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二年排抑“太学体”
二年排抑“太学体”
欧阳修在科举变革中最大的作为和最杰出的贡献，就是嘉祐二年权知贡举时，竭力排抑“太学体”，倡导平易流畅的文风。这个问题学界的讨论非常多，核心问题依然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所说的核心问题，即何谓“太学体”，欧阳修反对的是什么？
首先来看宋人相关的文献记载：
先是，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淳。修深疾之，遂痛加裁抑，仍严禁挟书者。及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或为《祭欧阳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文体自是亦少变。[19]
是时，进士为文，以诡异相高，号“太学体”。文体大坏，公患之。所取率以词义近古为贵，比以险怪知名者黜去殆尽。榜出，怨议纷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变而复古。[20]
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21]
后人对何为“太学体”莫衷一是，当代学者逐渐统一认识，肯定“太学体”指当时流行于太学的古文，其文风自成一体。学者大多引用张方平庆历六年（1046）的奏章，云：
自景祐初，有以变体而擢高第者，后进竞相趋习。比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及建太学，而直讲石介课试诸生，因其好尚，遂以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逾越规矩，或误后学。朝廷恶其然也，故下诏书，丁宁诫励，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今贡院考所试，赋有至八百字以上，每句有十六、十八字者；论有一千二百字以上；策有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条陈他事者。以为不合格，则辞理粗通；如遂取之，则上违诏书之意。轻乱旧章，重亏雅俗，驱扇浮薄，忽上所令，岂国家取贤敛材以备治具之意耶？[22]
因此，学者大都将“太学体”与太学学官联系起来，矛头尤其指向石介。或云：“所谓‘太学体’，主要是指庆历中以来，因石介、孙复、胡瑗等在太学复古过当所造成的流弊。”[23]或将他人科场所作与张方平所言做字数上的对比，认为“‘太学体’在形式上浮夸不实，在赋与论上则浪费大量无用的笔墨，策则完全不理会出题者意图，是一种非常粗陋的文体。”[24]或将“规谏”也列为“太学体”特征之一，而且是石介式的过激“规谏”。[25]学者都是将张方平所言与欧阳修嘉祐二年反对的“太学体”过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直接等同。所以，有学者追问：“庆历‘太学新体’是否真是嘉祐‘太学体’的前身”？结论是：“嘉祐‘太学体’，则未必自庆历‘太学新体’发展而来，当然就不能指定要石介负责。”“像‘太学体’这样的‘怪诡之词’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应与‘异众之行’互为表里，是‘奇特之士’的所为。嘉祐年间这种‘奇特之士’的崛起，既是庆历士风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更是北宋思想文化向‘性命之理’的深处挺进时必然经历的阶段。”[26]
欧阳修嘉祐二年所排抑的“太学体”，其涵义究竟是什么，还需立足于宋人的文献解读。“太学体”文章没有一篇流传，是造成后来众说纷纭的主要成因。除了上引三则直接叙说嘉祐二年科考的文献之外，学者还重视以下数则文献：
至和、嘉祐间，场屋举子为文尚奇涩，读或不能成句。欧阳文忠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贡举，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27]
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崄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刺，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几也。复数年，公为御试考官，而几在庭，公曰：“除恶务力，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论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刘几矣！”既黜，乃吴人萧稷也。[28]
二年权知贡举。是时，进士为文以诡异相高，文体大坏。公患之，所取率以词义近古为贵，凡以险怪知名者黜去殆尽。[29]
嘉祐二年，先公知贡举。时学者为文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僻涩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之语，怪诞如“周公伻图，禹操奋锸，傅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之说。公深革其弊，一时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几尽。二苏出于西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等。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其后，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间，文格遂变而复古，公之力也。[30]
综合所引资料，嘉祐年间“太学体”的文风乃是“奇僻”“诡异”“险怪奇涩”“僻涩怪诞”等等，诸家所言涵义大致相同。从文献所例举的数句“狼子豹孙，林林逐逐”“周公伻图，禹操奋锸，傅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来看，确实都属于奇僻怪涩令人无法卒读之作。
至此，可以下一定义：嘉祐年间的“太学体”，指在太学盛行的旨在科举录取的险怪奇涩文风。
太学是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之一，古已有之，至西汉昌盛。宋代开国，既有太学。宋太宗曾于端拱元年（988）八月“幸太学，命博士李觉讲《易》，赐帛”[31]。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等主持新政。其“精贡举”条目要求从地方到中央兴办学校，教育培养人才。“士须在学习业三百日，乃听预秋赋。”[32]这条措施虽然没有完全落实到位，太学却由此兴盛。庆历四年（1044）四月，“判国子监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首善当自京师，汉太学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余室、生徒三万人。唐学舍亦一千二百间。今取才养士之法盛矣，而国子监才二百楹，制度狭小，不足以容学者，请以锡庆院为太学，葺讲殿，备乘舆临幸，以潞王宫为锡庆院。’从之。”[33]太学兴办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其最终能否进入仕途，则必须经过科举考试，所谓“听预秋赋”。也就是说，太学的教育目标可以说得冠冕堂皇，其实质必定是应试教育，一切围绕着科举考试的轴心转动。司马光称当时的学校教育，无非“教以钞节经史，剽窃时文，以夜继昼，习赋、诗、论、策，以取科名而已”[34]，这在宋代是普遍的现象。
明了太学教学的应试实质，就能解释清楚“太学体”的具体内涵。士子在学，学习时文写作，形成太学文风，都是为了通过科举考试，功名有成。科场何种文风兴盛，太学士子就努力模仿写作，这与个人性格、思想志趣、审美喜好毫无关系，也与当代政治动向、社会思潮没有关联。
科场时文，乃至太学模仿学习之作，最突出的特征是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类似于当下的高考模拟作文。首先，士子在学习阶段，没有经历太多的社会生活，更没有仕途经验的积累，他们文章的观点，必然是秉承经典与注疏及学官的讲解，人云亦云。况且，在专制时代，作文不要得罪当政者，也是举子必须注意的焦点问题。[35]唐代考官就以“庸浅”评价科场文章[36]，宋人也时时批评科场文章之肤浅。乾道七年（1171），中书舍人留正批评科场文章言：“议论肤浅，而以怪语相高。”[37]这是每位学子在学习阶段所必须经历的，年轻时学习模仿之作，在思想或观点方面的庸浅肤浅，不足为病。当然，会有极个别的士人，由于经历的特殊，超出常规而有思想，这一定是例外。
既然科场文章不可能有个性有思想，举子们就在写作方式和技巧方面动脑筋，他们用僻典，造怪句，故弄玄虚，尽量向深奥古朴、佶屈聱牙方向发展。所谓“言者务为浮语虚论，徒以惊世高俗，不切于实”[38]。考官一旦为其学识或貌似深奥所折服，功名便手到擒来。科场作文，指定题目、时间和地点，大都千篇一律、平庸肤浅，可以想象考官们的阅读疲劳。偶尔出现如此险怪奇涩的作文，不免让考官精神一振，阅读注意力随之集中。今天的高考作文阅卷老师是最有这方面体会的。而且，不能要求宋代每位考官都有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学识修养和鉴赏水平，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都会倾倒于此类貌似深奥的奇僻怪诞之作。也就是说，险怪奇僻的科场时文，永远会有一定的市场。留正所言“议论肤浅、怪语相高”八字，虽然不是指庆历年间的“太学体”，却是“太学体”最为精辟扼要的概括。换言之，科场考试必然会产生僻涩怪诞的“太学体”，一旦某几科考官欣赏，考生借此获取功名，此种文风自然在太学以及其他举子中盛行起来。欧阳修评说太学作文风习：“苟欲异众，则必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谈虚论以求材识之誉。前日庆历之学，其弊是也。”[39]非常清楚地解释了“太学体”的成因。
唐代科举不实行弥封制，考生试前纳卷、行卷，是否录取还要看考前的“公荐”，科场上就不会形成类似“太学体”的文风。但是，中唐以来诗人的“苦吟”，其努力方向与“太学体”一致。宋代实行弥封制之后，考生必须在科场上决胜负，所谓“一切以程文为去留”。[40]如何打磨科场文章，就显得尤为重要，险怪之作随之出现。太平兴国八年，朝廷诏书曾指出：“其进士举人，只务雕刻之工，罕通缃素之学，不晓经义。”[41]科场险怪文风已露端倪。仁宗天圣七年（1029）正月，朝廷则诏曰：
国家稽古御图，设科取士，务求时俊，以助化源。而褒博之流，习尚为弊，观其著撰，多涉浮华。或磔裂陈言，或会粹小说，好奇者遂成于谲怪，矜巧者专事于雕镌。流宕若兹，雅正何在？属方开于贡部，宜申儆于词场：当念文章所宗，必以理实为要。探典经之旨趣，究作者之楷模。用复温纯，无陷偷薄。庶有裨于国教，期增阐于儒风。咨尔多方，咸体朕意。[42]
“褒博之流，习尚为弊”“好奇者遂成于谲怪，矜巧者专事于雕镌”，就是“太学体”的作风。前引张方平权知贡举时批评景祐初年太学和科场文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杨杰又称“皇祐、至和间，场屋文章以搜奇抉怪，雕镂相尚，庐陵欧阳公深所疾之”。[43]可以看出，真宗时期科举制完善之后，仁宗天圣、景祐、庆历、皇祐、至和、嘉祐年间，科场险怪文风不绝如缕。
时人皆肯定欧阳修嘉祐二年权知贡举时排抑“太学体”的作为，称“场屋之习，从是遂变”。这在一定时段内是可信的，嘉祐二年中第的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与欧阳修一起，领导着宋代文坛新的创作风气。然而，只要有考场与考生，险怪文风必然卷土重来。哲宗元祐七年（1092）四月，臣僚评价科场文字云：“士人各务炫其师学，故争为怪说，以鼓动人听。”[44]徽宗崇宁元年（1102）六月，太学博士慕容彦逢言：“元符之未，时事纷更，学校官稍非其选。或喜浮靡，或尚怪僻，或进纵横权变之学。其程文与上游者，传播四方，谓之新格。转相袭蹈，以投时好。……臣愿陛下因秋试进士，特诏有司，惩革其弊。”[45]徽宗政和元年（1111）十一月，再有大臣奏言：“士子程文有引用佛书，或为虚无怪诞之言者，皆黜勿取。”[46]可见元祐后期，场屋险怪文风开始回潮，至徽宗年间渐渐流行，一再成为臣僚奏章讨论的话题。
宋室南渡，朝野所关心的是抗敌救亡的时代主题，科场文风随之有所转变。南北和议成，南宋再度进入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场屋险怪习气复炽。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五月，臣僚奏章云：“比年科举之士，益尚奇怪。”[47]前引孝宗乾道七年（1171）三月，留正对科场文风亦有“议论肤浅、怪语相高”的评价。孝宗淳熙五年（1178）正月，侍御史谢廓然指责科场文风：“虚诞之说行，则日入于险怪；穿凿之说兴，则日趋于破碎。”[48]曾丰《答任子厚秀才序》云：“淳熙十年秋，……试讫，余阅数百卷，其为文不诡谲则腐，不旷荡则拘，不峭崛则弛。求其纯与律合，蔑如也。肆余所见，与其腐也、拘也、弛也者之终必不进，宁若诡谲者、旷荡者、峭崛者之容或可收也。”淳熙十四年（1187）二月，翰林学士知制诰洪迈等人再度奏云：“窃见近年举子程文，流弊日甚，固尝深轸宸虑。……至其程文，则或失之支离，或堕于怪僻。考之今式，赋限三百六十字，论限五百字。今经义、策论一道，有至三千言；赋散句之长者至十五六字，一篇计五六百言。寸晷之下，唯务贪多，累牍连篇，无由精好。”[49]这里所描述的科场文风，与张方平批评景祐初年的风气，如出一辙。宁宗庆元二年（1196）省试之前，臣僚要求朝廷诫励考官：“其有诡怪迂僻，肤浅芜陋，狂讪狡讦，阿谀侧媚者，并行黜落。”[50]此年权知贡举叶翥等批评科场文风：“观其文理，亦有可采，而怪诞尤甚，深可怜悯。盖由溺习之久，不自知其为非。”[51]宁宗嘉定九年（1216），监察御史李楠批评场屋风习：“簧鼓诪张，自曰至计，初无谋国之忠；险躁诡激，胥动浮言，宁有爱君之诚！文弊极矣。”李楠再度提及张方平当年的批评，并云：“今日之弊，何以异此？”[52]嘉定十六年（1223）十一月，臣僚又提此事：“乞下礼部，明立取士之制。今后科举，……毋穿凿为奇，毋怪僻为异。”[53]理宗端平二年（1235），“贡举敕榜有‘不取谀怪’之语”[54]。理宗淳祐元年（1241）省试前，“御笔付知举杜范以下曰：‘毋以穿凿缀缉为能，毋以浮薄险怪为尚’。”[55]
这里不惮其烦，详细列举，就是要说明场屋险怪风习，一直持续到南宋后期。一有机会，便卷土重来。欧阳修的排抑，只是一段时间内改变了科场风习，否则就无需以后君臣一再批评或规诫。每次臣僚奏章或御笔申诫，也会有一定作用，终究不能彻底涤荡科场险怪之风。这是伴随应试教育而产生的，源远流长，不绝如缕。2015年江苏某考生作文，再见险怪风习，居然让批卷老师自称惭愧，投地拜服。[56]此种写作，除了“炫技”，毫无用处。由当代此种高考作文现象，可以推知宋代考场“太学体”风气。
北宋太学昌盛，人才聚集。诸多外地考生，省试落榜，也进入太学读书迎考。所谓“阘茸之士始入泮林，英豪之流例趋京兆”[57]。京城文化氛围浓厚，其他考生也云集于此。所以，宋代科举考试，京城考生人数最多。臣僚言：“向来开封府、国子监两处应举者，常至数千人。”[58]苏轼兄弟，嘉祐初跟随父亲至京城参加科举考试，就是典型的案例。相比之下，太学的发解试分配名额多，录取率高。如庆历四年（1044）十二月，朝廷“诏：‘自今解发进士，太学以五百人，开封府以百人为额。’……太学生数多，故省开封解额以益之。”[59]甚至“天下发解进士到省，常不下二千余人，南省取者，才及二百。而开封、国学、锁厅预奏名者，殆将太半；其诸路州军所得者，仅百余人尔。惟陕西、河东、河北、荆湖北、广东南西等路州军举人，近年中第者或一二。……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赋诗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赋诗论策”[60]。京师唯太学马首是瞻。况且，北宋君臣认为：“太学者，教化之渊源，所以风劝四方，而示之表则。”[61]各地举子趋尚太学文风，一时形成风气。所以，“太学体”虽然是太学流行的文风，在每年举子中，却极有市场。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可以将“太学体”理解为科场流行的文风。
至此已经可以清晰辨明，“太学体”仅仅是为了科举录取，与个人性格、思想志趣、审美喜好毫无关系。还可以举“太学体”领袖人物刘几为例。欧阳修嘉祐二年黜落“太学体”代表人物刘几，嘉祐四年欧阳修再为殿试详定官，“是时，试《尧舜性仁赋》，有曰：‘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公大称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乃刘煇。人有识之者，曰：‘此刘几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62]杨杰为刘煇作墓志铭，首提此事：
嘉祐四年春，仁宗皇帝试礼部贡士为崇政殿，又擢之道为第一。先是，皇祐、至和间，场屋文章以搜奇抉怪，雕镂相尚，庐陵欧阳公深所疾之。及嘉祐二年知贡举，则力革其弊，时之道亦尝被黜。至是，欧阳公预殿廷考校官，得程文一篇，更相激赏，以奏天子。天子称善，乃启其封，即之道之所为也。由是场屋传诵，辞格一变。议者既推欧阳公有力于斯文，而又服之道能精敏于变也。[63]
刘几改名刘煇，“精敏于变”，两年时间内，文风完全转移，一切围绕科举考试指挥棒转，有何个性可言！苏轼总结科场文风说：“利之所在，人无不化。”[64]这八个字极其简要准确地说明了科场流行“太学体”之根本原因，刘煇嘉祐四年文风的改变，依然可以追溯到这八个字上。《全宋文》卷一六六一辑录刘煇文章六篇，晓畅通达，完全没有险怪僻涩之弊。由“太学体”代表人物的作为，可以推知众多举子的趋尚，欧阳修嘉祐二年利用权知贡举身份，排抑险怪文风，对当时文坛的影响也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