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诗中的孔颜之乐与林泉之趣

湖南科技大学　王友胜

作为“理学开山”“道学宗主”，周敦颐（1017—1073）的《太极图说》《通书》允称经典，其散文名作《爱莲说》家喻户晓，其“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响彻文坛，而他的诗歌创作成就却长期以来被严重遮蔽、忽视，一般文学史或诗歌史著作中没有他的一席之地；除理学家诗选《濂洛风雅》及具有理学色彩的《宋诗别裁集》外，一般宋诗选本则鲜见其诗名、诗作。其实，周敦颐的诗歌创作颇丰，潘兴嗣《周敦颐墓志铭》曰：“诗十卷，今藏于家。”潘兴嗣为周敦颐生前友人，其记载当为可信，因“当时未有文集”（载《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周元公集》提要），待南宋朱熹等辑录其文集时，其诗已经所剩无多。清光绪十三年贺瑞麟《周子全书》本收其诗27首，今人陈克明辑《周敦颐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以此本为底本，复据他本补录《按部至春州》《宿大林寺》《暮春即事》《读易象》诗4首，得诗31首。《全宋诗》卷四一一据清康熙间张伯行《正谊堂集·周濂溪集》本，参校他书，录其诗一卷，凡33首，较陈辑本多出《天池》《题清芬阁》2首。又钱锺书《宋诗纪事补正》从《永乐大典》卷八九九辑录《永嘉薛师董同兄筮从友刘仁愿同来》《怀古四首为知己魏卒元长赋兼呈王永叔宗丞戴少望》5首，故周敦颐诗今可得38首。^[1]关于周敦颐诗歌的评价，学界已有专文论其入仕与归隐的矛盾、诗心与思心、诗歌与人格及在宋代理学诗派中的地位等问题，然仍有进一步全面考析与深层揭示的必要。本文拟从孔颜之乐与林泉之趣两个维度展开，具体、细致地阐释周敦颐诗中深刻的思想蕴含及其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