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戏人之诗”的文化背景

宋代“戏人之诗”的盛行，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成因。

首先，以诗戏人是流行于民间的嘲诮文化向诗歌这一经典文体渗透的结果，体现了宋诗汇融雅俗的特征。嘲诮（又称嘲谑、讥谑、讥诮等）及相关谐辞的写作历史极为悠久，早在《左传》中就有对嘲谑性歌谣的记录。隋唐之时，嘲诮之风在朝野间极为盛行。^[17]嘲辞多以夸张之语描述对象，充分利用谐音、隐语、离合、双关等手法渲染被嘲对象形象或性格上的缺陷，带有很强的娱乐意味。这一风气延续至宋。宋代不少笔记为士人间的“滑稽谐谑之辞”列有类目，如《渑水燕谈录》“谐谑”类、《梦溪笔谈》“讥谑”类、《诗话总龟》“讥诮门”和“诙谐门”、《宋朝事实类苑》中的“谈谐戏谑”等。“以诗戏人”之作具有一定的嘲谑特征，可以视为这一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化影响经典文学的结果。而文人间打趣玩笑的形式由口头嘲辞转向诗歌这一新的载体，则又与宋人文化水平的普遍提升以及诗歌赠往成为文人社交重要形式的背景相关。

其次，戏人之诗的流行是伴随宋代士人交游活动的兴盛与交往关系的平等化而出现的写作现象。宋朝是一个“举世重交游”的时代，对交游诗作有极大的需求。而戏谑语气的选择则相关于交往双方的身份关系。“社会学认为，情感上的‘亲疏’与地位上的‘尊卑’是人际关系中两个最基本的维度。”^[18]戏谑多发生于情感亲近、尊卑差异不甚显著的人际关系之间，如此才不至于失礼冒犯。宋人的交游呈现出“关系平等化”的特点，这与科举及文官政治造就的新型士人群体性质相关。宋代科举减弱了门第之别，大量寒门士子得以通过科举入仕，甚至位及权宰，这使得身份地位上的“尊卑”并非如门阀社会中的士、庶关系那样不可跨越。此外，道学的复兴、“朋党”意识的发展及文官制度所涵养的政治责任感，塑造出一批分享了共同道德理想的“同道”之士，彼此具有更为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与更加紧密的情感联系。再有，北宋时期，出于对私自结党的防范，宋廷对为了某种目的而私下拜谒请托的“私谒”行为多有禁忌，士人交游以相亲、相近者之间的“走访”为主要形式：“走访者大都为主人的至亲、密友、同道。宾主双方即使在政治、经济地位上有所差异，但在交游中则基本处于平等的地位；反映到心态上，双方都比较积极、轻松。”^[19]综而言之，宋人的交游呈现出“君子以同道相交”的色彩，重“德”不重“位”的观念涵养了身份平等意识。以此为基础，士人间的交往便在不失敬意的同时，不乏嘲笑、打趣等随意轻松的内容，时时流露出“座客皆故人，欢笑无拘忌”（司马光《早春戏作呈范景仁》）的恣意任情。

最后，禅宗思想为宋诗中的戏谑姿态提供了思想与理论资源。宋代不少著名诗人皆通佛学。禅宗“不立文字”的思想使诗人对语言在表达真理时的不确定性有所自觉，从而开放了语言游戏的可能。此外，佛教中有“游戏三昧”的概念，如《坛经·顿渐品》所云：“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这一概念赋予了“游戏”一词以新的意义，使之不仅和表现严肃、深刻的道理并不矛盾，反而成为体悟真如后一种恰当的应世姿态，是对士人精神的赞誉。禅宗思想补充、调和了儒家思想中的理想人格形象，赋予调谐戏谑一种正面的价值。频繁出现在宋人诗中的戏语得以借此获得哲学上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