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直品行──儒学世用之思考
前节所引诸例，呈显周必大为多位墓主书写碑志时，似有意拣选其人个性“奇”“异”面向，彰扬其侠烈英气，此种择奇弃凡笔法，既可抉发墓主独特姿采，复可符应司马迁“善传奇伟”风格，“使人喜读”，自有其价值。
“奇”“侠”之外，周必大亦常于碑志作品强调墓主“刚直”性情，如其“平生所敬慕”[98]“庐陵三忠”之一的胡铨（1102—1080）：
绍兴和戎，高皇有不得已者矣，两宫未归，母后春秋已高，故与大臣决策从权。中外议论虽汹汹，顾无敢直陈于上前者，独枢密院编修官胡公铨上书数百言，援大义而伸之。[99]
大臣主和益坚，公争之力。[100]
“忠直”耿介节操具现无遗，而当时“大臣专国柄，小人观望迎合，必欲置公死地”，即使九死一生，凶险难测，胡铨志节仍无丝毫迁移，以至撼动民心，“名震天下，勇者服，怯者奋”[101]。再如萧燧（1117—1193）碑志载：
时中外无虑，岁事屡丰，议者复及进取。上以问公。公曰：“贤否杂糅，风俗浇浮，兵未强，财未裕，正宜卧薪尝胆，以图内治。若恃小康萌骄心，非臣所知。”上曰：“忠言也。”……夔帅李景孠恃援贪虐，台臣不敢劾，公极力论之。赵参政雄奏公误信孠雠人令狐某之言，捕治其人。公并及赵。上不得已，闰六月徙公刑部侍郎。恳辞，不听。固请补外，九月出知严州。吏部尚书郑丙、侍郎李椿皆谓公不当去，上亦悔之。[102]
南宋偏安一隅，与金人几回战、和，而自隆兴二年（1164）十二月达成和议后，政局暂获平稳缓和，乾道、淳熙年间，屡有朝臣建议挥兵北上，恢复故土。[103]此刻萧燧却甘冒大不韪，“质直无附丽”“纠正奸邪”，直言朝廷人才、财政、风俗等各项弊病，谏阻进取之议，其刚正勇直风骨实非凡夫可比。
张阐（1091—1164）碑志则记：
他人附丽不暇，公独介然其间。秦知公久次，喜论事，一日微讽公，谓当入台。公迎拒之，坐是报罢，闲废十有五年，了无愠色。秦薨，公亦不求知于人。二十九年，始以御史台荐为检法官，班序更出正字下，恂恂百僚底，人为太公息。
公上十事：一曰强国势，二曰革苟且，三曰重台谏，四曰明赏罚，五曰信号令，六曰抑奔竞，七曰严军政，八曰戢贪吏，九曰节财用，十曰禁科敛。当是时，应诏数十人，惟公与国子司业王十朋指陈实事，斥言权幸，无所回隐。[104]
仍以“他人”与墓主对比方式凸显其人“鲠挺”骨气，即使因而废退多年亦了无愠色。其后廷议“应诏数十人”，惟墓主与王十朋（1112—1171）二人“无所回隐”，正义凛然之气概愈发独特。文末，周必大征引墓主赋诗自云“八请犯天颜”之语，其感激不避死生、刚直不阿形貌自深刻动人。周必大书记墓主事迹时，常如此处所录文本般，不嫌繁冗，将墓主上奏十事一一条列，除呼应后文“指陈实事，斥言权幸”内容，应是作者认同其“深中时病”之用，并藉此提供存史备采材料。[105]
学者认为，唐宋时，碑志文此类“应用文在当时受重视，可以趁机让人传诵，有一种向世人‘发表’的机会”[106]。周必大撰作碑志文时，当已思考“发表”问题，除满足“孝子慈孙之心”[107]外，意欲藉此传递人臣立身处世轨范、执政戒惕之理念，恐不容忽视。
前举三重臣外，周必大亦曾言张焘（1013—1082）“政事阙失尽言无隐”“知无不言而上不疑，谊形于色而下不忌”[108]；李邴（1085—1146）“毅然正词，气折凶丑，万众动色，具臣腼颜”[109]；萧之敏（1112—1177）“刚方不挠，质直而明”[110]；李焘（1115—1184）“论事益切，每集议，众未发言，公条陈可否，无所避”“持论不随时类”[111]；郑丙（1121—1194）“居乡接物极其和易，当官立朝则气节凛然”“嫉恶有素”“感激尽言，数犯贵要之锋”[112]；彭叔度（1128—1201）“临事则刚方有守”[113]。众人在朝之具体应对、作为自有不同，然一致展现刚直不屈、忠言无讳气节，颇值深思。
类似例证，不胜枚举。原因之一，自是时局动荡，家国飘摇，有识之士义愤陈报。然诸位朝臣是否皆仅此一面貌？周必大不避重复，再三书写众人刚直气格，除如实记录外，有无个人好恶抉择考虑？诸位墓主“实际的个人历史”与“被表现的个人历史”是否一致？[114]
《宋史》载录周必大尝“应诏上十事，皆切时弊”“缴驳不辟权幸”[115]，与张阐“上十事”“斥言权幸”类似。又曾犯颜直谏，奏曰：“陛下练兵以图恢复而将数易，是用将之道未至；择人以守郡国而守数易，是责实之方未尽。诸州长吏，倏来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奸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苏！”[116]其论练兵、择人之见解与萧燧可相参看，而抗命不草诏书，坚持：“昨举朝以为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误而止之矣。曾未周岁，此命复出。贵戚预政，公私两失，臣不敢具草。”[117]“刚方有守”节操亦与彭叔度相近。至于君臣相处互动情形，如：上日御球场，必大曰：“固知陛下不忘阅武，然太祖二百年天下，属在圣躬，愿自爱。”上改容曰：“卿言甚忠，得非虞衔橛之变乎？正以仇耻未雪，不欲自逸尔。”[118]“主圣臣直”[119]情况亦与周葵近似，乃至孝宗嘉许周必大“卿不迎合，无附丽，朕所倚重”[120]言辞，亦与张阐介然不附丽操守相同。
凡此种种，皆不免令人推测：是否周必大自身“刚正如此”[121]，故而观看、撰书他人碑志文时，对墓主刚直言行别有会心，甚至着意关注，大加描绘？此般抽绎数据、落笔角度，既用以表彰墓主气节，成全其卓然不群样貌，更可塑立人臣典范。
关于人臣典范，另有一事可加思考。古来士大夫皆秉承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理念，冀求经世济民，致君尧舜，而自隋唐科举取士之后，虽广开仕宦之门，寒士亦可藉苦读力学步入朝堂，然科举制度之兴革改易与人才拔擢良窳之关连日渐紧密，影响日增。赵宋立国之初，追沿唐制，仍以诗赋取士；仁宗天圣年间构思“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122]；神宗熙宁初年，推行殿试对策制度；直至南宋孝宗年间，时文程式化已成不可抗拒之势。[123]李焘曾“患时文衰弱，乞命考官取学术醇正、切于世用之文，苟涉虚浮，必行黜落。明春省试，敕榜戒谕。”[124]可见当日“世用”乃识者关心焦点，而周必大亦尝于碑志中，藉墓主行事畅抒己见：
世言儒者不适于用，此殆见夫诵说章句，敝敝拘拘以儒其名而无其实者尔。公以侍从子当承平时，由文学自奋，历践台阁，纯明茂美，不懈于位，人固未知其应变如何。一旦国步多艰，于横溃中屹保孤城，悉其赋舆钦奖王室，用能迎天之休，显著勋效，及择聘使，首在选中。虽遏于谗，其节益著，儒者之效至是稍白。彼平时号烈丈夫，以刚明忠勇自任，临事往往周章颠越，麕惊鼠窜，甚至毁节附贼，偷生顷刻，视公施设，孰为贤否？
孝移于忠，勇出于仁。古所为儒，不在斯人？当用而迂，乃我之羞。名与实违，又儒之仇。恂恂柳公，性行淑均。王室多难，其气始振。有力必陈，有言必进。[125]
先引世人“儒者不适于用”之说，既而痛加排击，澄明“不适于用”者乃虚具“儒”名而无其实者，从而以柳约（1082—1145）的英勇事迹印证“儒者之效”，铭词则以“有力必陈，有言必进”思考儒用问题。可知周必大不屑“毁节附贼，偷生顷刻”之人，视其为名实不符之所谓儒者，尤以“用”“气节”为判断“真儒”之基准。
外患侵扰不休之际，儒者绝非空言无用之人，周必大藉汪澈（1109—1171）治绩破除缙绅疑虑，言道：
重华初元，复以执政督视军马，悉其智谋，方面巩固。和戎定，而公归位枢，历四镇，遭时遇主，出处本末大略近文正，然后缙绅间皆知儒者果可用也。[126]
末句“然后……皆知儒者果可用也”，实有出乎意料之外，郑重推翻成见之意，“果”字更加强其真切性。
此种意外，同样可见于林光朝（1114—1178）碑志中，“上闻之，喜曰：‘林某儒生，乃知兵也。’”[127]儒生而知兵，似超越惯习印象，令人惊诧。然周必大以为，儒生既具孝勇忠仁德性，亦可施用于世，绝非文弱书生知书达理而已，故为朱松（1097—1143）撰志时，云：
祖宗时择儒学为馆职，自馆职择侍从，由侍从择辅相。所谓儒学者，明仁义礼乐，通古今治乱，其议论可与谋虑大事，决疑定策，文章特一事耳。治平中，欧阳文忠公在政府疏奏如此。寻命宰执各荐士，其效见于元祐之际。高宗方内修外攘，首置秘书省以储人才。他有司治事日不暇给，独馆职涵养从容，要路阙必由此选，国朝盛举乃复见之。新安朱公盖其一也。[128]
强调“文章”仅为儒学其中一事。全篇虽是为推崇朱松而书撰，但实以思考“儒学”起笔，藉碑志发表议论，为世人阐释儒学真意，表白周必大心中儒者形象，“以刚大之气扶颠持危”[129]为其理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