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论和《辨奸论》

说到“论”，《三苏先生文粹》所收是比“策”更多的。虽然这些“论”基本上都被今人所掌握，目前看来已经并无“佚文”可辑，但还是有不少值得注意之处。

《文粹》编辑三苏的“论”，都从有关儒家经典的“论”开头，卷一为苏洵的《易》《礼》《乐》《诗》《书》《春秋》诸论，卷一二为苏轼的《易》《书》《诗》《礼》《春秋》五经论，卷四四为苏辙的《易说》三首、《诗论》《洪范五事说》与《春秋论》。这样的编辑方针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很可能因此就产生了问题，就是列在苏轼名下的五经论，实际上乃是苏辙之文，由苏辙本人编入了《栾城应诏集》，是嘉祐六年他参加“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前按规定上交朝廷的五十篇策论，即所谓“贤良进卷”的组成部分，其著作权属于苏辙，应该毫无疑问^[11]。也许就因为苏轼没有关于五经的“论”文，而苏辙另外还有同类文章，所以《三苏先生文粹》的编者将这一组五经论割属到苏轼名下了。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明人编《苏文忠公全集》照收五经论，延误到今人校点的《苏轼文集》，使五经论的归属问题引起了学术争论。^[12]

将五经论割属苏轼后，《三苏先生文粹》编者另外找到了苏辙有关经典的几篇“论”，但其中《诗论》《春秋论》二文，却并不见于《栾城集》。此二文又见于东京内阁文库所藏南宋麻沙本《类编增广颍滨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七，可能是苏辙晚年指点诸孙读书时所作模拟程试之文，因为他另外写了《诗集传》《春秋集解》两部专著详论二文中提到的观点，所以没有将这二文收入自编的《栾城集》。此麻沙本在国内并无收藏，而《三苏先生文粹》则在明代屡被翻刻，估计明人从《三苏先生文粹》获读苏辙二文，后来还选入了《唐宋八大家文钞》这样传播广泛的选本，致使今人又曾从《唐宋八大家文钞》去辑出苏辙的这二篇“佚文”。^[13]

《三苏先生文粹》卷四收入了苏洵的《辨奸论》，这也是传世的十五卷本《嘉祐集》（如《四部丛刊》所收影宋本）中所无的。此文的真伪问题，至今仍是学术上的疑案。《三苏先生文粹》值得关注处，在于其《辨奸论》的题下有一段话：

张文定公撰老苏先生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造作语言，至以为几于圣人。欧阳修亦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往吊，先生独不往，作《辨奸》一篇，其文曰……

这段话依据的是张方平《乐全集》卷三九《文安先生墓表》，“其文曰”的后面便是《辨奸论》全文。这说明，《三苏先生文粹》的编者是从《墓表》转录了《辨奸论》，而不是直接录自苏洵的某个文集。两宋之交的叶梦得《避暑录话》曾记：

《辨奸》久不出，元丰间，子由从安道辟南京，请为明允《墓表》，特全载之。苏氏亦不入石，比年少传于世。^[14]

似乎叶氏也把《墓表》视为《辨奸论》的文本来源。这一情况当然不能成为判断真伪的依据，但《三苏先生文粹》的文本形态至少可以证明叶梦得所记接近事实，就是宋人多从张方平《墓表》而得苏洵《辨奸论》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