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题新颖──碑志结构之巧设
周必大碑志数量庞多，自与其交游广阔[130]，“位极宰执，主盟文坛”[131]有关，然以其致力开创新体之理念，当不致甘以习套书写碑志，而必有所突破，朱迎平认为：“在多达26卷的碑志文中，周必大亦讲究行文的变化”[132]，其变化之一乃在结构之巧创，尤以破题为重。王行（1331—1395）《墓铭举例》云：
墓志铭书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讳、曰字、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133]
一般碑志泰半依循王行所录十三事顺序书记，如周必大《中大夫秘阁修撰赐紫金鱼袋赵君善俊神道碑》云：
君讳善俊，字俊臣，太宗皇帝七世孙。曾祖仲营，崇信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成王。妣，楚国夫人王氏。祖士訔，登进士第，终左承议郎，赠中奉大夫。妣，令人石氏。父不衰，任闽路兵马钤辖，家于邵武，赠大中大夫。母，硕人满氏。[134]
此类开篇堪称碑志文正体，条理分明抄录墓主名讳、乡邑、族出，其后依序记叙行治、履历，最末交代妻、子等事，马茂军分析：
他的儒者类的哀祭文往往开篇新颖，灵活多样，语约意丰，避免了南宋哀祭文“冗弱”的缺点。如《资政殿学士赠通奉大夫胡忠简公神道碑》破除了谈名姓、述生平的套数，而是一开始就把人物置放在紧张的宋金对峙中。[135]
既能识出周必大儒者类哀祭文开篇之特殊，复能具体举例析论，确可彰显周必大散文特色。稍可补充者，乃在于周必大开篇新颖之笔法不仅运用于儒者类墓主，而且与全篇结构重组设计、书写重点有关。以《恭州太守任君续墓志铭》为例，该文开篇如下：
君讳续，字似之，潼川郪县人，系出汉广阿懿侯敖。懿侯十六世为晋安东将军颙。颙九世为隋浔阳太守璧，谪掾阆中以死，子孙因家焉。璧生颖，颖生业，业生雅，相唐高宗。其曾孙畹、畴皆达官，大和中诏以二龙旌其里。畹生椿，尝参梓州军，遂徙郪之兴城。椿生韬符，韬符生崇诰，崇诰生琦，琦生仲简。仲简生伯传，登景祐五年乙科，仕至尚书都官郎中，是为君之曾祖。都官生庾，终普州司理；司理生忠原，终朝请大夫、知黎州，君之祖与父也。文献相承，衣冠不绝，蜀人论氏族者推焉。[136]
墓主名讳、乡邑、族出依次书记，似无异状，然无论周必大或他人之碑志言及世系，多有固定笔法，大抵为：某世祖讳某，某世祖讳某，高祖讳某，曾祖讳某……一路迤逦至墓主。本篇则颇为特别，析分如下：
甲、墓主（君）──颙（十六世）──璧（九世）
乙、璧生颖，颖生业，业生雅
丙、雅──（子）？──（孙）？──畹、畴（曾孙）
丁、畹生椿
戊、椿生韬符，韬符生崇诰，崇诰生琦，琦生仲简。仲简生伯传（曾祖，都官）
己、都官（曾祖）生庾（司理）
庚、司理生忠原，君之祖与父也
甲组为正常写法。乙、戊以“某生某”组构，字句简短，顶真承续，形成回环紧密关系。丙组回复甲写法，拉开乙组之稠密感。丁以一组“某生某”呈现，有别于乙三组、戊五组之数字。己、庚亦仅一组，然非“人名+人名”之叙述方式，而以“官职+人名”表述，并于最终一组“某生某”后，补白“君之祖与父也”。此段世系书写方式异于常态，且变化中有齐整，齐整中又有错综，新奇趣味横溢。周必大所以不厌其烦地设计此种组合，除基于追求新变之心态外，恐或与墓主名讳“续”有关。为凸显墓主父亲“命易今名字”[137]之用心良苦、深切期望，周必大以上引几组词语突破旧式结构，于字面呈现、念诵音韵皆营造“相承”“不绝”之“续”效果，洵属别出心裁之巧思。
《恭州太守任君续墓志铭》以开篇巧构符应墓主名讳，亦兼具视觉、听觉作用，以下数文则以视觉为主：
吉统八邑，龙泉号山水县，故多名人，孙氏又其名家也。[138]
欧阳氏族望庐陵，而家于永和镇者尤以儒称，吾友耿仲又永和之卓然者也。[139]
吉有壮县曰永新，邑人举大族必曰谭氏。或问何如其大也？亲属盛欤？常产厚欤？仕宦众欤？非也，以孝友保其家，知取予，守其业，传诗书，亢厥宗，斯可谓之大矣。[140]
庐陵郡统县惟八，永新为大，西界湖湘，壤沃地偏，民生自足。间遇水旱疾疫，凡邑之大家分任赈恤之事，某家发廪，某家发薪刍，某家药疾者，某家瘗死者，以是流殍稀鲜。县官推勘分赏，必首及之，君子喜其近古。惟谭氏儒术起家，好善乐施，至宣义君复合前美事，终身行之，古人以为难。[141]
四作皆以地理名称开篇，先言说较大空间庐陵（吉），而后渐次缩小至某乡镇（龙泉、永和、永新），再缩小至某乡镇中之某氏人家（孙氏、谭氏）或某人（耿仲），递进层次井然，画面由远而近，渐次聚焦，仿若由广角镜头收拢，放大为特写镜头，颇具视觉美感与趣味，略似下图所示：
另可注意者，乃此四篇墓主皆庐陵人氏，而周必大赞扬“为本朝儒宗”[142]“道德文章，百世之师表也”[143]之欧阳修正是庐陵名人，欧公名篇《醉翁亭记》[144]自“环滁皆山”而“西南诸峰”“琅琊也”“酿泉也”“醉翁亭也”之书写方式为人称颂，周必大是否隐以仿效欧公笔法向前贤致敬？或可玩味。至于“或问何如其大也？亲属盛欤？常产厚欤？仕宦众欤？非也”与《醉翁亭记》“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问答笔法之近似，亦难免引发联想。
感官之文学美感外，周必大碑志开端亦好以巨大时间跨度之笔法书写，透显人世沧桑、历史纵深之韵味，如：
晁氏自汉御史大夫错以身狥国，阅千余年宋兴，翰林文元公讳迥、参政文庄公讳宗悫，父子以文章德业被遇真宗、仁宗，继掌内外制，赐第京师昭德坊，子孙蕃衍，分东西眷，散处汴、郑、澶、蔡间，皆以昭德为称。盖宗生仲，仲生端，端生之，之生公，公生子，子生百，百生世，奕叶联名；文献相承，举天下无他晁。呜呼，盛哉！[145]
仁宗朝，蔡忠惠公昌言直道，文章政事廷臣鲜出其右。当是时，由侍从登二府者，非历言路则入翰林，非尹开封则领三司，四者公遍为之。垂大用，而仁宗上仙，犒军赍予，修奉昭陵，横费错出，公处之益闲暇，中外叹服。会间言请去，未几即世，士大夫至今以为恨。[146]
吴郡范氏自文正公起孤童，事仁宗皇帝，当庆历癸未入参大政，后百三十有六年，公复参孝宗皇帝政事。虽谱牒不通，俱望高平，派南阳之顺阳，盖鸱夷子苗裔也，今为郡之吴县人。[147]
高宗初元自汴幸扬，已而周旋江浙，然后定都临安。当是时，忠足以尊君亲上，才足以拨烦治剧，论思则援古证今，治郡则知所先后，如户部尚书梁公，诚所谓国家知宝臣，不可以无传也。[148]
绍兴元年二月丙戌，诏以多难未弭，人才为急，其复秘书省，置官属。当是时，高宗方马上治天下，乃肇复文馆，收召名胜，诸以待用，君子是以知中兴之必可冀也。时范丞相宗尹实当国，而秦丞相桧初拜参知政事。逮十年春，秦虽专国政，然以与闻初议，犹未敢尽非其人。维永嘉张忠简公以端醇修洁，用给事中林待聘荐召对，召试入省。[149]
远溯汉朝、北宋仁宗年间情事，即使近为南宋君皇，亦自绍兴初元起笔，剎时抽离墓主与作者生存之当下时空，引发思古幽情，感叹宇宙化移，从而惊觉，碑志之作原即为防后世陵谷变迁，而“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之慨自油然生发，唯有列叙其人其事，方可暂且停驻墓主身影，留待后之览者兴怀抒感。
除引发情感共鸣外，周必大碑志亦常莫名自天外飞来一笔，纵谈时事，发表议论，如：
武王一戎衣而定天下，应天顺人之举也，义士犹或非之，孔孟奚取焉？为万世计也。绍兴和戎，高皇有不得已者矣，两宫未归，母后春秋已高，故与大臣决策从权。[150]
子贡问：“乡人皆好之，何如？”孔子答以“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孟子告齐宣王以诸大夫曰贤为未可，必国人皆曰贤，然后察而用之。是二者，古今观人之要术，于吾艾轩尤信。[151]
韩愈以天刑人祸归咎史笔，柳宗元随辟其说，后人终致疑焉，今以李文简公验之何疑？且《左氏》纪诸国之事，《史记》上下数千载，是是非非，利害不专及当世。若公续司马光《资治通鉴》为本朝长编，上关国体，下涉诸臣之家乘，非异代比，使天刑人祸可信，孰能结知明主，见推多士，生历清要，没定美谥，诸子继践世科，历二千石，光显未艾如李氏者乎？[152]
子夏曰：“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谓格言。虽然，仁者多寿，贤者多贵，则有人事参焉。今敷文阁直学识汪公年开九帙，官职阶三品，爵二品，殆仁贤之验也。[153]
《烝民》美宣王任贤使能，周室中兴。孟子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此服休服采之辨也，孝宗皇帝实兼用之。当是时，经武理财，期摅高宗之宿愤，差择能臣，比肩于朝。惟故参知政事萧公靖共正直，简在上心，未尝谈兵言利，而遍历要剧，兼赞钧枢，异乎效能于一职者。呜呼！孝宗可谓善任贤矣，公可谓进以德矣。[154]
古者宾兴之士论定于乡，是以上不失人，下无遗才。后世升黜一以程文，贤能不皆进，愚不肖未必退，往往出于偶然，曰此公举也，而乡评不在焉。若乃德行道艺修之身、信于人，虽曰未遇，而无智愚大小，生则推尊之，没则追思之，是谓乡评，殆与公举相为权衡。然彼犹可幸得，而此不容力致，轻重断可识矣。吉为士之邓林，乡评所推今有人焉，葛先生是已。[155]
惯常引经据典，大段评议，所举无论武王、子夏、孟子、子贡皆为距今久远之人，然周必大常于诸人之后，蓦然转笔提带墓主出场，时空跳跃快速，场景调换迅疾，读者初始不及反应，莫明所以。定精细思，重新品味，方能领悟，开篇议论实为全文定调，而此笔法亦具示作者个人情志、感慨之抒写有时较陈列墓主资料重要。作者意见或因墓主际遇生发，或藉墓主生平浇自我胸中块垒。钱基博认为：
盖传以叙事，铭以昭德；而碑志以叙事为体，不以抒情为本；以昭德为美，不以议论为贵。[156]
所言确是多数碑志应守规范，而周必大此类笔法或有可能招致“非碑志正体”[157]之讥，然，“非正体”“变体”即可能为周必大追求之碑志写作目标，求仁得仁，怨用是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