异之，延致幕下，遂执弟子礼。”真德秀文集中，与王埜往还文字甚多。一为李刘，李刘欲应词科，西山曾以“竹夫人”为题试之。真德秀门人刘克庄曾亲见此事。[31]
此外，王珨，字器之，庆元五年（1199）进士，与真德秀为同年，试宏词不中，亦为该洽之士。真德秀《与王器之书》载探讨词学习业之法甚详，味其意，似作于真德秀词学登科前。王器之者，当与真德秀同时肆业，可为讲友。
真德秀再传弟子为王应麟。清张大昌《王深宁先生年谱》载，淳祐元年（1241）七月，王应麟侍父于婺州，“从王埜受学，习宏词科”。且云：“初，真文定从傅伯寿为词科，埜与文忠相后先，源绪精密。先生遂得吕成公、真文忠之传。”[32]兹仿《宋元学案》，为真德秀、王应麟词科传承谱系图如下：
词科习业的专门化倾向，对于当时的士人家庭与个人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诚如论者所指出的，为了应试，士人家族必须作出针对性的应试反应，从而形成了家学中某些专科化倾向。[33]另一方面，为了扩大搜罗备考资料的范围以及更快地掌握词科肆业方法，通过求助与请益，习业士人往往要在考前展开广泛的人际交往与文学活动。对于出于平民的士人，或者家学中缺乏词科知识累积的士人，更是如此。
宋代士人要想在科场中取得成功，一是要靠个人的天生的资质、禀赋，一要有财力的保障，一要丰厚的藏书与备举资料，一要有良好的家学与师承。科场成功的四要素，只有第一个是先天的，不可强求。其余的几个要素，则要仰仗个人、家族、社会的支持。一个富裕的平民家庭，往往通过家族成员的分工，让资质聪颖的子弟专心举业，用财力购置书籍，聘请名师教授举业，或进入州学、太学学习举业。通过以上的途径与阶梯，平民家族在三代或五代人的努力下，往往出一个或多个科场成功者。宋代出版业较为发达，通过书肆购置图书并非难事。时文的出版更是日新月异，以满足举子之需要。仁宗朝庆历革新以后，太学、州、县学等普及教育机构越来越发达，至崇宁三舍法推行全国以后，基层教育机构几乎遍及全国，即使边远地区也不例外。南宋以后，每当地方州县学废置或残破以后，地方政府与当地乡绅往往自发修复。加之书院的发达，有力地弥补了州县学教育力量的不足，使得南宋的教育较之北宋更加发达。此外，贡士庄、贡士库等民间经济互助组织的建立，也使得财力不足的士人家族有机会参与到科场的竞争当中。凡斯种种，使得南宋的平民子弟，藉着天赋与勤勉，在举场可脱颖而出。
与普通举子应进士科不同，习业词科，在时文、备举资料的获得，以及词学师弟关系的建立方面，都要困难得多。由于习业词科者的资格为进士及第或荫补得官者，在应举资格上有限制，加之登科难度很大，习业词科者，毕竟是社会上的少数。受市场销售量的影响，书商出版词科时文的积极性不算太高。宋世词科时文集，著称者有陆时雍《宏词总类》。此外，王应麟编有《词学题苑》四十卷。二书今皆不存。《宏词总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曰，是书前集四十一卷，后集三十五卷，第三集十卷，第四集九卷，“起绍圣乙亥，迄嘉定戊辰，皆刻于建昌军学。相传绍兴中太守陆时雍所刻前集也。余皆后人续之”[34]。因资料的限制，《宏词总类》在南宋的流传情况并不清楚。但在当时，类似的习业词科的备举资料并不易得，却是肯定的。据程珌《上陈舍人书》记载，程珌习业词科，而无词科时文、备举用书，“圣经贤传，每一展编，如望大洋，茫无畔岸”“闻宛陵汪先生有《总括纲目》，号为词题者”。因此，走介持书，问此书亡恙，“因窃有请焉”。[35]又王应麟兄弟欲应词科，其父王撝鉴于家藏习业词科的藏书不足，因此，求参知政事余天锡修书为先容，“往借周益公、傅内翰、鄱阳三洪，暨其科习词学者凡二十余家藏书”[36]。又宁宗朝徐凤试宏词，访知主司有欲出《唐历八变序》者，合用僧一行《山河两界历》为据，欲借此书而不得，场屋中几于拽白。[37]词科考试，一要通古，一要知今，非博闻强记、谙熟本朝典章制度者，不能入选。因此，广求僻书、难得传出之书，就显得非常重要。沈作喆《寓简》卷八记载，他中进士科后，从叶梦得，欲求试博学宏词，石林勉励他说：“宏词不足为也，宜留心制科工夫，他日学成，便为一世名儒，得失不足论也。”因授予所编方略，又极论修习次第，且曰：“天下之书浩博无涯，昔有人习大科十余年，业成，因见田元均，论及《论语正义》中题目。元均曰：‘曾见博士周生列传中亦有一二好题，合入编次。’其人骇未尝见此书也。”[38]习制举与习词科，必须的习业功课是编题。而一书未见，则有可能导致见闻不广，有不识题之虞。宋代习业词科者，在考试之前，费心费力，展开各种社会交际，以求不见之书。道理就在这里。
但是，即使词科时文、词科应考用书的搜罗齐备，也还仅是完成习业的一个必备条件。诸如如何编题、编文、诵书、作文、语忌等习业词科的重要方法与心得，仍需精通此业者指点传授。宋代习业词科者，若资料丰富，其源绪精密的师承关系，往往可以勾勒得较清楚。前面所论的真德秀师从傅伯寿、倪思、陈晦习业词科，即是典型的一例。此外如宋惠直曾与王明清的祖父王萃[39]，韩元吉与刘一止，汤师退与季南寿，陈晦与倪思[40]，等等，皆以习业、传授词科为机缘，建立了师弟关系。这种以习业词科为旨归的师弟关系，宋人称之为“词科衣钵”，犹如禅门宗师间的心法相传，并不轻易示人。绍兴年间，周闻想师从一同乡习词科，但此人“不肯传授宏词衣钵”，周闻歉然有不满之意，写信给友人林季仲诉苦。[41]可见，欲承前辈衣钵，并不容易。为得心法，习词业者，往往先将自己满意的作品呈给前辈，以展示自己在文词方面的天赋与才华，以期得到对方的奖掖与指授。王柏的祖父王师愈，“尝习词科，求正于庚溪岩肖，陈得其所业，称之曰：‘辞气严密，无愧古作。’”“后陈公法当举自代，始终以大父一人应制。”[42]可见一旦习业者的文才得到前辈的认可，则不仅衣钵可传，双方的相知相契也从此开始。王明清的祖父王萃知江州，爱下属德化主簿宋惠直清修好学，教以习宏词科，“日以出题，以其所作来呈，不复责以吏事”[43]，又荐之于时相何执中，得除书局。后宋惠直政和七年词学兼茂科登第。原来政治上的同僚关系，加深为师弟关系、举主与被荐者的关系。政治、学术上的连带关系更趋向于紧密。真德秀曾师从傅伯寿，傅氏与朱子虽有过从，但政治、学术与朱子皆有分歧。且傅氏草朱子制词无褒语，因此深受朱子门人的诟病。但是，真德秀为傅伯寿文集作序，不仅盛称其学术文章，“犹濯锦于蜀江”[44]，如璞玉而加琢，“晚登朝廷，议宗庙大典礼，援据敷析，出入经史百子，衮衮数千言，虽汉儒以礼名家者，未能远过也”[45]。序中“一不幸用非其时，生平素心，遂有不克自白者”[46]云云，公开为傅伯寿与韩侂胄的微妙关系辩白。因此，也引起了理学中人的不满。又倪思“喜奖借后进”，知真德秀之才，“以词科衣钵传之”，终真德秀一生，对倪思皆有眷念之情。“奁有公诲，公诲在耳”，观其《祭倪尚书文》可知。宋代科场中衍生而出的同年关系，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以及习业举业师弟关系，是宋代裙带政治中相当突出的现象。考察宋代的文学、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多于此处究心，当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