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传与拟体：从《毛颖传》到《文房四友除授集》
古代游戏俳谐文章的创作，在六朝时获得长足发展，出现了袁淑《鸡九锡文》《驴山公九锡文》、沈约《修竹弹甘蕉文》、韦（一作王）琳《䱇表》等一系列作品。[5]到了宋代，这种俳谐传统得到进一步弘扬，有学者统计宋代俳谐文多达150余篇[6]，可谓蔚成大国。这些俳谐文，虽统之于“俳谐”一词之下，其体却又各不相同，举其大者而言，假传与拟体即是两途。从时间角度来说，拟体诞生较早，前面所举南朝袁、沈诸篇均已是成熟的拟公文之作，而假传的诞生则要迟至韩愈《毛颖传》的写作。[7]从二者的关系来看，韩愈假传之作，应该受到了拟公文的影响，叶梦得即言：“韩退之作《毛颖传》，此本南朝俳谐文《驴九锡》《鸡九锡》之类而小变之耳。”[8]王应麟也指出：“《驴九锡》封庐山公，《鸡九锡》封浚鸡山子。《毛颖传》本于此。”[9]但是，假传显然与拟公文体俳谐文不同。拟体仅将事物拟人化，然后予以奏表封赐或弹劾缴驳，呈现的是拟人对象的官场片断，而假传则沿袭了史传特点，书写的是对象的重要人生轨迹，从字号籍贯、家族世系一直到官职升降、立朝大节，件件入文，写作也多依史传格式。不过，到了南宋，拟体写作又呈现出新的面貌，我们要讨论的《文房四友除授集》既是六朝以来拟体俳谐文传统的继续延展，又明显受到假传的影响，在假传的基础上衍生而出，可谓假传“反哺”拟体而形成的新的拟公文体品类。
在《毛颖传》之前，所有的拟公文体俳谐文都是独立成篇的，几乎不存在亲缘文本，一篇拟体公文不会与其他拟体俳谐文形成关联与对话，如袁淑《鸡九锡文》的鸡“浚鸡山子”，《大兰王九锡文》的猪“大兰王”等拟名，至少现存的唐前俳谐文中都没有再度作为主人公出现[10]；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中，修竹和甘蕉甚至没有获得一个像样的人名，更没有再进入他人文章。这些拟体文在南朝大量出现，自然存在彼此影响的关系，但就所拟事物本身来说，并没有明显的承袭和搬用，无法构成写作序列。而《毛颖传》诞生之后，该传“颖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处必偕”[11]之句所虚构的四位人物毛颖、陈玄、陶泓、褚先生都不断地在后来的仿效之作中出现，甚至其他三位也被作为假传的主人公来书写，如洪刍即撰有《陶泓传》（已佚），明代易宗周撰有《陈玄传》，褚先生也被坐实为“褚知白”，文嵩撰《好畤侯传》即是。由此，“四友”的假传作品逐渐形成了系列性，它们之间也具有了一定的关联度，可视为彼此支撑的亲缘文本。我们可以将唐宋时期文房四友的假传及其命名列出如下：
韩愈《毛颖传》：中山毛颖、绛人陈玄、弘农陶泓、会稽褚先生
文嵩（陆龟蒙）《管城侯传》[12]：宣城毛元锐、易玄光、石虚中、褚知白
文嵩（李观）《即墨侯传》：宣城毛元锐、燕人易玄光、南越石虚中、华阴褚知白
文嵩《好畤侯传》：宣城毛元锐、燕人易玄光、南越石虚中、华阴褚知白
文嵩《松滋侯传》：毛元锐、燕人易玄光、南越石虚中、华阴褚知白
苏轼《万石君罗文传》：歙人罗文、毛纯（毛颖后裔）、墨卿、褚先生
周必大《即墨侯传》：齐人即墨松、管城毛颖、歙人罗文、鲁人褚先生
可以看出这些四友假传命名的交错性非常明显，虽然中间也有一些差异，如《毛颖传》里的笔叫“毛颖”，而《管城侯传》中笔名“毛元锐”，《万石君罗文传》中的笔叫“毛纯”；《毛颖传》称砚为“陶泓”，而《管城侯传》中的砚已名作“石虚中”，《万石君罗文传》中的砚则改姓更名为“罗文”；同是褚先生，有占籍华阴，有占籍鲁地等等，但是他们的趋同性显然高过差异性。正是这样的假传群落，给拟体俳谐文创作提供了新的土壤，以“四友”为中心的成组的专题系列拟体公文开始出现，《文房四友除授集》便是肇端之作。
笔、墨、纸、砚在《文房四友除授集》的除授制诰中交叉出现，互相呼应，已然一体。如郑清之《陈玄除子墨客卿诰》“尔与毛颖、陶泓之俦，娱侍始皇，乃能黤黮盖覆，知黑守白”，《褚知白诏》“朕稽古之暇，富于著述，方与毛颖、陶泓、陈玄三人者，朝夕从事，独卿怀长才”，在提到四友之一时，均不忘其他三者；林希逸《代毛颖谢表》则有“褚知白尝反面，以臣点污而见疑；石虚中恃粗才，欲臣流落而后已”之句，《代石虚中谢表》亦有“毛颖以尖新相夸，陈玄以刚介自许”之联，以四友为对偶语辞，都表现出拟体组篇的彼此照应。这些拟体文赖假传而生，与假传可谓已经互为表里，没有前人的假传对文房四友各自人生的勾画与描摹，它们的拟除授便缺少了有力的文献支撑。我们可从郑清之《中书令管城子毛颖进封管城侯制》与《毛颖传》的关系，一窥假传对拟体的“反哺”路径。
在《毛颖传》中，韩愈充分利用了前人描摹毛笔的典故，再加以自己的想象，采取拟人、隐语、双关、夸张等修辞手法，虚构了中山人毛颖的传奇一生。他的思路展开，乃是按照毛笔制笔的过程，由兔子被获，再取毛、束毛、毛笔制成使用直到被弃用为线索。韩愈撰写此文时，除了驱使了许多典故，如兔名明眎出《礼记》，韩卢逐兔出《战国策》，蒙恬制笔出《博物志》等等，更多的是创造了许多新情节，将典故通过截取、剪裁、变形等手段，融入到史传新思路中去。诸如毛颖被赐之汤沐，拜中书令，封管城子，与陈玄、陶泓、褚先生友善等经历，以及强记便敏、善随人意、不喜武士的性格，都是切合毛笔之特性而作无中生有之想象的。《毛颖传》里的这些传统典故与新创情节，都在郑清之《中书令管城子毛颖进封管城侯制》一文中得到继承，其文曰：
制曰：造书代结绳之政，孰与图回？将军拔中山之豪，式隆任使。载畴爵秩，庸贲时髦。中书令、管城子、食邑若干户、食实封若干户毛颖，美秀而文，神明之胄，本长生于月窟，亦分配于日辰。何特显于秦汉之间，盖自别于卫聃之裔。记夙标于明视，得而称焉；昔见逐于韩卢，非其罪也。俾归掌握，爰布腹心。简牍是资，拔一毛利天下；文明以化，知百世俟圣人。通篆籀于古今，公《春秋》之褒贬。自蒙恬始资其用，至韩愈复传其功。博学强记，无以尚之；殚见洽闻，有如此者。虽尝赐汤沐之邑，未能展摹画之规，赏不酬劳，位宜称德。爰剖丹书之券，大开孤竹之封，期益广惠施之五车，毋但乐渭川之千畮。分土壤黑，勒勋汗青。于戏！万里封侯，岂效昔贤之投笔；三朝受籍，遹观寰宇之同文。往尽乃心，毋替朕命。可进封管城侯，依前中书令，加食邑若干户、食实封若干户。
该文标题中书令、管城子、毛颖三个要素，已经昭示了与《毛颖传》的直接关系，而上文中加点部分，更是能在《毛颖传》中找到源头，其中“将军拔中山之毫”“盖自别于卫聃之裔”“简牍是资”“虽尝赐汤沐之邑”等句，或为《毛颖传》成句，或乃《毛颖传》首次拈出，特别是“至韩愈复传其功”就直接点明了《毛颖传》的文本渗入，一种互文结构隐然存在。可见，正是有了《毛颖传》提供的语辞、思想、情节资源，作者才能驰骋翰墨，设想毛颖加官进爵，由管城子擢为管城侯。同时，也因建立在《毛颖传》的基础之上，读者阅读此文时便已有“前理解”，也就更容易获得共鸣，戏谑的效果更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毛颖传》是《中书令管城子毛颖进封管城侯制》的“母体”。
《毛颖传》因其独创性与经典性，影响至为深远，唐宋时期文房四友的其他几篇假传对《除授集》的影响，自然没有《毛颖传》这么明显，这么强烈，但它们当中的许多文辞情节也多少参与了《文房四友除授集》拟体的创作，成为郑清之们写作拟体时必须调动的文本资源。郑清之笔下的四友之名就是综合了多个假传的名称而成，毛颖来自《毛颖传》、石虚中来自《即墨侯传》、陈玄来自《毛颖传》、褚知白来自《好畤侯传》；而且内部用名也是多个假传的名字混合一体，《陈玄除子墨客卿诰》和《褚知白诏》均用陶泓代砚，而郑清之为砚所作诰命，却使用的是石虚中之名。陶泓是烧土制成，石虚中则是采石而成，材质有所区别，文章的用典、双关也就会取材不同。林希逸《代毛颖谢表》“对扬麻卷，幸袭元锐之封”，所谓“元锐之封”也出自《管城侯传》毛元锐袭爵管城侯。《文房四友除授集》的作者们这种杂糅多篇假传的写法，看似逻辑混乱，实则并未冲淡该集肌理中拟体与假传的密切关系，倒是更能说明假传对拟体的“反哺”乃是群体性的渗透，非仅名篇效应而已。
当然，《文房四友除授集》的拟体也不是完全笼罩在假传的阴影之下，尚有更丰富的文学取资和新的创造，这从郑清之、林希逸、刘克庄、胡谦厚四人拟作递相争奇的比较中就可清晰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