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世投影：西湖镜像在苏轼诗中的阶段性嬗变
两度仕杭，苏轼的心境有明显的差异，或者说前后的变化有迹可循。这也反映在他的创作，包括西湖诗的创作中。
苏轼任杭州通判前两年，正值王安石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开始变法。苏轼与其政见多有不合，自感难为新派所见容，便避其锋芒，自请外任，于是得以通判杭州。据叶梦得《石林诗话》记载，赴任时，文同曾赠诗劝诫说：“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14]这是因为此前苏轼“数上书论天下事，退而与宾客言，亦多以时事为讥诮”[15]，文同“极以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听也”[16]。但文同的临别箴言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倅杭期间，他总共作诗三百三十六首，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属于政治诗。而这些讥评时弊、锋芒毕露的政治诗，后来成为政敌们制造“乌台诗案”的重要罪证，导致他锒铛入狱。这对他不啻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再仕杭州，已是在经历了有宋一代最大的文字狱并流徙黄州、汝州等地之后。在朝中新旧党争纷纭排挞的政治背景下，惊魂未定的苏轼虽被起用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却“犹复畏避，不敢久居。得请江湖，如释重负”[17]。辞别亲友时，文彦博再三叮嘱说：“愿君至杭少作诗，恐为不相喜者诬谤。”[18]这一告诫他记住了，并且也遵循了。守杭期间合计作诗一百三十六首，较前数量减少了许多。而更重要的是，从结构比例看，可以定义为政治诗的作品几近销声匿迹，绝大部分作品都专注于摄录西湖镜像。黄庭坚《与王立之承奉直方》第十六简说：“翰林出牧余杭湖山清绝处，盖将解其天弢，于斯人为得其所。”[19]的确，杭州的清绝湖山不失为苏轼全身远祸、清心醒脑的最佳去处。不过，纵然可以在现象上与政治情势保持适度的距离，无法消弭的身世之感却不能不在他熔铸的西湖镜像中留下或清晰或模糊的投影。
自然，倅杭时的西湖诗中也有身世的投影，但与守杭时相比，不仅有浓淡之别，亦有深浅之分。正因为身影投影的差别，苏轼诗中的西湖镜像呈现出阶段性的嬗变轨迹，读者可以从中咀嚼出不同的况味。
先看倅杭时创作的《李杞寺丞见和前篇，复用元韵答之》：
兽在薮，鱼在湖，一入池槛归期无。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箠环呻呼。追胥连保罪及孥，百日愁叹一日娱。白云旧有终老约，朱绶岂合山人纡。人生何者非蘧庐，故山鹤怨秋猿孤。何时自驾鹿车去，扫除白发烦菖蒲。麻鞋短后随猎夫，射弋狐兔供朝晡。陶潜自作《五柳传》，潘阆画入三峰图。吾年凛凛今几余，知非不去惭卫蘧。岁荒无术归亡逋，鹄则易画虎难摹。
这是一首唱和诗。如果说“兽在薮”是由想象起笔的话，那么，“鱼在湖”则是由眼前取景。续以“一入池槛归期无”，则变为一种比兴，自喻宦海泛梗，欲归无期了。接下来“误随”云云便申足此意，极言自己对官场的厌倦与不适。“坐使”句或用高适《封丘县》“鞭挞黎庶令人悲”[20]之意，旨在引逗出下文的辞官归隐之想。“白云旧有终老约，朱绶岂合山人纡”，意谓自己的素志本是做一位终生与白云为伴的山人，对仕途并不热衷。其后编织入诗的“蘧庐”“故山”“鹿车”“麻鞋”等意象，无不带有隐逸色彩，负载着诗人对返璞归真生活的向往。进而又让“陶潜”与“潘阆”在诗中亮相，以进一步坐实自己向往隐逸的初衷。陶潜虽与杭州无干，却是苏轼所心仪的隐逸之宗。潘阆则曾久寓杭州，放怀湖山，诗风闲逸疏淡，所赋《酒泉子·长忆西湖》是西湖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苏轼让他与陶潜同时登场，是为了更切合眼前的西湖风光。但诗人在这里所抒写的隐逸之思，固然有其真切之处，不同于刘勰所批评的“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21]者流，因为与新政的乖隔不合以及日复一日的案牍劳形，确使他对自由闲散的隐逸生活充满向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仕途与官场已经彻底绝望，当然也并不意味着他真的要就此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就像高适虽然在《封丘县》的结尾说“转忆陶潜归去来”[22]，似乎要弃官而去，结果却依然弄潮于宦海，最终成为唐代优秀诗人中仕途最为显达者之一。苏轼这里只不过借以表达他对现实处境心有慊慊而已。其中或许也或多或少地融入了身世之感，从总体上说却淡如轻烟。
的确，这种辞官归隐的想法往往是因杂务缠身、终日碌碌而一时念起。《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一或可为证：
夏潦涨湖深更幽，西风落木芙蓉秋。飞雪闇天云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湖上四时看不足，惟有人生飘若浮。解颜一笑岂易得，主人有酒君应留。君不见钱塘游宦客，朝推囚，暮决狱，不因人唤何时休。
“钱塘游宦客”显系诗人自谓。“人生飘若浮”，还只是感叹此生漂泊不定，没有上升到“人间如梦”[23]的高度清醒、高度冷峻状态。这里的身世之感同样是比较稀薄、比较浅淡的。
在感叹人生漂泊的同时，诗人抒发的另一种相近的情绪就是人生易老了。如《望海楼晚景五绝》其五：
沙河灯火照山红，歌鼓喧呼笑语中。为问少年心在否？角巾攲侧鬓如蓬。
在灯火璀璨、鼓声喧天、一片欢腾的氛围里，诗人却有些黯然神伤，因为他忽然发现自己已鬓发“如蓬”，转而反省“少年心”尚存与否。李贺《致酒行》有句“少年心事当拏云”[24]，“少年心”或本于此。那么，诗人在这里该是慨叹年华老大而功业未成了。这无疑是身世之感，但在未曾遭遇仕途重大挫折之前，它依然缺少厚重的内容，只是文人士大夫习用的一种泛泛的近于公式化的笔墨。类似的慨叹也流露在作于熙宁六年正月的《法惠寺横翠阁》中：“雕栏能得几时好，不独凭栏人易老。”
与辞官归隐之念、人生易老之叹相偕行的则是乡关之思。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三、其四、其五：
乌菱白芡不论钱，乱系青菰裹绿盘。忽忆尝新会灵观，滞留江海得加餐。
献花游女木兰桡，细雨斜风湿翠翘。无限芳洲生杜若，吴儿不识楚辞招。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视野中由“乌菱”“白芡”“青菰”的西湖镜像，让诗人浮想联翩，忆及当年蒙圣上恩宠“尝新会灵观”的情景，而今外放出京，虽系自请，终究远离政治中心，乃不得已而为之，亦可以算作宦途失意，这才有“滞留江海”的感伤。这里的身世之感比较明显，但还算不得深哀巨痛，也没有对前途灰心绝望，努力“加餐”，还是一种励志的表现。“吴儿不识楚辞招”，有论者以为这是诗人以惨遭流放的屈原自况，哀叹无人为己招魂。这未免刻意求深，夸大了诗人此际的心灵悸痛。其实，诗人当是由“无限芳洲生杜若”的镜像，联想起“湘人”在酷似的场景中为屈原招魂的情形，感慨吴地与湘地习俗有别而已。诗人企求“长闲”而不可得，只好聊作“中隐”，暂且寄身并栖心于大好湖山之中。“我本无家更安往”，这该是无家可归的乡关之思了。而“故乡无此好湖山”，既是欲归不得的诗人的自我安慰，也是对西湖胜景的由衷赞美。
相形之下，苏轼守杭期间的西湖诗虽然就风格而言并没有太多的改变，但融注在其中的身世之感却较前有些沉重了，人生易老的寻常感叹嬗变为人生如梦的深刻感喟。如《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
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
诗人倅杭时曾作《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起首说：“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时隔十五年，“跳珠乱入船”的景象依然如故，诗人的心境却在历尽宦海风波后非同往昔了。深潜于诗中的感慨不只是岁月倏忽，还有人生如梦。“梦中相对各华颠”，非独渲染旧友重逢时的如梦似幻之感，更是把整个人生都视同梦幻。此前，诗人在作于黄州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已发出“人间如梦”[25]的浩叹，此处，则是同一感悟的另一种诗意表达。而“到处相逢是偶然”，则似与“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名句属于同一种哲学思考：人生飘忽无定，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因而何必执一而求？这可以说是一种彻悟后的通达，又何尝不可以说是一种因人生坎坷多难而产生的失望与悲怆呢？
与此相联系，苏轼这时摄录的西湖镜像常常会染上一层霜色，显得有点清泠、甚至清寒。如《寿星院寒碧轩》：
清风肃肃摇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围。纷纷苍雪落夏簟，冉冉绿雾沾人衣。日高山蝉抱叶响，人静翠羽穿林飞。道人绝粒对寒碧，为问鹤骨何缘肥？
这是一首拗律体纪游诗。既然轩名“寒碧”，诗人便致力将“寒碧”之意皲染开来。“清风”本无太多寒意，但叠加以“苍雪”，就寒意逼人了。诗人复以“肃肃”形容“清风”、以“纷纷”修饰“苍雪”，则使得寒意弥漫于纸上。虽然“寒”字在诗中并没有直接出现，却由字里行间一气盘旋而出，直透读者脏腑。但这种“寒”不是酷寒，而是清寒，“修竹”“山蝉”等意象无不呼应首句中的“清风”，具有“清”的品质。最后两句出以戏谑之语，既是调侃僧人，也是自我揶揄。《唐宋诗醇》卷三九评点说：“语语兀傲自喜，拔俗千寻。”[26]在我看来，“兀傲”容或有之，“自喜”则何从说起？调侃与揶揄不等于“自喜”，在这种调侃与揶揄的骨子里，软埋着的正是清寒的基调。还是《纪昀评苏文忠公诗集》看得透彻：“前六句有杜意，后二句是本色。”[27]所谓“本色”是指其幽默诙谐，所谓“杜意”则是说它近于杜甫的“沉郁顿挫”了。如果没有浓重的身世之感如淡水著盐般融化于其中，又怎么可能形成“沉郁顿挫”的美感效应呢？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一个艺术现象是，苏轼倅杭时创作的咏花诗，所咏者除了莲花、桂花外，较多的是牡丹。如《吉祥寺赏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此诗以谐趣胜，一副风流倜傥的名士作派。赏花之际的诗人是忘情的，并没有被盛开的牡丹撩拨起身世之感。直到守杭时，林逋所工于吟咏的梅花才出现在苏轼笔下；而一旦出现，便连篇累牍，一发而不可收了。这不能不说是很有意味的。是否可以说，在亲身体验了官场升黜、宦海沉浮的况味后，诗人开始对凌霜傲寒的梅花情有独钟，觉得它更能写照自己的品性。
苏轼笔下的梅花往往翩然现身于湖边、月下，是构成西湖镜像的重要元素之一。但诗人并不刻意突出梅花的玉骨冰肌和不畏霜寒的精神气质，机械而又生硬地比附自己。他很少对梅花作正面观照与刻画，更不屑为它贴上前人描画已久的标签。题咏梅花，这本身已昭示了一种态度。因此，他的咏梅诗多以梅花起兴，或将它作为背景，借以抒情写意——其中常常掺和着对身世的自怜自伤。如《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其二、其三：
相逢月下是瑶台，藉草清樽连夜开。明日酒醒应满地，空令饥鹤啄莓苔。
绿发寻春湖畔回，万松岭上一枝开。而今纵老霜根在，得见刘郎又独来。
纵饮之时，却担心明日酒醒后梅花凋谢、满地落英。在宣示自己的爱花、惜花心理的同时，也透露了诗人对未来命运的某种忧惧。“而今纵老霜根在，得见刘郎又独来”，罕见地既以梅花自托，又以“刘郎”自况。“刘郎”，指久滞巴山楚水却不忘初心、永葆贞节的唐代诗豪刘禹锡。刘禹锡《元和十一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有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28]；《再游玄都观绝句》复有“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之句。[29]“刘郎”在后代遂成为不幸而又不屈的典型。苏轼以“刘郎”自况，身世之感已呼之欲出。
苏轼还有情辞更为凄婉的咏梅之作，似为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开启先声。如《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其四、其六、其八：
人去残英满酒樽，不堪细雨湿黄昏。夜寒那得穿花蝶，知是风流楚客魂。
莫向霜晨怨未开，白头朝夕自相催。斩新一朵含风露，恰似西厢待月来。
湖面初惊片片飞，樽前吹折最繁枝。何人会得春风意，怕见梅黄雨细时。
此时此际的诗人似乎情绪特别低落、心理特别脆弱，既失去了抗颜世俗的勇气，也不见了笑看人生的豁达，而表现出畏风畏雨、亦惊亦惧的非正常、非理性状态。“不堪细雨湿黄昏”“莫向霜晨怨未开”“怕见梅黄雨细时”，诸如此类，与陆游词中的“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30]何其相似乃尔！这从一个侧面表明，苏轼并不总是那样超脱、那样通达，我们应该允许并且理解他也有凡人对政治风雨的恐慌。当然，这也就说明，苏轼守杭期间创作的西湖诗，融入了更为强烈的身世之感。将他两个不同时期的作品加以比照并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湖镜像的阶段性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