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殿试策文的篇幅扩展
宋代殿试策文在形式上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篇幅比唐代制举策文大大扩展了。本文一开始曾统计，现存完整的宋代殿试策文平均每篇6700余字，也就是说，其平均篇幅比陈飞统计的唐代后期制举策文的平均篇幅2825字，多出了3875余字，增加了一倍还多。由此可见，与唐代相比较，宋代殿试策文的篇幅扩展是十分惊人的，而且不是个别现象。
要弄清宋代策文篇幅扩展的情况，只有通过比较。因为唐代后期制举策文的篇幅比较长，和宋代更接近，因此将两者进行对比更能够说明问题。这里仍选用《策林》中的策头、策项、策尾与宋代殿试策文各对应部分比较。《策林》中收录策头两道，较长的有263字，这个长度和宋代一般策头长度差不多，当然也有些宋代策头篇幅更长。《策林》同样收录了两道策尾，较长的一则154字，较短的一则69字，宋代策尾有不少比之更短的，如南宋张镇孙所作策尾。也就是说，决定宋代策文篇幅扩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策头和策尾，而在于策项。
前文曾经述及，宋代殿试策文策项的形式，是先引用或复述策问中的一句或几句话，然后加以分析解答。假如引用策问原文，一般有三个特点：首先，不仅会引用其中的问题，还会引用策问中的陈述部分，然后加以铺陈分析；其次，总是逐条引用原文并予以分析解答，而不是一次性地引用整首策问；再次，引用策问总是按照问题的先后次序，而不是跳跃引用，改变问题的顺序。策文在每一次引用之后，都会针对所引的文字作出相应的分析解答。可以说，引文和解答文字构成了策项中的一个单元，而整个策项正是由多个单元依次组合而成，每个单元的文字虽然长短不一，但从总体上看，宋代策项中一个单元的长度，要比唐代后期的更长。那么，宋人究竟比唐人多写了些什么内容，使得篇幅增加的呢？主题迥异的单元之间没有可比性，因为彼此谈论的问题不同，只有通过比较内容近似的单元，才能看出唐宋之间的差异。
唐代的策项，我们以白居易《策林》中第七门“不劳而理在顺人心立教”为例。这一门设置的问题是：“方今勤恤忧劳，夙夜不怠，而政教犹缺，惩劝未行，何则？上古之君，无为而理，令不严而肃，教不劳而成，何施何为，得至于此？”[40]意思是说皇帝自己统治很辛苦，却收效甚微，上古君王无为而治，却能达到很好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对答则用三皇五帝之道来解释，核心是君王要“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41]，将心比心，舍己从人，这样才会达到良好的统治效果。白居易的写作思路是用“三代”和“三代以后”作对比，最后建议皇帝当前应该采取的做法。
南宋刘光祖的《乾道对策》策项中有一个单元与上述例子内容十分相似，正可以用来对比。这个单元是从“臣伏读圣策曰盖闻虞舜无为而天下治”到“故臣反复详言之如此”的一段文字。所引策问内容与《策林》第七门相近，说的是上古到汉代几位圣君贤主的统治方式不同，但皆有很好的效果，而宋孝宗自己统治得辛辛苦苦，以这些人为楷模，却效果不佳。刘光祖在对答时，首先说明舜、周文王的统治和汉文帝、汉宣帝的统治不可同日而语。接下去引用《尚书》里的多处记载，将舜和周文王治理国家的事迹详细铺陈开来，费尽笔墨，最后只是为了证明“是舜、文王一道也”。在给皇帝提供建议的部分，刘光祖明确指出，当今统治的问题出在皇帝“置相”上。他认为孝宗应该选用“识虑过人”者，而不是用唯唯诺诺之辈为相，这就将话题引向具体的施政措施。为了证明自己关于置相问题的见解，又转用东汉的史实，分辨汉文帝与汉宣帝统治方式的不同，最后希望孝宗效法周文王的任人之法，而不要学习汉宣帝的杂霸之术。[42]
白居易和刘光祖策项中的这两个单元，都属于各自时代中篇幅较长的。假如不计所引用的策问原文，仅统计对答的部分，前者有496字，后者有1935字，后者长度是前者的四倍。白居易对答中仅引用唐太宗“朕虽不及古，然以百姓心为心”一语，也未详加阐释，更没有述及关于三皇五帝具体的历史记载，刘光祖文中则引用《尚书》的几处文字并作阐发，又对历史事迹作了不厌其烦的铺陈和抽丝剥茧的分析，提出具体建议时还讨论了朝廷现状。其中仅仅讨论《尚书》中舜、文王相关记载的文字就达422字，讨论汉文帝统治事迹的文字有305字。由此可见，在内容相似的情况下，宋代殿试策文策项的篇幅大为扩展，在笔者看来，其主要原因是经书阐释和历史分析更大程度地介入策文的书写之中，宋人也乐于在殿试策文中对经书文本和史书记载进行讨论研判。在策文中引用并讨论经书史籍，是考生展示才学的重要手段，这一写作方式并非始于宋代。但宋人在殿试策文中，尤其是策项中纵论经史，使策文篇幅较前代明显扩展，这成为宋代殿试策文在形式上的又一重要特征。
如何来评价由于经史充分介入而导致的宋代殿试策文篇幅的扩展？笔者认为，其效果不能一概而论，而必须作具体分析。比如苏轼有一段话常被引用：“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43]他道出了试策文中关涉经史和时务的内容都可以预先准备，临时套用，但这段话主要是针对“策括”这样一种对象而发，而不是否定策文本身对经史、时务的讨论。苏轼在后文又说：“今进士日夜治经传，附之以子史，贯穿驰骛，可谓博矣，至于临政，曷尝用其一二？”[44]可以看出，苏轼是从经史对于现实施政无用这个角度来发表意见，并不是要否定时文中一切涉及经史的内容。在这篇奏状的结尾，苏轼明确表达了对佛老心性之学的不满，并说：“臣愿陛下明敕有司，试之以法言，取之以实学。博通经术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则风俗稍厚，学术近正，庶几得忠实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风。”[45]由此可见，苏轼批判的主要是科举考试中的不良学风，而不是笼统否定策文中的经史之学。
应当承认，宋代殿试策文中熔经铸史的写法有些可能是出于预先的准备，有些可能是出于才学的炫耀，有些可能属于无谓的夸饰，但也应该看到，经史充分介入殿试策文之中，导致策文篇幅扩展，也有其积极的作用。这主要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首先是增加了论据，使策文的论证更为充分。如上述刘光祖《乾道对策》一段中，举出汉宣帝时的史事：“盖宽饶以忠直见杀，而王成以欺伪见褒。”“王吉、路温舒皆长者之言，而谓为迂阔，不见听用。”[46]目的是表明自己并不完全认同策问的观点，证明了汉宣帝根本没有舜、周文王、汉文帝那么高尚和出色，而指出宋孝宗的问题恰恰在于没有看清宣帝“杂霸”的本质。所举史事，对作者的论点是一个很有力的支持。
其次是增加了批判现实的锋芒。如南宋刘克庄说赵宝写于宝祐四年（1256）的廷试策“首尾八千余言，专以乾、坤二卦奉对，其析义理极精，其辨忠邪、条治乱极沉着痛快，其规切君相极忠愤忧爱”[47]，这篇策文虽然不存，但显然是通过阐述《周易》乾、坤二卦的义理来批判现实，表达作者的政治关切。
再次是使策项中的一个单元可以成为相对独立的论说文。经史的介入使得每一个单元的篇幅增大，在一个篇幅较长的单元内部，一般会形成经—史—时务的线型结构，从经书中的政治原则到史书中的历史事迹，再到现实中的政治举措，逻辑链条相当完备。[48]三者之间又相互关联，以回应所引用的策问。这样的例子在宋代殿试策文中非常多见，除前述刘光祖的策项外，王十朋、文天祥等人的策项中皆不乏例证，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综上所述，宋代殿试策文在前代策文，尤其是唐代后期制举策文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基本样式，策文中通过多种形式来美刺皇帝与朝政，并在美与刺之间努力寻求平衡，产生了独特的言说技巧和修辞策略。策文的篇幅较前代有明显扩展，主要缘于策项中加入了大量经书阐释和历史分析的内容。从文章写作的角度而言，这种熔经铸史的写法增强了宋代殿试策文论说的力度和逻辑，丰富了论说的技巧。作为一种科举文体，宋代殿试策文的形式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殿试策文写作，如晚清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殿试策文，仍完全按照宋代殿试策文的基本样式书写。而在东亚地区，朝鲜李朝时期遗留下来的卞季良、金
等人的殿试策文，也是按照这一样式撰写的。[49]这充分说明了宋代殿试策文沾溉后世的时间之长与范围之广。
【注释】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代试策与策文研究”（项目批准号：11CZW033）、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策论与经义：宋代科举考试文体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14PJC028）的阶段性成果。
[2]关于宋代殿试制度的详情，参见荒木敏一：《宋代科举制度研究》第三章《殿试》，同朋舍1969年版，第267—345页；聂崇岐：《宋代制举考略》，载《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4—191页；何忠礼：《宋代殿试制度述略》，载《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1期；张希清：《宋代殿试制度述论》，载《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周兴涛：《宋代武举的程文考试》，载《教育与考试》2011年第6期；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80—384、716—724页。
[3]详见方笑一：《皇帝之问：宋代殿试策问及其模式化焦虑》，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方笑一：《宋代科举策问形态研究》，姜锡东：《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七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2—303页。
[4]邓洪波、龚抗云《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仅搜集了宋代进士科殿试策文，且有遗漏；宁慧如《宋代贡举殿试策与政局》（《“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28期，1996年9月）和俞兆鹏《文天祥〈御试策〉评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仅涉及个别殿试策文。祝尚书从总体上探讨了宋代的对策，对殿试策文着墨不多，见氏著《宋代科举与文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06—310页）；孙耀斌研究了宋代科举考试对策的内容和文体形态，但以进士科殿试策文为主，未涉及制科殿试策文，其结论尚待深入，参见氏著《宋代科举考试文体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20—124页）；诸葛忆兵《宋代应策时文概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主要关注宋代殿试策文的背景与内容，对其形式仍未深入探讨。
[5]真德秀：《跋黄君汝宜廷对策后》，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13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页。
[6]表中前31篇均收录于《全宋文》，最后一篇《全宋文》失收，见《何希之先生鸡肋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第20册，第491—496页］。《宋集珍本丛刊》和《续修四库全书》亦据此刻本影印。除表中所列举外，宋代殿试策文中尚有残篇或零碎段落流传至今者，如曹冠《对御试策》（绍兴二十四年）、廖行之《制科策》（实为进士科殿试策，乾道二年）、潘庭坚《策对》（端平二年）等。文人拟作殿试策文尚有王安国《拟试制策》（策问为曾巩所撰）、苏轼《拟进士对御试策》（熙宁三年）、陈师道《拟御试武举策》和周紫芝《拟廷试策》（绍兴五年）。本文研究对象为殿试中实际撰写的完整策文。
[7]丁度：《贡举条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2页。
[8]徐松：《宋会要辑稿》第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456页。
[9]王迈：《丁丑廷对策》，《全宋文》第324册，第325—338页。
[10]何希之《廷试策》比较特殊，策项中基本不引策问原文，也不复述策问，文中不称“陛下”而称“执事”，可见策问不是以皇帝口吻拟就。盖因当时宋度宗去世不久，端宗“以谅阴不临轩，命宰臣类试策问天命、人心、中国、夷狄、君子、小人、朝廷、郡邑、田里、边陲凡十事”（明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卷八，《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371页），《宋季三朝政要》卷四亦云：“上谅阴，类试王龙泽等比廷试出身。”（王瑞来笺证，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0页）可见此次殿试严格来说只是“类试”，由宰臣而非皇帝主持。希之为当年进士甲科第六名。
[11]虽然如此，但陈飞对唐代制举策文体制结构的分析较为繁复，其将一篇唐代制举策文的策问和对策看成一个整体，连标题在内，共细分为23个部分，其中对策分为14个部分，见《唐代制举试策的形式体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本文所讨论的宋代殿试策文仅包括对策部分，不含策问，共分为9个部分，见上表。
[12]陈飞：《唐代试策的形式体制——以制举策文为例》，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
[13]班固：《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7页。
[14]《汉书》卷四九《爰盎晁错传》，第8册，第2293页。
[15]《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8册，第2514—2516页。
[16]韦春喜：《汉代对策文刍议》，载《文学遗产》2012年第6期。
[17]金滢坤：《试论唐代制举试策文体的演变》，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18]陈飞：《唐代制举试策的形式体制》，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19]白居易：《白居易文集校注》第3册，谢思炜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55—1356页。
[20]白居易：《白居易文集校注》第3册，谢思炜校注，第1361页。
[21]刘蕡：《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董诰等：《全唐文》卷七四六，第8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718—7725页。
[2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第1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32页。
[23]马永卿：《元城语录解》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第383页。
[24]张孝祥：《御试策》，《全宋文》第253册，第359页。
[25]徐元杰：《绍定壬辰御试对策》，《全宋文》第336册，第179—180页。
[26]脱脱等：《宋史》卷四一一《蒋重珍传》，第35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352—12353页。
[27]夏竦：《崇政殿御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制策》，《全宋文》第17册，第32页。
[28]张镇孙：《对制策》，《全宋文》第360册，第146页。
[29]诸葛忆兵：《宋代应策时文概论》，载《复旦学报》2016年第4期。
[30]《宋会要辑稿》第9册，第5409页。
[3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二，第3册，第1077页。
[32]周南：《庚戌廷对策》，《全宋文》第294册，第50—51页。
[33]文天祥：《御试策》，《全宋文》第359册，第150页。
[34]魏了翁：《御策》，《全宋文》第310册，第212—213页。
[35]王迈：《丁丑廷对策》，《全宋文》第324册，第332页。
[36]张九成：《状元策》，《全宋文》第183册，第418—425页。
[37]蔡戡：《廷对策》，《全宋文》第276册，第281页。
[38]文天祥：《御试策》，《全宋文》第359册，第150页。
[39]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40]《白居易文集校注》第3册，第1367—1368页。
[41]《白居易文集校注》第3册，第1368页。
[42]刘光祖：《乾道对策》，《全宋文》第279册，第2—6页。
[43]苏轼：《议学校贡举状》，《苏轼文集》卷二五，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24页。
[44]《议学校贡举状》，《苏轼文集》卷二五，第2册，第725页。
[45]《议学校贡举状》，《苏轼文集》卷二五，第2册，第725页。
[46]刘光祖：《乾道对策》，《全宋文》第279册，第5页。
[47]刘克庄：《尤溪赵宝廷策》，《刘克庄集笺校》第10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482页。
[48]比利时学者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曾谈到科举文体中“论”与“策”的区别，她认为“在论体文中，学生被要求从题目涉及到的事件中归纳出一条普遍真理”，“策题则要求学生实现一种反向的思维过程：该类题目的主要目的是把问题具体化，而不是抽象化”，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殿试策文策项的形式。详见氏著《义旨之争：南宋科举规范之折冲》，胡永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0页。
[49]参见邓洪波、龚抗云：《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下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8—2104页，及该书附录一《朝鲜李朝殿试卷》，第2133—2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