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辨与复仇论
在宋代，华夷之辨已经失去了以华化夷的含义，而主要指对地理边界与文化边界的坚守、捍卫。而且，华与夷也不再是一个以文化来区分的概念，而是以地理和种族区分，在宋人的心目中，夷狄主要是指威胁国家安全的北方和西北的异族政权，而对于朝贡不断的朝鲜等，则不再严明华夷之别。南宋以后，以华夷之辨的观念来看待北方敌对政权的思维模式更为明晰，而且随着南北局面的改变，其内涵也随之发生微妙变化。南宋时期有两篇以“雁”为题的赋作在阐发华夷之辨思想方面颇有特色，这就是作于孝宗时的王质的《问北雁赋》和作于理宗宝庆二年（1226）的李曾伯的《闻雁赋》。
雁是文学表现中比较常见的题材，以“雁”或“鸿”为题的赋作代不乏作，然多以状物为主，这两篇赋则以北雁南飞、经行北方着眼，类似于纪行赋之通过时空交织以展露情思的构思，这与赋作要表达的关于沉沦的中原大地的内容是非常契合的。
王质的《问北雁赋》表现亡国之痛，突出的是复仇的主题，赋中写道：“燕赵之野，土梗俗劲，慷慨大呼，前无白刃。齐负东海，鲁挟龟蒙，士辩而智，谭高气洪。三秦以西，狎武喜功。今皆弗闻，为有为无？以为有耶，固未有奋精忠之烈，建殊效于中都者也。以为无耶，山川兴气，星辰定区，奚独于今而变于初？”赋中讯问北来的大雁：中原各地，风俗各异，如慷慨悲歌之燕赵、巧智博辩之齐鲁，尚武喜功之关陇，现在，这些风俗还保留着吗，没有化于胡虏之俗吗？靖康难后，南北隔绝，忠烈之气还存在于中原之地吗？作者忧虑的是华夏文化是否还留存于北方，多年的“和戎”之后，故国人民对宋室还存在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吗？这些问题也是萦绕于许多人心头的疑问，这在出使北方的文人的诗文中也有明显的反映。[1]赋中流露出对北方同胞的真切牵挂和对故国风貌的深切眷恋：
凡汝所经与汝所知，比屋赤子，为喜为悲，饥兮何食，寒兮何衣？故老遗民，为亡为存，城郭苑囿，桑麻草木，为仍其生，为一扫而更？山兮崇崇，为陷而深，有渊其谷，为墂而平。古帝园陵，绕墙崇扉，为雄茂而森肃，为寒凉而惨凄？秘殿崔嵬，邃馆沉宫，为丹青兮不改，为荆榛兮灌丛？异芳名英，瑰奇怪石，为形貌之犹然，为苍莽而不可踪迹也？[2]
这一连串的发问，饱含着深重的家国之痛和沧桑之感，这是来自于一个文化传承者和宗主对故国子民的牵挂、眷恋与忧虑。因此，他设想了故国人民如弃儿般的惨淡悲哀的生活境遇和城池宫室化而为榛莽灌丛的荒凉景象，在对亡国之痛的咀嚼中，寄寓着奋发气概，故国和人民如此不堪，中华文化如此凋敝，必须去“解放”他们，拯救他们，恢复华夏文明的光荣。文学中这种反映沦陷地人民心怀故国、盼望王师的作品在孝宗以后就多起来了，这是一种出于文化中心主义的推测，这可能是一种貌似一厢情愿的“伪造”的民意，可以说是为主战制造舆论的一种策略，这就把文化上的“内诸夏而外夷狄”与《春秋》大义之复仇论结合起来了。作为臣民，王室蒙尘、宫殿倾颓，这是莫大的耻辱，它不仅是国家被征服奴役的象征，更暗示着文化命脉和传统被割断的危机，因此，接下来作者问道：“秘殿崔嵬，邃馆沉宫，为丹青兮不改，为荆榛兮灌丛？异芳名英，瑰奇怪石，为形貌之犹然，为苍莽而不可踪迹也？”这段文字蕴含了悲恸的黍离之悲、麦秀之叹，这不仅是对王朝繁荣的追忆与缅怀，更是对徽宗误国的深刻反思。赋的结尾，以意味深长的描述收缩全文：“于是哀鸣咿嘤，若避若趋，倏飞去兮不可追，黯落日兮平芜。”一切归于无奈和黯然，因为虽然“遗民忍死望恢复”，但是王师却迟迟没有作为。作者是以解放者和拯救者的姿态来塑造故国与人民的，其枕戈尝胆、修政攘戎、以报不天之仇、以刷中国之耻、恢复故地的用意非常明显，这是建立在国力增强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力的恢复。王质在隆兴二年（1164）给孝宗的《论和战守疏》可以对此赋流露的壮怀激烈而又壮志难酬的苦闷作一个很好的说明：“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规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则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来，陛下即委然有盟平凉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进，金可入，陛下又蹇然有割鸿沟之意。臣今为陛下谋，会三者为一，天下恶有不定哉！”[3]他希望孝宗坚定信心，锐意北伐，这不仅是恢复故土，更是以华夏文化驱逐夷狄文化，捍卫文化边界，这是文化中兴。我们看到，此赋中流露出的华夷之辨思想突出了拯救华夏文明和向夷狄复仇的用意，突出了华与夷的文化对立，深化了复仇的正当性和紧迫性，这一思想与绍兴和议以来的和戎国是是扞格不通的，这反映了在孝宗即位以后决心恢复的环境下华夷之辨思想显现的事实。
华夷之辨与复仇论的结合，可以追溯到南宋初期的胡安国，他和他的后学们远绍石介严明华夷之别的思想，于南宋政权在江南风雨飘摇之际，坚决主张北伐决战。这种主张只能说是一种情绪宣泄或者是一种政治上和学术上抢占舆论高地以发展自我的策略，施之于政事未免不切实际，因此，其对主流学术的影响是有限的。我们看到，当时对于高宗最大的安慰，莫过于大金对高宗政权的认可和对和平的承诺。较之高宗们对缔约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决心，让传统话语接纳这个和约，可能更为棘手，高宗必须对人们有个交代，而且必须交代得有尊严、有体面，针对此事，文人们为摆脱窘境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思路。黄公度的《和戎国之福赋》开篇点出和戎是远人请和，皇恩浩荡，施与和平。缔约行为被轻易篡改为符合朝贡思维的施恩行为，而和戎则是德治的胜利：“尝闻帝王盛时，不无蛮夷猾夏。治失其术，则咸尚诈力；御得其道，则悉归陶冶。”作者把孟子有关仁政的论述附会到和戎的政举之上，而缔交的另一方被视为稽首称臣之藩国。当时的华夷关系不再是严明夷夏之防，而是销锋镝以和万国，德绥远人：“我无诈而尔无虞，遐陬内附；灾不生而祸不作，百顺来崇。时其万国怀柔，四方澄寂。内不耸于边鄙，外靡攘于夷狄。措乃国之龟鼎，脱斯民于锋镝。良由礼招携而柔服，故得道建极而敷锡。揉兹荒裔，俾为不二之臣；介尔中邦，永保无疆之历。”[4]曾协的《宾对赋》则通过战争与和平生活的比较描写，彻底否定了战争，并认为不以战争手段取得和平的高宗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君主。当时的主流文学，不约而同地把高宗和秦桧塑造成缔造和平的圣君贤相，崇尚道德、珍视和平被视为赵构秦桧新政的核心内涵和华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在高宗朝的思想界，华夷之辨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影响深刻。南宋初期也出现了几篇赞美高宗君临江南的赋作，突出其天下共主和华夏文化传承者的地位，如傅共的《南都赋》、王廉清的《慈宁殿赋》等。这些作品宣扬礼制，彰显高宗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地位，这其实只是为朝廷在南方立足的合法性寻找依据，并非如有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是当时华夷之辨意义凸显的反映，因为这种论调不存在明确华夷文化边界的意义，没有辨别华夷的用意。
华夷之辨是在孝宗锐意恢复的话语背景下得到彰显的，并且它的复仇指向相当明显。华夷之辨含有民族歧视和民族排斥的观念，内华夏而外夷狄，贵中华而贱夷狄，藉此，形成一种种族或文化上的等级名分制，并且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5]，这种极端的文化中心主义倾向把夷狄置于“他者”甚至“犬羊”的地位，容易导致对异族的敌视乃至讨伐，亦即“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6]。如果种族等级名分被打破，甚或夷狄君临华夏，则以“尊王攘夷”相号召的反抗斗争或复国运动就具有了捍卫优势文化的正义感和种族复仇的使命感。可以说，复仇论是夷夏之防、华夷之别的题中应有之义。孝宗亲政后，决心复亡国之仇，雪靖康之耻，严明夷夏之防的呼声因之高涨。楼钥在绍熙二年（1191）二月上封事说：“阳者，天道也，君道也，夫道也，君子也，中国也。阴者，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小人也，夷狄也。”[7]这样的言论在当时不在少数。像王质的《问北雁赋》等文学作品表现的那样，夷狄蹂躏中原，以夷变华，这是对道统和正统的公然践踏，这是以下犯上，复仇的正义感在这样的语境中得以伸张。叶适就说：“夫复仇，天下之大义也；还故境土，天下之尊名也。以天下之大义而陛下未能行，以天下之尊名而陛下未能举，平居长虑远想，当食而不御者，几年于此矣。”[8]激励君王践行《春秋》大义，复天下之仇。
在这样的语境下，像王质《问北雁赋》那样彰显华夷之辨与复仇思想的文学作品在当时大量涌现，成为一种创作思潮。在辞赋方面，如杨冠卿的《上留守章侍郎秋大阅赋》写绍熙元年（1190）建康行宫留守章森校阅军旅的情形。赋作以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中描写天子游猎的场面为蓝本，不同的是把打猎的场面换成了士兵操练的场面，意在表现同仇敌忾、复国之仇的豪情。赋的结尾，点出整肃军队的目的是“将以归齐人之疆、澡渭水之耻”，这里用了战国时齐将田单以莒城为基地反击燕军恢复齐国和唐太宗与颉利可汗订立“渭水之盟”而后雪耻的典故，借以暗示恢复故土的决心。倪朴的《环堵赋》以汪洋恣肆之笔表现了帝王郊祀天地的场面，以展示王朝气壮山河的气势，以突出“奠南北以为一”的主题。李石的《章华台赋》发出了这样一段饶有兴味的议论：“中国之人果有异于夷狄禽兽。彼郢裔之啸呼，起蓝缕之小丑。三进爵而获齿，敢一鼎之借口。乃其卑而欲登，下而欲升屈千人万人之力，以逞匹夫之能，如蚍蜉运土穴中，宛然于堆阜。辽乎邈哉！成败废兴，若不足录而足惩，吾于是有感于《春秋》之严，而笑浮屠之陋也。”[9]对楚灵王的谴责不再是过去的那种道德人格上的，而是从文化上着眼，这继承了《春秋》公羊学的主张，视楚国为华夏文化的异类，是夷狄文化，那么，面对具有先天合法性的华夏文明，楚国的问鼎中原就如同蚍蜉撼树，螳臂挡车。这种看法，放在当时的语境中，其意义非同寻常，它反映了面对金人摧枯拉朽的军事优势，南宋文人表现出的文化上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和排斥夷狄文化的心态。杨万里的《海鳅赋》把金主完颜亮比作窥伺南朝的鲜卑和被打败于长江边的氐人苻坚，“既饮马于大江，欲断流而投鞭”。赋作铺张扬厉，以渲染压抑已久喷薄而出的复仇激情。陈造的《酹淮文》以铿锵的节奏行文，强调“燕然有石，可继勒兮”，几乎是一篇讨伐夷狄的檄文。
孝宗的恢复热情随着张浚北伐的惨败而一蹶不振，以后的开禧北伐以函首安边告终，主战的呼吁悄然消沉。不过，别华夷以复仇的思想并没有完全消褪。本来，图谋恢复是以清算秦桧倡导的和议为出发点的，在这之后秦桧被描绘成一个成色十足的恶人，理学也藉此顺势而兴。在北伐之梦破灭后，理学必须进一步申明自己思想的正确性，并使之继续成为指导文化的主流，也就是说，要使对秦桧的清算和华夷之辨以及复仇论变成人们的共识，而不至于因为又一个和议的来临而受挫。朱熹的《戊午谠议序》作于隆兴和议之后，除了强调秦桧作为国家罪人、华夏公敌的邪恶外，他进一步重申复仇的正当性：“君臣父子之大伦，天之经地之义而所谓民彝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生则敬养之，没则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诚者，无所不用其极而非虚加之也，以为不如是则无以尽乎吾心云尔。然则其有君父不幸而罹于横逆之故，则夫为臣子者，所以痛愤怨疾而求为之，必报其仇者，其志岂有穷哉！故礼记者曰：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寝苫枕干，不与共天下也。而为之说者曰：复仇者，可尽五世，则又以明夫虽不当其臣子之身，苟未及五世之外，则犹在乎必报之域也。虽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无疆之统，则亦有万世必报之仇。非若庶民五世，则自高祖以至玄孙，亲尽服穷而遂已也。国家靖康之祸，二帝北狩而不还，臣子之所痛愤怨疾，虽万世而必报其仇者，盖有年矣。”[10]在此时强调复仇的意义，其用意相当明显，就是要使道统的传承不能因此而发生混乱，别华夷而复仇的文化危机感不能因此而钝化。的确，隆兴和议之后的学术文化并没有出现绍兴和议以后的那种歌功颂德的局面，而是依然保持一种枕戈待旦之势，华夷之辨和复仇论思想沉潜内转，以一种郁而不发、忧思深沉的愤懑与怅惘持久地留存于思想观念世界。我们要讨论的另一首关于雁的赋作，即李曾伯《闻雁赋》很能说明这种转变。此赋作于理宗宝庆二年（1226）。当时，蒙古早已在大漠崛起，并已在北方驰骋多年，就在李曾伯作《闻雁赋》的这一年，蒙古发动了一次比以往更大规模的战争，给予西夏致命一击。岌岌可危的金则早在十二年前就已迁都汴梁。此时的蒙古铁骑，同样是南宋挥之难去的浓重梦魇。
李曾伯《闻雁赋》所表现的，就是分别华夷的思想在此时遭遇的困境。这篇赋依然是从让宋人魂牵梦绕的北方大地落笔：“其来也，岂从龙荒朔莫之墟，将自狼居姑衍之地。过西域之后门，亦尚记于汉垒；历长安之铜驼，抑曾饮于渭水。麦芃芃兮如何，黍离离兮奚似！谅山河之无恙，今风景之不异。尔能为予而一鸣，予亦将有以告乎尔。”作者点出的大雁飞临的几个地名颇具暗示意味，它是和汉武帝、唐太宗征伐夷狄的赫赫功勋联系在一起的，曾经的光荣和现实之惨淡情形所形成的巨大反差，更凸显出文化中心主义面临的严峻挑战。赋中写到大雁“久之有声，从天而来，如怨如诉，如悲如哀。物若是以有情，人胡为而忘怀。虽至于无可奈何者已，是得不为之长太息也哉！”摹写出了内心深深的失落。接下来以七事询问大雁：
其有穷征绝塞，远戍它州，念百战之已老，苦数奇之不侯。如李广、班超之徒，闻此之声，安得不发怒而眉愁！其有缱绻河梁，投老遐陬，思故国之越吟，作他乡之楚囚，如李陵、苏武之徒，闻此之声，安得不涕雪而泪流！或有遭时摈斥，与世沉浮，逐汨罗之渔父，盟江上之沙鸥，如屈平、贾谊之徒，闻此之声，安得不含愤而怀羞！或有随牒千里，寄情一邱，动莼鲈之佳兴，赋松菊之西畴，如渊明、季鹰之徒，闻此之声，又安得不神往而形留！或有萤雪案前，风雨床头，誓击楫以自励，痛枕戈之未酬，如刘琨、祖逖之徒，闻此之声，又安得不命咎而时尤！又有闺房荡子，江湖远游，倚日暮之修竹，望天际之归舟，如潇湘湓浦之妇，闻此之声，又鲜不寓心于伉俪，托兴于绸缪！或又有月冷金殿，霜凄锦裘，恨弊履之已弃，悲纨扇之不收，如长门、卓郡之人，闻此之声，又鲜不寄言于赋咏，属意于悲讴！
李广、班超之百战而不得封侯，李陵、苏武之投老遐陬而心念故国，刘琨、祖逖之击楫枕戈，荡子思妇之离别相思，这一幕幕场景展示了夷夏纷争中的各种令人痛心疾首的场景。屈原、贾谊的遭时摈斥，陶渊明、张翰的捐弃轩冕，以及月冷金殿、霜凄锦裘则暗示了世道叵测，英雄报国无门。对这几句文字的理解，我们不应拘泥于其字面意义，而应该视之为是对悲怆心绪的层层皴染，借以营造沉郁氛围，深化主题，征伐夷狄的成败系于朝政的良窳，复仇宏愿的消沉源于政治的昏聩。赋的结尾写道：“然则衡阳以北，代地以南，千万人之心不同，又岂一人之心可拟！”[11]很明显，这里点出了赋中铺写的，是与沉沦的北方相关联的种种痛苦，是关乎拯救华夏文化以及向夷狄复仇的使命所触发的深重痛苦。作者从汉武帝、唐太宗的功业落笔而着力渲染悲情色彩，在与夷夏纷争若即若离的铺写中，流露出飘忽不定而又忧思深重的心绪。[12]这是一曲为消歇的复家国之仇的壮志唱出的悲歌，也是一曲为远逝的华夏文化的光荣唱出的挽歌。
华夷之辨在偏执的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演化为向夷狄复仇的信念，这一信念在南宋初期因和戎国是的高扬而潜藏，又因孝宗锐意恢复而显现，但终因蒙古的崛起而归于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