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殿试策文美刺的诸种形式
对于参加殿试的考生来说，掌握策文的基本样式并依此写作，并不算太难。真正考验他们的，是在策文中通过多种形式对皇帝及朝政进行美刺，而其中最关键的，是把握美和刺的尺度分寸，在两者之间求得一种平衡。在殿试策文的美刺之中，其科举文体的性质得到充分彰显，考生的复杂心态也暴露无遗。
颂美皇帝和朝政并非出自殿试策文写作的官方要求，相反，策问中还常常含有鼓励考生批评朝政的话语。但事实上，在现存的策文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包含着对皇帝和朝政的歌颂赞誉。北宋刘安世论熙宁殿试以策取士云：“殿试之用，诗、赋、策问固无优劣。人但见策问比之三题似乎有用，不知祖宗立法之初极有深意，且士人得失计较为重，岂敢极言时政阙失，自取黜落，或居下第，必从而和之。是士人初入仕，而上之人已教之谄也，傥或有沽激慷慨直言之士，未必有益。”[23]“三题”指熙宁三年之前殿试试诗、赋、论各一题，在刘安世看来，诗、赋、策问在取士方面并无优劣之分，考生为博取科名，荣登高第，在策文中不可能真正指陈时政缺失，迎合谄媚是必然的，也是当政者意料中事。殿试策文中的颂美之语符合其“告君之体”的性质，同时也反映了刘安世所揭示的考生应试时现实功利的心态。具体来说，宋代殿试策文中的颂美大致有三种形式。
一是将皇帝与古代圣君贤主相类比，以凸显其圣明。如张孝祥《御试策》有云：“仰惟陛下以上圣之资，履中兴之运，大而化之，缉熙光明，盖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至陛下而复传。凡陛下所以斡旋政化，恢张纪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莫非是道。承学诸生，欣际盛时，得见圣王而师之。”[24]说宋高宗“履中兴之运，大而化之”，应对了策问中“朕承列圣之休，偶中否之运”，而称颂其复传尧舜之道，就明显是阿谀了。张孝祥颂美的目的，是要强调自己“以圣王为师”的态度，这是通篇策文的核心，而其前提条件，就是要先将高宗捧上圣坛，比肩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凭借此策文，张孝祥最终如愿成为状元。
二是夸大皇帝治国理政的实绩。如徐元杰《绍定壬辰御试对策》云：“陛下端居凝邃，加意讲求，所以压万变之纷纭，镇群疑之汹涌，阴以为天下国家之计者，盖陛下求道得力处也。”[25]这篇策文写于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春。其实绍定年间，理宗根本不像文中所言能够掌控大局，宰相史弥远尚在擅权。绍定三年（1230），通判镇江府蒋重珍还曾上疏说：“今临御八年，未闻有所作为，进退人才，兴废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焉有为天之子，为人之主，而自朝廷达天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26]可见理宗当时的治国实绩被这篇策文明显地夸大了。
三是刻意自谦，以强化君尊臣卑的关系。这种间接的颂美在殿试策文中同样常见。如夏竦《崇政殿御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制策》云：“今幸以区区之学，应直言之召。有司不以臣之不材，升之于相府；三公不以臣之不材，进之于外廷；陛下不以臣之不材，问之于丹陛。”[27]反复谦虚地申明自己“不材”，目的是称赞有司、三公、皇帝的重才惜才，显示他们的权威与宽容。又如张镇孙《对制策》策尾云：“臣一介草茅，不识忌讳，罄竭忱悃，冒进狂瞽，惟陛下裁赦。”[28]这是表明自己出身微贱，策文中如有不当之语，须恳请皇帝谅解和宽恕。这样写的意义在于，强调自己作为臣下的身份，表白进言时的忠诚态度，以凸显皇帝的权威地位。
正因为其中存在着多种形式的颂美言辞，宋代殿试策文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似乎满篇充斥着考生的阿谀逢迎之语和为了博取科第功名而发的违心之论。不可否认，由于功利心态的驱动，不少策文都含有阿谀的言辞，而已经散失的大量殿试策文中，这类言辞肯定还有更多。宋人对此阿谀之风也有不少批评。[29]
但也应该看到，设立试策这种考试方式的初衷，是为了征询士人对于朝政的意见和建议，并据此选拔人才。在宋代殿试策问中，还经常明确要求考生必须直言毋隐，切于时弊。故而，考生在殿试中仍然需要根据策问，提出对朝政的批评意见。这就是所谓“刺”。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的进士殿试策问最后说：“若乃矜空文而无补于实，咎既往而无益于今者，非朕之所欲闻也，其以朕所未闻而宜于时者言之，朕将亲览焉。”[30]绍兴二年（1132）三月殿试时，高宗又云：“朕此举将以作成人才，为异日之用，若其言鲠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并手诏谕考官：“直言者置之高等，尤谄佞者居下列。”[31]在本次殿试中，高宗认为张九成对自己和百官直言无讳，而擢为状元。这就表明，有些皇帝并不愿看到殿试策文中满是谄佞之语，而更欢迎考生直言时弊。这不仅仅是一种礼贤下士的政治姿态，更是试策本身的传统和功能决定的。只有通过“刺”皇帝和朝政之失，考生才能在策文中充分展示其政治识见和施政才能，仅依据阿谀奉承之词，则无法判断出考生的真正水平。所以，“刺”和“美”一样，都可以说是殿试策文写作的内在需要，同样也都是考生博取科名的手段。殿试策文中对皇帝和朝政的批评主要也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直接批评皇帝的所作所为。如周南在《庚戌廷对策》中这样批评光宗：“朝廷方议一善政，其于兴革犹未敢及也，而陛下必曰为之必以渐。不知规模且未立，尚何渐之可论乎？台谏方逐一小人，其于旌别犹未及尽也，而陛下必曰论事不可激。不知忠邪方杂处，尚何激之可虑乎？意者此岂陛下立志未笃，而择善固执之者尚未明与？故虽履位逾年而岁月不过相持，好恶未能归一，贤者无所倚仗，中人未识底止，阴拱不言者潜蓄撼摇之意，而宇内所当振起之事，随其亏圮而皆莫以为意矣。此岂非今日为治之大患，所当先变者与？”[32]这段话将“今日为治之大患”归咎于光宗本人的“立志未笃，而择善固执之者尚未明”，虽然用的是问句，但措辞不可谓不严厉。再如文天祥在《御试策》中直言批评理宗“不恤公议，反出谏臣，此何等狐鼠辈，而陛下以身庇之”[33]，凡此种种，皆可见殿试策文刺时刺君之风。
第二种是批评某一方面的时政弊端。如魏了翁言“军政之弊”：“今日军政之弊不在乎他，而在乎上下之情不相得。为之将者，裁简犒赏，积压请给；而为之兵者，傲睨邀赏，骄悍难制。平居不能同甘苦，则临事难以共患难。”[34]而对策者几乎都会就策问提及的任官、赈灾、赋税、边防等问题发表批评现状的意见，兹不赘述。
第三种是批评群臣。如王迈在策文中批评群臣“遇旱蝗则曰蝗不为灾，睹星变则曰应在他分，苏湖小熟盛称有年，闽广饥荒掩讳不奏”[35]，责备他们报喜不报忧，隐瞒灾害消息，使皇帝没有得到及时的提醒和警示。
与颂美不同，殿试策文的刺君刺时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因为考生并不知道皇帝对其批评的容忍度如何。即使同一位皇帝，在其统治的不同时期，态度也会变化，况且有时还有得罪权臣的风险。如北宋孔文仲、南宋蔡幼学等人，都因自己在殿试策文中指斥时弊而付出代价，轻则居于下第，重则罢官。所以，对于考生而言，写好殿试策文的关键，是在“美”和“刺”之间寻求一种平衡。颂美的话不能说得太过分，不含有明显阿谀之辞为好，批评言辞又不宜太激烈，不能伤及皇帝的尊严，不能全盘否定朝政。这种追求美刺平衡的努力，十分明显地反映在殿试策文中，成为其文本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下面列举几种常见的形式。
第一种是先从总体上颂美皇帝，然后再批评其具体政策。如被高宗认为直言不讳的张九成《状元策》，其每一次引用策问之后，必写上一句“臣（或‘此’）有以见陛下规模远大”，此语在文中共重复了八次。[36]说完这句话，再展开对具体政策的批评和讨论，皇帝自然更容易接受。
第二种是将皇帝与时弊加以区隔，强调治国难度，委过他人。如蔡戡《廷对策》回应策问中的“当今八者之弊”，但分析每一条时弊的时候，都为皇帝开脱，将责任归到群臣身上。如分析当时举荐不出优秀人才的原因：“此陛下委任群臣，而群臣挟私之过也。臣闻堂上远于百里，君门远于千里。人君以一身处于九重之内，聪明智虑有所不周，贤否并进，忠佞杂沓，岂一人所能尽知？况外而州县，远而山林，非群臣荐举，人君何自而知之乎？陛下以公道而付群臣，群臣徇私情而负陛下。”[37]这里将原因完全归结为群臣举荐时的徇私，而为皇帝撇清责任。
第三种是在直言刺君、针砭时弊之后请求宽恕。如文天祥的批评虽然激烈，但其策文最后说自己“赋性昧愚，不识忌讳”“冒犯天威，罪在不赦”[38]，这样等于突出了皇帝的尊严和权威，使得美与刺之间达到平衡。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总结的殿试策文美刺的诸种形式，以及追求美刺之间平衡的形式，都是超越于策文的具体内容的。无论策文中讨论什么问题，作者都会采用这些形式。不颂美不足以表达考生对皇帝的尊崇，不批评不足以展示考生的“剸。剧解纷之识”[39]，所以策文中的美刺与殿试试策这样一种考试方式可谓相携而行，密不可分。而在美刺之间寻求平衡，则是考生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言说技巧和修辞策略。这种技巧和策略，固然是出于考生对考试结果和自身穷达的现实考量，同样也包含着对皇帝接受自己意见建议的强烈渴望。正是殿试时的这种复杂心境，造就了殿试策文独特的言说方式，使其具有形式上的这一系列共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