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的“情境化”研究
倾向新党？同情旧党？醇儒？循吏？这只是本文打开的几扇窗口，看到的当然不是孔平仲的全部世界。即以他与新旧党人的关系而论，本文探讨的也并不算深入和全面。如孔平仲与这些人物的书信往来，情境各异，有的是场面套话，有的则是肺腑之言，如何予以区分？除了书信，孔平仲还有其他类别的文字，而不同文体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和对象，其传达的情感信息有所差别，如何进行判断？又如党争、醇儒、循吏只是本文提纯的几条主要进入路径，在此之外，孔平仲有无世俗、平庸甚至功利投机的一面？等等。即使这些方面并不占据他性格的轴心或主导部分，也仍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只有打开更多的窗口，才有望窥见更全面丰富、更深广幽微的风景。
如何发现和打开那些窗口？关键在于思维方式的转变。以往的北宋后期人物研究，较多停留于新党、旧党二元对立框架下的思维模式。但是这种解释框架很大程度来自于人们事后的建构，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北宋后期实际的政治局面要复杂得多，国是与人事屡屡更迭，思想界异见纷呈，所谓的新党、旧党成员彼此关系多元错综，身份并不固定；不同人物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家族生活常有互相交织之处；即使同一阵营甚至同一人物的观念和言论，也时相矛盾和富于变化。[24]因为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会导致人物适应性的转变，而人物自身为了更好地成长发展也会主动追求变化。这就要求我们时刻用一种动态的眼光去看问题，将问题尽量还原到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去认识。正如王水照先生在研究苏轼时所指出的那样：“接触苏轼材料时会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他不仅常常前后说法抵牾，而且甚至同一时期见解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对所使用材料进行一番鉴别，弄清它在具体环境下的具体目的，弄清哪些是真实矛盾，哪些是门面话、违心话，分别给予恰当的估价。”[25]王先生所说的材料鉴别，我的理解是除了要将材料放入具体历史情境中去考察，还要注意分清史料本身的时限、类别、性质乃至真伪度等。既不能先入为主地剪贴史料为我所用；又不能不加辨析地将不同时期、不同功能、不同性质的史料杂糅到一个问题中去论述，那样的结论往往是混乱和无效的。
笔者针对宋代以降的诗歌研究，曾提出过“情境诗学”的概念，即“情指的是一种主观化的感受，近于心灵史性质；境指的是一种外在境遇，近于生活史性质”[26]，想要在一种日常性、动态性、过程性、关系性中最大程度地把握对象的丰富性。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人物研究。如本文所观照的孔平仲，就力图呈现其思想动态变化的过程，以及在其日常生活中显得较为稳定的醇儒情怀和循吏意识，这种探讨至少丰富了传统新旧党争的二元解释框架，因而更具有包容性。只要我们把握住走入“情境”这一思路，就有望从不同角度对孔平仲做有效分析，切入点既可以是事件，也可以是关系；既可以是观念，也可以是文体……它们共同展现出不同环境、不同心境下的孔平仲，共同建构着孔平仲不同的性格侧面、性格层次、心理动机和思想活动，最终呈现出一个既稳定又富于变化、立体多维、内涵丰富的孔平仲形象。这样的孔平仲，也许才更贴近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本来面目吧。
邓小南先生说：“任何一种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模式，任何一种评价体系，都需要中等层次的论证以至微观的考订作为其逻辑支撑。这就需要追求问题设计的层次化、细密化与逻辑的推衍。”[27]本文以孔平仲为例，试图在人物研究中引入更富有活力的“情境”解释模式，但还只是很粗糙的初步尝试，对于“问题设计的层次化、细密化与逻辑的推衍”这一目标，虽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鹰扬蹈厉，有赖后贤。
【注释】
[1]临江军始建于宋淳化三年（992），作为附郭县的清江则建于南唐昇元二年（938），宋人崇古，遂以清江指代临江。这点在宋人本是习惯，决不致弄错或混淆，如《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清江三孔集四十卷》：“中书舍人新淦孔文仲经父、礼部侍郎武仲常父、户部郎中平仲毅父撰。”王庭珪《卢溪集》卷四十五《故孔氏夫人墓志铭》：“夫人孔氏世居临江军之新淦，其族甚大……经甫伯仲以文章居显位，名重天下，世号清江三孔，遂为一世名门。”籍为新淦人和号为清江人并无矛盾。当然宋人也有径称“临江三孔”者，如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第九十四《古迹》：“临江三孔读书堂，在郡斋桂堂，见《官吏门》。”方回《桐江集》卷一《孙次皋诗集序》：“兄弟能诗书……临江三孔、豫章四洪、昭德诸晁、余杭二赵皆是也。”称呼更加明晰和准确。在宋人那里，三孔属于新淦人是没有疑义的。但是由于《宋史》“新喻说”的影响（《宋史》卷三百四十四“孔文仲，字经父，临江新喻人”），渐有紫夺朱色之势，明嘉靖五年新淦又析置出峡江县，三孔今属何处遂引发一些学者的讨论。如聂言：《三孔籍贯考辨》（《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鄂丽：《清江三孔及其诗歌研究》下篇《三孔事迹编年考略》（北京大学1998年硕士学位论文）；李春梅：《三孔事迹编年》（《宋人年谱丛刊》第五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参见苏颂：《苏魏公集》卷五十九《中书舍人孔公墓志铭》，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898—904页。
[3]《清江三孔集》南宋编集时原有四十卷，今以四库本最为通行，然仅三十卷；笔者《现存清江三孔集版本源流略考》（《文献》2003年第4期）揭出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四十卷本，多出的后十卷均为孔平仲文；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十六册收入国家图书馆藏傅增湘校补四十卷本（傅氏于《豫章丛书》三十四卷本后，请写手据明华亭本补抄孔平仲文六卷），惜乏人关注，《全宋文》对之亦未能利用。本文所引《清江三孔集》，均据国家图书馆藏傅增湘校补本，讹误处则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四十卷本校正。以下凡引该书，仅标篇名及卷数，《豫章丛书》本将三孔分别统计卷数，傅氏则通计三孔为卷第，自卷一直至卷四十，今依傅氏校改之后卷数。
[4]《宋人年谱丛刊》第五册《三孔事迹编年》，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60页。
[5]杨胜宽：《眉山二苏与临江三孔的交谊考述》，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6]孔平仲与二苏之交往可参见杨胜宽：《眉山二苏与临江三孔的交谊考述》，聂言：《孔平仲与苏轼交谊考》（《齐鲁学刊》1993年第4期）。
[7]《隆庆临江府志》卷十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三十五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1年版。
[8]孔平仲有《与李先之》，按：李朴（1064—1128），字先之，号章贡，兴国人，绍圣元年进士，历官西京国子教授，程颐独器许之，移虔州教授……徽宗即位，召对，言甚切直，蔡京恶之，复以为虔州教授。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二载：“虔州免解进士李珙，特封养素处士。珙，赣县人，朴从子也。行义修洁，该通典故。秘阁校理孔平仲以其子妻之。”
[9]据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039页。
[10]孔平仲虽屡受吕公著之恩，但自治平元年国学解魁，次年登进士第释褐入仕，至元祐元年吕公著举荐试馆阁，近二十年未曾与吕公著相见。其《谢试馆阁启》云：“方某之为诸生，适执事之为祭酒，屡闻教诲，常辱提携。解褐逾二十年，随牒既六七任，声迹湮没，不复登门，光景蹉跎，已如隔世。邈于今日，播在洪钧。虽台辅之柄，执事可以必致而无疑；而患难之身，某实不自意其及此。”《祭申国吕司空》云：“某曩自诸生，辱公察识。公为祭酒，咏文蹈德。即叨仕版，迹微问息。埋没尘土，望公霄极。”皆可为证。
[11]《本草纲目》卷八《赤铜》谓铜屑又名“铜落、铜末、铜花、铜粉、铜砂”。该诗大约以“铜落”喻铸钱。
[12]《宋史》卷一百九十九《刑法志》第一百五十二：“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熙宁初，置局修敕，诏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议更定，择其可采者赏之。”此当为第五首之本事。
[13]论者多举第五首断章取义以为系讽刺新法，其实“百姓命悬三尺法”取自《管子》“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并无贬意，此首称颂神宗精研法律，慎刑爱民之意甚明。
[14]张敏：《宋代常平仓研究》，扬州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15]当然，董必的思路是不放过任何机会，汲汲于为朝廷、官府敛财，是典型的新党做派，而孔平仲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平抑物价的思路，对董必的做法并不赞成，迟早会发生冲突。但就事论事，此次董必弹劾孔平仲是以籴粜之法为口实，未涉及孔平仲对新法的对抗。也正因董必缺少充分的合法性，孔平仲才理直气壮地上书自辩，而宰相曾布也对哲宗言“必在湖南按孔平仲，殊不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五）。
[16]“故丞相”：原误作“政承相”，据北京大学藏本改。以下“善类得职”“数有亨塞”“重惟孔子”，傅氏校补本误作“善类得贱”“数有亨寒”“重惟光于”，均据北京大学藏本改。
[17]方诚峰：《“文字”的意义——论宋哲宗亲政时期的修史、编类章疏与看详诉理文字》，载《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18]孔平仲集中有《进否泰说表》（卷二十九），言：“臣伏读诏书，许臣民实封言事，此盛德之举也。……治天下在于君子小人之分。而君子小人之分在于否泰之说。尝读《易》，至贲之‘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窃叹圣人尝发其端，而历数千百年，诸儒未有深考而广陈之者。臣不揆浅陋，辄触类而长之。否泰之说，各有九卦，妄意治天下之术管是矣。谨具左方。”当即为此次上疏所作，惜《表》存而《说》佚。
[19]其：傅校补本误作“具”，据北京大学藏本改。
[20]解：傅校补本误作“辞”，据北京大学藏本改。
[21]孔平仲另有《送范成老赴省序》（卷三十五），言“熙宁八年，天子诏天下试士……范子中选，人以为此一州之敌，行且考于礼部矣”。故可推知范成老得解在熙宁七年。
[22]虔：原作“处”，傅增湘校改为“虔”。
[23]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24]可参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陈乐素《桂林石刻〈元祐党籍〉》（《学术研究》1983年第6期）、邓小南《剪不断，理还乱：有关冯京家世的“拼织”》（收入黄宽重：《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等2008年出版）等论著。
[25]王水照：《苏轼〈与滕达道书〉的系年和主旨问题》，《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26]张剑：《情境诗学：理解近世诗歌的另一种路径》，载《上海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27]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载《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