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投献
宋代词科，名称凡三变：哲宗绍圣元年（1094），此科始立，称“宏词科”；至徽宗大观四年（1110），试法稍加变更，称“词学兼茂词”；高宗绍兴二年（1132），易为博学宏词科。理宗嘉熙三年（1239），因习词科者少，在博学宏词科之外，别立“词学科”，“止试文词，不责记问”[1]，但仅行之七年，且所试较易，为世所轻，因此史籍记载较少。词科者，乃宏词、词学兼茂、博学宏词三者之通称。
哲宗朝立“宏词”，似与制科之废有关。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绍圣元年罢制科，自朝廷罢诗赋，废明经，词章记诵之学俱绝。至是而制科又罢，无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乃置宏词，以继贤良之科。”[2]《宋史选举志》及《文献通考》皆以制举与词科混列，而《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于“宏词科”之上冠以“制科”二字，这是视词科为制举在著书体例上的体现。但“置宏词以继贤良之科”这一表述，考诸事实，并不准确。宋代制举在设科目的、应试资格、考试内容、考试程序等方面，与词科区别很大。
宋代制举，以振拔非常之士为目的，而词科之设，专为振拔代言人才，用意不同。此其一。
其二，就应举者的资格而言，通常情况下，应制举者，须由人论荐，不得投牒妄请。而应词科者，则允许自举。
其三，宋代制举，有阁、殿二试，而词科仅上舍或省试一试。在考试环节上，词科较为简化。就主持考试的机构而言，制举经过皇帝亲试，方可推恩。而词科则由省试主考官主持，考试结果上呈三省或中书看详覆核。宋人视词科不若制举之重，由此略可见出。
其四，宋代制举，“兼用考试、察举之法”[3]，因此，士人之德行、气节、才干、学识、文词，一一要纳入考察的范围。所谓“特于万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4]，其取士所悬的标准，过于完美，也过于理想化。而宋代词科，重点考察应试者的知识面与组织文词的能力。应举者比事秘属词辞、抽黄对白的能力，是能否中程的关键。
以上几点，是宋代制举区别于词科的几个关键要素，也是我们理解宋代应词科者考前文学活动和社会交游的重要依据。
宋代应制举人，为了取得应举资格，往往要编辑文卷，投献给可以荐举他们的高级官员。根据宋代制举诏令的规定，学士、两省、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诸司四品以上，于内外京朝官、幕职州县官及草泽中，可以举贤良方正之士各一人。这些可以举荐贤良的高层官员，是宋代应制举者最主要的投献对象。由于名额有限，应举士人，在考前的竞争就很激烈。宋代士人，在应制举之前，往往有频繁的投献活动，现存的宋代应制举者的文集，其中保留了大量他们投献时所书的书信，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而宋代应词科者，无论是应宏词、应词学兼茂，或者是应博学宏词科者，无须保举，可以自由于礼部投状就试。哲宗朝，登宏词首科的赵鼎臣在谢启中说，“虽投牒之且千，来思不拒；而限员之以五，中者几希”[5]。极言中程之难，是年登科者五人，而应试者“且千”，当是虚语。但“来思不拒”，当是事实。宋代应词科人，在考前也要向在政治上、文学上（特别是有词学才能者）的当世闻人投卷，但数量并不算多。这一方面可能是宋代应词科者的文集散佚太多，另一方面，则可能与怀牒自进的制度有关。
就现存的资料来看，宋代应宏词科者，其投献的对象，主要包括宰相、曾应词科入等者，以及有可能成为礼部考试官的朝中文臣这几类。
王应麟《辞学指南》卷二引野处洪公贽所业书曰：“昔丁文简公未遇之日，手其所为制诰一编贽诸王公大人之门。人见者皆非之，丁独毅然不顾，曰：‘异日当有知我者。’其后直掖垣，登玉堂，以至政地，而昔日所为文始尽得施用。有志者事之竟成如此。”[6]野处，洪迈之号，其《贽所业书》，收入《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题曰《上秦师相贽所业书》。其文略谓：
会天子设两科以取士，闻有所谓博学宏词者，就求其术，或出所试文章，则以制诰为称首，于是私窃喜幸，……棘闱既辟，一上而不偶，退因自取所试读之，则……是其业不本实而其中空虚无有而然也。……或教之曰：“大丞相秦公道德淳备，文章隽伟，方驾乎前人，宗师乎当世，盖其始也实以此科进，晚出之士不能亲炙先烈以增益其所不及，是亦自弃也已。”……旧所拟制诰、杂文凡十篇，谨赋诸下执事，……愿安承教。[7]
洪迈于绍兴十五年（1145）试博学宏词科中选，赐同进士第。故“棘闱既辟，一上而不偶”，当指绍兴十二年（1142）应科试落选之事。是年正月，洪迈曾随二兄同赴临安应词科试，二兄中选，而洪迈不偶。《上秦师相贽所业书》当作于绍兴十二年至绍兴十五年之间。秦桧宣和五年（1123）中词学兼茂科。绍兴二十三年，陆时雍刊词科时文总集《宏词总类》，“以秦桧之文冠其首”[8]，洪迈书中称“将求大手笔北面而师之”，不完全是违心之言。但是在洪迈试博学宏词前，洪遵、洪造已同年中程，洪迈长年随二兄习词科，其词科程文亦自不俗。他以所业向秦桧投卷，内在的动机并不仅为求教益。
宋代的宰相，往往左右词科考试的最终结果，应考人即使宏词中程，若曾触怒宰相，就有可能被黜落。据朱子《傅自得行状》载：“初，秦丞相桧以公忠臣子，年少能自力学问，有文词，通吏事，遇之甚厚，然亦疑其刚果负气，终不为己用，故虽使之连佐两郡，然皆铨格所当得。召试博学宏辞科，又已奏名，而故黜之。”[9]潜说友《（咸淳）临安志》载：“洪咨夔，为文典丽该洽……应博学宏词科，有司奇其文，时相恶人以科目自致，报罢。”[10]宁宗嘉定间，朝廷未尝诏罢博学宏词科，但有司看宰相脸色可否上下，望风承意太过。“每遇郡试，必摘其微疵”[11]，“（嘉定）戊辰以后时相不喜此科，主司务以艰僻之题困试者，纵有记忆不遗，文采可观，辄复推求小疵，以故久无中选者”[12]。因此，十七年间，仅陈贵谊一人中程推恩。士人因之弃而不习宏词，博学宏词科遂式微。宰相可否，是宏词考试进程的一个关键环节。因此，应宏词者，在考前以所业向宰相投献，以博其一粲，也就不算奇怪。
周煇《清波杂志》卷三“宏词取人”条载：
（族叔）初试宏博，以所业投汤岐公，时季元衡（南寿）待制亦投文字，汤尝师之，初许其魁夺。一日谓季曰：“近有一周某至，先生当处其下。”既奏名，季果次焉。[13]
周煇族叔周麟之，绍兴十八年（1148）与季南寿应博学宏词科中程。二人以所业投汤思退，事当在绍兴十七年或绍兴十八年春。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载，绍兴三年新立博学宏词科，较之北宋宏词、词学兼茂科，改动处较多，一是不限有无出身命官，并许应诏。二是愿试人先投所业三卷，朝廷降付学士院考其能者召试。三是命官非见任外官，许径赴礼部自陈。若见在任，经所属投所业，应格召试，然后离任。四是试卷由试官考校中程者，不仅申三省看详，其“内制诏书依例宰执进呈”[14]。其应试的基本流程为士人投所业三卷——朝廷付学士院考其词业，能者召试——省试试官考校，中程者申三省看详——内制诏书等由宰执进呈——推恩。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南宋阁馆录》《绍兴十八年同名小录》等书所载，汤思退绍兴十五年博学宏词科中程后，本年四月，除秘书省正字，绍兴十七年（1147）五月，由秘书省正字兼提举秘书省编定书籍官，守司封员外郎。绍兴十八年（1148）三月，仍在司封员外郎任。绍兴十九年（1149）由尚书司封员外郎试秘书少监，绍兴二十年（1150）为秘书少监，绍兴二十一年（1151）直学士院。绍兴十七年（1147）三月，朝廷下科举诏。至周麟之等中程，汤思退，先在馆阁，后在吏部司封司，并非学士院官员。因此，周麟之、季南寿向汤投“所业”，属投献所进，与应词科人向朝廷投所业三卷，并非一回事。
南宋词科考试，地点在礼部贡院。其考试场次，据刘埙《隐居通议》卷三十一《杂录》“贡院排场日分”载：
二月初一日、初二日、初三日，引试太学、诸州军正解、免解诗赋论策三场。
二月初六日、初七日、初八日，引试太学、诸州军正解、免解经义论策三场。
二月十二、十三日、十四日，引试博学宏词三场，并宗子取应二场[15]。
博学宏词所差阅卷官，在省试考官中差，而由知贡举、同知贡举统筹负责。例如开禧元年（1205）试博学宏词科，阅卷官为同知贡举李大异。宁宗嘉定四年（1211），徐凤、刘澹然应词科，由点检试卷官陈璧阅卷。[16]绍兴十七年、十八年间，汤思退尚非两制官员，且在朝官职未显。周煇所记汤允诺季南寿“初许其魁夺”云云，恐失实。据《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是年省试知贡举为尚书吏部侍郎并权直学士院边知白，同知贡举为尚书礼部侍郎周执羔、右正言巫伋，其余参详官八人，点检试卷官二十余人，汤思退不在其中。周麟之等词科入等，与汤无关。但此年省试后，汤思退为殿试覆考官。汤思退词科出身，又在朝中吏部为官。从其资格与词科背景来看，他很有可能充省试考官，又很有可能在贡院差任博学宏词阅卷官。季南寿本为汤思退的老师，以前辈的身份屈尊向汤投献，本意当不仅是求教益。
由以上考论可知，宋代应词科的士人，在应考之前，往往要编辑所业，投献给有可能充省试考试官，或者对词科考试的结果产生一定影响的朝中官员。其中，有词学背景的士大夫，往往是他们要投献的重要对象。兹再举二例，以坚此论。绍兴二十年（1150），韩元吉曾与周必大同应宏博科，周中程而韩落选。在考试之前，韩曾向礼部侍郎辛次膺投献。韩元吉《上辛中丞书》曰：“某之得见门下三矣，始则阁下在春官，某以妄应科目，执其业而献焉。”[17]此为韩之自述，不容置疑。又据《四朝闻见录》记载，叶绍翁曾访真德秀，“席间偶叩以今岁词学有几人”[18]，真德秀答曰：“试者二十人，皆曾来相访”，并自言遣人誊录众者试卷，以便赏鉴、月旦。此言得之叶绍翁亲闻，当可信。南宋博学宏词科省试，三年一开科。大约在省试年，朝中权臣、文臣，特别是有词学背景的文臣如真德秀等，接受应诏者的拜访、投贽，频率与人数也随之增高、增多。宋代词科考试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士人间的文学交游，加深了文坛前辈、新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附带指出的是，北宋之宏词、词学兼茂科，与南宋的博学宏词科虽有前后相承之处，但北宋乃词科初设、草创阶段，试法未严，程序也不周密，由此对应诏者的考前文学活动方式也产生了影响。刘弇《龙云集》中，有《上中书侍郎李邦直书》《上曾子宣枢密书》《上许左丞（冲书）书》《上蔡内翰元长书》《上吕观文吉甫书》《上章仆射子厚书》六封书信，各书并有“旧所为古律诗杂文”，谨献左右云云，集中又有《上蔡元度右丞书》《再上蔡元度》二书，后书末云：“旧所为古律、歌诗、经解、杂文等，合一通。”[19]考诸各受卷者之生平仕履，绍圣元年（1094）二月至绍圣三年（1096）正月，李清臣（字邦臣），为中书侍郎；曾布（字子宣），绍圣元年六月，同知枢密院事，绍圣三年闰二月，知枢密院事；绍圣二年冬十月，许将（字冲元），拜尚书左丞，蔡卞（字符度），拜尚书右丞；蔡京（字符长），由戸部尚书为翰林学士；吕惠卿（字吉甫），拜观文殿学士、知延安府；绍圣元年四月，章惇（字子厚），拜左仆射，元符初罢。宏词初设于绍圣五年（1098）五月，刘弇宏词入等在绍圣三年（1096）三月。其《上中书侍郎李邦直书》有“方且指西蜀”[20]一语，其《上蔡内翰元长书》中曰：“今又服吏役，当县道，转而为左蜀之行矣。”[21]《上蔡元度右丞书》中有“今怵迫邛蜀万里道”[22]云云。据李彦弼《刘伟明墓志铭》：“绍圣二年，改宣德郎、知嘉州峨嵋县。适遭宏词科，伟明……一出，遂唾手掇之。”[23]据知此六封书信，当为绍圣二年刘弇应宏词前投献所附。但细按刘弇信中口吻，如“冥心昔人翰墨小技，似一日之长处。……伏望赐之采瞩”（《上章仆射子厚书》）“伏望诱而进之，使颇姓字公卿间”（《上许左丞书》）“伏望阁下之教也，辱一言焉”（《上吕观文吉甫书》）“阁下亦将何以教之”（《上中书侍郎李邦直书》）“某……独以文鸣……冀阁下不以其微而忽之”（《上蔡内翰元长书》），皆有请求对方汲引、延誉、提携之意。这是宋代应制举者投献中的常见口吻。刘弇《谢中宏词启》中说：“洪惟上圣之有作，申以先朝之未行。乃设词场，爰代制举。”[24]大约在绍圣宏词初置之时，士人习惯上循着制举的方式来投献、交游。刘弇的投献对象，皆为朝中的重臣，这与应制举多以侍从官为投献对象，也有合辙之处。[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