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欣交加：士人贽文的现实际遇
士人贽文遭遇各有不同，其中的艰难际遇却大略相似，士人诗文多有反映。他们的贽文经历对文坛产生的影响亦值得注意。
居上位者对于确有才学的文人，常能虚节相交，鼓励劝勉。如仁宗朝的王曾布衣时“以所业贽吕文穆公蒙正，卷有早梅句云：‘雪中未问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文穆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状元宰相矣。’”[3]吕蒙正对王曾的诗句赞赏不已，且以“状元宰相”相期许，足见奖掖之切。或许诗中有“和羹事”“百花头上”诸语，后人因以附会，但亦非全然无稽。又如“周式贽薛简肃所业庭松诗云：‘花前嫫母陋，雪里屈原醒。’公大称之。”[4]薛奎的称赏让贽文者得到鼓舞，从而增强信心。也有受谒者出于保护后进的目的，对贽文者采取别样的态度，如张咏镇蜀时，彭乘刚及冠，“欲持所业为贽，求文鉴大师者为之容”。张咏虽然心中赞叹，但担心彭骄傲，于是“默览殆遍，无一语褒贬，都掷于地”[5]。张咏对彭乘分明赞赏有加，玩咏尽卷，却不肯稍假颜色。
居上位者的劝勉，往往会让谒者心存感激，甚至确定师生关系。庆历五年（1045），文彦博知益州（今四川成都），文同往谒，得到推重，两人因此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情谊。文同曾自陈道：“某出入门下殆三十年，赋命薄浅，牵挽不上。侍中每怜孤蹇，顾遇不替，凡列左右，温慰如一。”[6]又如张方平镇蜀，对苏轼兄弟的投谒也表现出极大兴趣。苏辙后来回忆道：“予年十八，与兄子瞻东游京师。是时张公安道守成都，一见以国士相许。”[7]二苏青春年少，得到名宦的称许，一直心存感激。多年以后，功成名就的苏轼为张方平《乐全集》作序，仍不忘张氏当年的“国士”之许，而谦逊地自称“门生”。[8]
苏轼奖掖贽文后进也不遗余力。晁补之从其父在杭州，“览观钱塘人物志盛丽，山川之秀异，为之作文志之，名曰《七述》”。苏轼时任杭州通判，也想写一篇赋文，但晁氏“谒见苏公，出《七述》，公读之，叹曰：‘吾可以阁笔矣。’苏公以文章名一时，士争归之，得一言足以自重，而延誉公如不及，自屈辈行与公交。由此公名籍甚于士大夫间。”[9]苏轼对晁补之的态度，为晁氏赢得士大夫间的声望。而晁补之也从这时起，进入苏门弟子的行列，并最终成长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与张耒、黄庭坚、秦观一同扛起了苏门大旗。
另一个出名的例子是陈师道拜谒曾巩，“自其少时，蚤以文谒南丰曾舍人，曾一见奇之，许其必以文著，时人未之知也”[10]。陈师道谒曾巩，曾巩对他多有提点，且称许其文章，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后山至此以南丰衣钵传人自任，尽管后来受到东坡的赏识，又成为苏轼的僚属，也从未改换门庭。
但贽文者并不必然得到居上位者的赏识，或者能如愿受当道者的提拔。秦观贽文就运气不佳，他四出投卷，以致于友人张耒说“予见少游投卷多矣”[11]。在少游的文集中也留下不少投献文字，今略引二例：
先人之友乔君执事奉使吴越，道过淮南，具言常辱相公齿及名氏，属乔君喻意，使进谒于门下。……辄以所为诗文一卷，待命于下执事，惟相公察焉。[12]
不意阁下于游从之间，得其鄙文而数称之，士大夫闻者，莫不窃疑私怪，以为故尝服役于左右。……并近所为诗赋记合七篇，献诸下执事。[13]
秦观的文名极盛，他上书求谒的王珪、曾肇都曾听说过他，且赞赏他的文采。但他的贽文效果似乎并不见佳。就连苏轼极力为他举荐，甚至替他贽文，都未能改变秦少游长期职困僚佐的命运。
有的士人则饱受冷遇，蒲宗孟提到自己“顷以不敏之学请于门下……及来京师，亦进足于王公之门，往往为阁人侍史所隔限，有至而不能一进，退而不能一伺其面者；偶见焉，则尊严其体貌，贵重其声颜”[14]。宗孟向曾贽文请谒过的陆某谈到他在京师的遭遇，似不甚如意。他欲“以不敏之学请于”王公，甚至不得其门而入，偶能见面效果亦不佳。因为“今权门怀书上谒之人，以奴自居，有所挟持而来，卒为门生座主，上下无复分辨，亦可丑也”。所以毛滂“愿执事勿求某以必取富贵为门下之报，求某以读书自勉，期于少过，不为知己之辱，以毕其身为善人”。[15]毛滂这段话不妨与蒲宗孟“为阁人侍史所隔限”的遭遇参看：正因为贽文者有“以奴自居，有所挟持而来”的幸进之心，而势力权门又有“必取富贵为门下之报”的预设前提，所以此类贽文大多脱不了“利”字，沾惹着阿堵铜臭、权力欲望。而有所欲，则不能善其身，故而阁人仆役才敢阻隔士人。
有些以气节自守的文人大臣对此十分厌恶，司马光曾在门前悬出《客住榜》谢客，其文云：
访及诸君，若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书宠谕，终无所益。若光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分付吏人，令传入，光得内身省讼，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计，并请一面进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某再拜咨白。[16]
该文是榜文，类似后世的公开信，文中司马光以三方面内容拒绝士人官吏的进谒：一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大事，当奏闻朝廷，私下投贽无益；二是对司马光自身的德行缺失，可通过书信指摘；三是“凡干身计”在私第不接受请托。这或许正是从与谒见者常年打交道总结出的。范仲淹座上客也不少，张方平曾提到虽然范文正对他颇为欣赏，他“去春随计辇下，捧谒者三。先生座上客多，小人尘中趣背”，因此未能深谈。他说自己“不善候问，随波上下，旅为进退，竟不得叙款勤，布腹心之浅深也，矧敢窥先生之门，为托名之地耶？”[17]可见范仲淹座上也多有“随波上下，旅为进退”之徒，他们窥范公之门，以为托名之地，而其所为正是张方平所不齿的。
贽文者的水平自分高下，居上位者的态度也是千人千面。有的受谒者对待贽文非常认真，“尝有人以文投陈尧佐，陈得之，净月不能读，即召之，俾篇篇口说，然后识其句读”[18]。陈尧佐官至参知政事，其兄尧叟、弟尧咨皆状元及第，以其职司及家学，贽文者自然不少。当他收到诘曲聱牙的文章，难以句读时并未弃置，反而招来作者，任其当面解说。陈氏后来回函说：“子之道，半在文，半在身。”孙冲解释道：“以为其人在则其文行，盖谓既成文而须口说之也，是知身死则文随而没矣，于学古也何有哉！”[19]陈尧佐的戏谑带有规劝意味，有助于贽文者反思文章不足。但也有人对贽文者并不尊重，甚至轻慢调侃。陈亚曾受人贽文，其人“举止凡下，陈玩之曰：‘试请口占盛业。’生曰：‘某卷中有《方地为舆赋》’。诵破题曰‘粤有大德，其名曰坤’。陈应声曰：‘吾闻子此赋久矣，得非下句云“非讲经之座主，乃传法之沙门乎？”’满座大笑”[20]。因为干谒者举止不合己意，便戏耍其人，揪住文中“大德”二字发挥，引起哄堂大笑。陈亚与陈尧佐对待干谒者实在有天壤之别。
对于地方文人而言，离乡干谒冷暖自知。华镇曾具“杂文六篇、古诗一十首，以备贽见之礼”，并说为追寻名师“有去丘墓，远父母，赢粮裹足，百舍重趼，从之于数千里之外者；有因其门人久次受业，弥年累月而不得一觇其眉宇者”[21]。苏洵携二子入京，“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师，又沙行数千里”。而故乡“无壮子弟守舍，归来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22]旅途数月的跋山涉水，奔竞千里的披星戴月，而家中墙倒屋坏，妇孺待养更是大多数地方文士所必须面对的窘境。居上位者即便对待才华秀出之士，“虽其人有可取，亦必以其人朝趋其门，暮候其馆，念其劳且恭矣，然后待之。”[23]至于其他毫无背景，才具又有限的地方士子就更不必说了。这其中的酸楚又到哪里去倾诉呢？所以唐庚感叹：“扬眉吐气求出于门下者，亦不知其几何许人；求而得者几何人；求而不得者几何人？”[24]贽文的境遇既然如此艰辛，文士们又为何汲汲以求呢？这大约就与贽文带来的现实影响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