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科衣钵与文学传承
宋代词科，名称凡三变，其考察重心也随之发生变化。“盖是科之设，绍圣颛取华藻，大观俶尚淹博，爰暨中兴，程序始备，科目虽袭唐旧，而所试文而异矣！”[47]绍圣初立宏词科，程序未备，又专以文词取士。因此，平素留心于诗赋四六之文士，往往一试而中。李彦弼《刘伟明墓志铭》载，刘弇“绍圣二年，改宣德郎、知嘉州峨嵋县，适遭宏词科，伟明……一出，唾手掇之”[48]，形容得过分轻巧，恐有夸饰，但也说明了词科初设之始，文人只是将作赋的手段移之于宏词科目。刘弇在试宏词之前，逗留京城，以“旧所为古律诗杂文”遍投京城显官，以求延誉，其目的并非求教益。这还是业进士者考前活动的常态。李廌《论宏词书》，从体、志、气、韵四方论习业宏词要领，叮嘱习业者“宜取宏词所试之文，种种区别，各以其目而明其体，研精玩习，寤寐食息必念”[49]，以体会各体文学的精妙之处。这种指授之法，兼通其他文体写作，虽不乏意义，但还略嫌粗疏。习业词科作为专门之学尚未完全显山露水。但政和以后迄南宋初年，由词学兼茂而变为博学宏词，文词之外，兼考记问，应试难度加大，习业者需要更专业、更细致的指导，方能在词场应格。与之相适应，考前、场外，有意传承词科衣钵的前辈，口传心授，其指导方式也更加贴心与具体。王明清《挥麈录》，记其祖父王萃教宋惠直习宏词科，其方法是“日与出题”，然后改窜指导。王萃之子王铚，著《四六话》，记王萃之言曰：“四六须只当人可用，他处不可使，方为有工。”[50]因此，宋惠直在长沙席上所作乐语，“句句着题”，王萃读之大喜。倪思欲传词科衣钵，“每假以私淑之文”[51]，以己作示真德秀，然后叩其一二，真德秀皆能成诵，倪思大惊喜。真德秀从陈晦习业，先呈以习作，其铺叙之有伦者，如《汉金城屯田记》，则数蒙奖掖。其不满意者，则“再三为指其瑕疵，令别作一篇，凡四番再改，方惬渠意”[52]。程珌上书陈宗召[53]，“凡平日所为文所谓词题，若所以用力之地，条列而枚示之”[54]。请求对方勿有所爱，勿以为不足教而舍之，欲尽传其业，其问目已细。宋末王应麟的《词学指南》，是宋代习业词科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所录多为精通词业的名师如吕祖谦、真德秀等人的诲人心得，往往就习业的具体方法、步骤以及关键性的细节处理，交代得非常明白、具体，使人一望而知，有法可循。以习业词科的必备前提——编题为例，吕祖谦指出：
编题只是经子、两《汉》、《唐》书实录内编。初编时须广，宁泛滥不可有遗失，再取其体面者分门编入。再所编者，并须覆诵，不可一字遗忘。所以两次编者，盖一次便分门则史书浩博，难照顾，又一次编，则文字不多，易检阅。如宣室、石渠、公车、敖仓之类，出处最多，只一次编，必不能尽。记题目须预先半年，皆合成诵，临试半年覆试，庶几于场屋中不忘[55]。
编题的范围与原则，所编的次数，所以如此编的原因，以及记诵题目的方法，一一为习业者拈出。诸如此类的口授手画的授业之法，与普通的举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以习业词科为纽带，北宋末期文人特别是南宋文人之间，形成的师承传授与文学精神上的契合，就不是松散而是紧密的，不是肤浅的，而是深入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宋人所谓的“词科衣钵”的传承，对南宋文学，特别是科场常用文体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南宋词臣，文脉代代相传，渊源相当清楚，部分原因即在此。
以韩元吉四六文创作为例，其词科受业师中书舍人刘一止[56]，“制诰明白有体，丽而不俳”，深得代言之体。今观韩元吉之文，如代刘一止所作《谢复秘阁修撰致仕表》等，不用僻字、少用僻典，“落笔天成，不事雕饰”[57]，学刘一止的痕迹很明显。韩元吉在为刘一止所作的《行状》中，对其文风有非常全面、精确的体认，“于文盖无所不能，于学无所不通”[58]，对刘一止的文章、学问推崇备至。这种体认与揄扬，实际上“包含了一种前后相传的词学训练与词学之精神统系的承传”[59]，与一般文人之间的评品、推赏实有深浅之别。
又以真德秀的文体观为例，其授业师之一傅伯寿的父亲傅自得，作文最重体制。汪藻曾评介傅自得之文曰：“今世缀文之士虽多，往往昧于体制，独吾子为得之不懈。”[60]其另一授业师倪思亦曰：“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凡文皆然，而王言尤不可以不知体制。”[61]真德秀尽传傅氏、倪思之学，故论文亦特重明体制。“词科之文谓之古则不可，要之与时文亦敻不同。盖十二体各有规式，曰制曰诰，是王言也，贵乎典雅温润，用字不可深僻，造语不可尖新。”[62]这段文字，被王应麟编入《词学指南》，但不见载于今本《西山文集》，极有可能是王应麟得之于其业师王埜之手。不管此文传播情况如何，从南宋初的傅自得，经傅伯寿、倪思、真德秀的递传，至王应麟，作文有体，制诰文贵乎典雅温润的文体观实际上一直在强化。这一点当勿容置疑。
《词学指南》卷一“语忌”一栏，记陈自明（晦）草《右相制》用“昆命元龟”，倪思谓人臣不当用，乞帖麻。此事见载于《四朝闻见录》：
宁皇嘉定初，拜右相制麻，翰林权直陈晦偶用“昆命于元龟”事，时倪文节公思帅福阃，即束装奏疏，谓：“哀帝拜董贤为大司马，有‘允执其中’之词，当时父老流涕，谓汉帝将禅位大司马。”宁宗得思疏甚骇，宣示右相。右相拜表，以为“臣一时恭听王言，不暇指摘，乞下思疏以示晦”。晦翌日除御史，遂上章遍举本朝自赵普而下凡拜相麻词用元龟事至六七，且谓：“臣尝学词科于思，思非不记。此特出于一旦私愤，遂忘故典，以藩臣而议王制，不惩无以示后。”文节遂不复敢再辩，免所居官。陈与真文忠最厚，盖辨明故典，颇质于文忠云。[63]
此文“臣尝学词科于思”一语，另一本子作“臣尝词科放思”，倪思淳熙五年（1178）博学宏词登科，陈晦光宗绍熙元年（1190）登科，所谓“词科放（倪）思”，显误。因此，陈晦自云“尝学词科于思”当可信。陈、倪师生交恶，不知何因。但是，用《尚书》“昆命于元龟”一事于宰相制词，倪之所非与陈之所辩，表面相背，其实都指向了制诰文的一个特点，即尽量不触语忌。不吉祥之语、之事不能用。真德秀既曾师从倪思，又曾师从陈晦，二人关系“最厚”，而陈晦与倪思又曾有过师从关系。因此，三位词科习业者，对于宋代制诰文的文体特点，有相同或相似的体认，是不奇怪的。王应麟在《词学指南》一书中，专设“语忌”一目，实际上是再次强化了制诰文的这一写作禁忌。
真德秀初习词科，文字有体轻语弱之病。陈晦告诫他：“读古文未多，终是文字，体轻语弱，更多将古文涵泳方得。”[64]真德秀后来谨记此条，主张“作文之法，见行程文，可为体式，须多读古文，则笔端自然可观”。据其门生刘克庄记述，真德秀掌内制六年“每觉文思迟滞，即看东坡”。刘克庄本人也主张词科文字不宜过于组丽瑰美，“国家大典册，必属笔于其人焉，然杂博伤正气，絺绘捐自然”[65]。也就是，制诰等代言之体，不能太注重文字技巧的装饰性，否则伤自然之气，似受真德秀的影响。王应麟的家学得自吕祖谦、楼昉，吕氏有《古文关键》，楼氏有《迂斋古文标注》，“大略如吕氏《关键》，而所取自《史》《汉》而下，至于本朝，篇目增多”。因此，在《词学指南》中，骈文、古文互补的主张，亦得以一以贯之，王氏还为词科习业者开列相关古文书目。从陈晦、真德秀，再至刘克庄、王应麟，源绪清楚，不是偶然之论。南宋中后期，骈文与古文有合流之势，骈文典重之中，复杂流利。在真德秀、王应麟的两支词科谱系中，这一特点表现得比较突出。
宋代的词科考试文体，在文体形态与写作规范方面，有其相对稳定的一面，因此有程式化的倾向。例如制文分制头、颂词、戒辞三段，破题几句以包尽题目为最佳，音节要平仄搭配，语言不能多用口语、俗语，要典雅庄重，下语要有分寸，符合制词对象的政治身份，等等。导致科场文体形态的稳定的主要原因，一是经典范文的示范效应，一是科举衡文的规范作用，一是某种文体发生时的功能属性。而“词学衣钵”的传承，其中介作用也不容被忽视。实际上，无论是经典文本、还是科举规范，或是文体的相关功能，通过名师的指点，其特点才更容易以知识传授的方式，被凸现、强化与再次体认，并付诸写作实践。并且，一些良好的文学创新——如骈文汲取古文的营养，在这些传承中也被多次认可、复写，并慢慢强化，从而扩大了创作的路径。王应麟的《词学指南》，对经典范文的选取，与其所录前辈的口传心授，总能看到其词学师承的印记，就是很好的说明。以习业词科为中心，历代经典文本、考场衡文标准，辅之师弟相承的文学传统，三者形成合力，从而推动着词科考试文体程式化与文体的稳定性。这种因合力形成的规范与稳定，又以其个人写作的惯性和社会约定的方式，约束场外的相关文体的创作。南宋人秘不示人的“词科衣钵”，参与文学创作的过程及其正面的影响，大致如此。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由于教学内容失当与失衡，南宋词科的衣钵传承，也会导致创作上的不妥与偏执。南宋人所批评的“词科习气”，与词科门户森严的封闭性训练和单一承传，有一定的关联[66]。王应麟所辑《词学指南》，于南宋词臣及习业词作者之言论、作品多有节录，独不见刘一止与韩元吉之文，于“坦易有体”之文，似有不取，多少是失于门户之见的。
【注释】
[1]嵇璜：《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七《选举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7册，第237页。
[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三《选举考》六，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5页。
[3]苏轼：《苏轼文集》卷四十六《谢制科启二首》第4册，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12页。
[4]苏轼：《苏轼文集》卷四十六《谢制科启二首》第4册，第1312页。
[5]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十一《谢宏词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4册，第202页。
[6]王应麟：《玉海》卷第二百二《辞学指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8册，第292—293册。
[7]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四九一五，第222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8]方回：《桐江集》卷三《读宏词总类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页。
[9]朱熹：《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43页。
[10]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六十七《人物》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0册，第699页。
[11]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宏词”条，沈锡麟等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页。
[12]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51页。
[13]周煇：《清波杂志》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
[14]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第9册，刘琳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500页。
[15]刘埙：《隐居通议》卷三十一《杂录》“前朝科诏”条，《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32页。
[16]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词学”条，第20页。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第9册，第5506页。
[17]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十二《上辛中丞书》，《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27页。
[18]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词学”条，第20页。
[19]刘弇：《龙云集》卷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9册，第205页。
[20]刘弇：《龙云集》卷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9册，第194页。
[21]刘弇：《龙云集》卷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9册，第201页。
[22]刘弇：《龙云集》卷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9册，第203页。
[23]刘弇：《龙云集》卷三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9册，第335页。
[24]刘弇：《龙云集》卷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9册，第160页。
[25]据朱子所述，秦桧为密州教授时，“翟公巽时知密州，荐试宏词”（《朱子语类》）。若朱子之语可信，则北宋后期，应试词学兼茂科，似乎也参用了制举考试中的荐举制，至少有可能是自荐、他荐并存制。因资料有限，俟后考。
[26]王水照：《王应麟的“词科”情结与〈词学指南〉的双重意义》，载《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
[27]袁桷：《（延祐）四明志》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1册，第421—422页。
[28]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第20页。
[29]真德秀：《西山文集》卷第二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421页。
[30]林日波：《真德秀年谱》，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3页。
[31]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六，《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4页。
[32]张大昌：《王深宁先生年谱》“淳祐元年”条，《四明丛书》本。
[33]王水照：《王应麟的“词科”情结与〈词学指南〉的双重意义》，载《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
[34]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51页。
[35]程珌：《洺水集》卷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1册，第401页。
[36]张大昌：《王深宁先生年谱》“绍定三年”条，《四明丛书》本。
[37]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词学”条，第20页。
[38]沈作喆：《寓简》卷八，《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3页。
[39]王明清：《挥麈录》第三录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71—672页。
[40]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第37页。
[41]林季仲：《竹轩杂著》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0册，第354页。
[42]《全宋文》卷七七九五，第338册，第174页。
[43]王明清：《挥麈录》第三录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62页。
[44]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二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421页。
[45]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二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421页。
[46]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二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422页。
[47]王应麟：《四明文献集（外二种）》，张骁飞点校，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84页。
[48]刘弇：《龙云集》卷三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9册，第335页。
[49]李廌：《济南集》卷八《答赵士舞德茂宣义论宏词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5册，第818页。
[50]王水照：《历代文话》第1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51]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页。
[52]王应麟：《玉海》卷二百一《辞学指南》“作文法”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8册，第274页。
[53]程珌：《洺水集》卷十三《上陈舍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1册，第401页。［按：程珌绍熙四年（1193）进士。据黄宽重《程珌年谱》，其欲试词科，在嘉泰元年（1201）《上陈舍人》目的在于请益。作年当更早。书称“左史陈公”又有“往年癸丑，尝得阁下词坛之文，伏而读之，已有执笔砚以从函丈之意。间一岁来试教官，怀刺屏墙，已而以用韵不审见黜有司，悒悒而归，故无因扫门，以至于此”。陈宗召绍兴四年博学宏词登科，疑“词坛之文”指此。陈宗召庆元三年十一月为起居舍人。故疑此“舍人”指陈宗召。］
[54]程珌：《洺水集》卷十三书《上陈舍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1册，第401页。
[55]王应麟：《玉海》卷二百一《辞学指南》“编题”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8册，第269页。
[56]绍兴十七年（1147），韩寓居湖州德清县，从曾任中书舍人刘一止游，欲应词科。直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刘一止卒，十几年中，两人的文学交游始终未衰。因出入其门，深为刘一止所厚爱，韩元吉应刘一止二子之请，为作《阁学刘公行状》。
[57]陆游：《陆游集·渭南文集》卷四十一《祭韩无咎尚书文》第5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93页。
[58]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十二，《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27页。
[59]管琴：《词科与南宋文学》，北京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4页。
[60]王应麟：《玉海》卷二百一《辞学指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8册，第277页。
[61]王应麟：《玉海》卷二百二《辞学指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8册，第294页。
[62]王应麟：《玉海》卷二百二《辞学指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8册，第291页。
[63]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昆命于元龟”条，第37页。
[64]王应麟：《玉海》卷二百一《辞学指南》“作文法”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8册，第274—275页。
[65]刘克庄：《后村集》卷二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0册，第241页。
[66]“词科习气”，参见管琴《南宋的词科习气批评》（《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