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朱熹在格物游艺活动中提倡“中和”之美，以不偏不倚的性理之“中”为大本，以无乖情戾气的“和”为达道。他对人心和性情的理解，源自《中庸》讲的孔门“心法”。《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的注解为：“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51]朱熹秉持“心统性情”之说，以为理在气中，性因情显，在强调尽心、尽性、尽理的同时，也承认发而中节之才情、气韵的合理性，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好心情。具体到书法艺术，他提倡中和平正之书体，推崇劲健浑厚之笔力，出入古法与今法，折衷性理与才情，不仅对儒者先贤书法的道德品格和教化意义大加褒扬，对文人书法极具个性的雄豪气势和萧散风神也予以肯定。
因喜好题大字牓额，朱熹的书迹至今存世者甚多[52]，被视为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其书学思想、绘画理论与诗学主张多有相通或相同之处。在游于艺的书法创作中，他虽重义理法度，又贵乎自得于心。“自得”本是儒者为己之学的方法与境界，朱熹将它建立在格物穷理的基础上，由下学的重法尚理豁然贯通后上达自得于内的从容不迫境界。他在《四斋铭·游艺》里说：“礼云乐云，御射数书。俯仰自得，心安体舒。是之谓游，以游以居。呜呼游乎！非有得于内，孰能如此其从容而有馀乎？”[53]孔门的“游艺”在宋代已由传统的礼、乐、御、数、书“六艺”转移到“琴棋书画”上来。在朱熹的书学思想里，“自得”体现为不游离于道而又不被法缚，遵循古法义理又能从心所欲不逾矩。他在《跋十七帖》中说：
官本法帖号为佳玩，然其真伪已混淆矣。如刘次庄有能书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处后行之颠者，极为可笑。唯此《十七帖》相传真的，当时虽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间，得不淆乱。此本马庄甫所摹刻也，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窃意书家者流虽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54]
《十七帖》是王羲之的草书作品，特点是将章草那种抑左扬右的波磔笔法，改为今草随起随收、伸缩自如的流畅笔画，用笔寓方于圆而外柔内刚，字势错落有致而气势贯通，状若断却还连，势如斜而反直。朱熹对《十七帖》中“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的笔意和超然气象评价极高，这与他称“二王”书为“俗书”截然不同，给人以褒贬不一的印象。究其实，在于朱熹书学思想具有折中色彩，他虽不满意王羲之改变汉魏章草质朴书风而创俊逸流美之今草，但对其从容行笔的超然气象是非常称赞的。王羲之的这份书帖被后人视为“书中龙”，以为其笔法浑然流畅而有篆籀遗意。其实还是朱熹的评价更精准，那就是作者写得从容不迫，如同从自己胸中流出一般，不受法拘束却不游离于道外，透露出中正平和的气象。这是一种能体现中和之美的自得境界。
号称“大字之祖”的摩崖石刻《瘗鹤铭》，黄庭坚以为出自王羲之手笔，该铭文笔势雄逸飞动，但又颇具古朴自然风格，显示出由篆隶转变成楷书的过程。朱熹《答巩仲至》说：“焦山《瘗鹤铭》下有《冬日泛舟》诗一篇，句法既高，字体亦胜，与铭文意象大略相似，必是一手。作者自题王姓而名逸，近世好事者亦少称之。独赵德夫《金石录》题识颇详，而以作者为王瓒，必是当时所传本其名尚完也。”[55]以为《瘗鹤铭》的作者不是王羲之。朱熹虽很看重古法蕴含的义理，但要求在尊古法的基础上不为法所缚，他这样评价颜真卿书写的《东方朔画赞》碑：“平生所见东方生画赞，未有如此本之精神者。笔意大概与《贺捷表》《曹娥碑》相似，不知何人所刻，石在何处，是可宝也。”[56]颜碑透露出来的气质风神，与钟繇的《贺捷表》和《曹娥碑》相似，有一种古雅真朴的美。如果能于今法中包蕴古法的美，在俊秀飘逸中保存天真拙朴的力度和气势，也就近于无过与不及的“中和”之美了。
北宋文人追踪唐人之法而欲自成一家，对汉魏书学里的古法义理不甚重视。朱熹常批评苏、黄等人的写意书法有蹈虚放纵的过失，他说：“山谷不甚理会得字，故所论皆虚；米老理会得，故所论皆实。嘉祐前前辈如此厚重。胡安定于义理不分明，然是甚气象！”[57]虽然都属于文人书法家，朱熹对黄庭坚与米芾却分别看待。黄庭坚于字之义理不甚重视，提倡自成一家始逼真，自然要遭到“所论皆虚”的批评。米芾虽也是尚意书风的倡导者，可一生对古人书帖用力颇深，对篆籀古法义理甚为重视，这是他被朱熹称赞为“所论皆实”的原因。在批判苏、黄的同时，朱熹对无丝毫放纵的蔡襄书法则赞誉有加，他说：
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58]
朱熹对蔡襄书法的重视，在于其尚能遵循古人楷法，有讲究规矩法度的意思在。陶宗仪《书史会要》说：“（朱熹）善正行书，尤工大字。尝评诸家书，以谓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刑；及至米元章、黄鲁直诸人出来，便自欹斜放纵。世态衰下，其为人亦然。”[59]朱熹对苏轼及其门人诗文创作的批评，与对其书法的批评一样，归结为信笔无法而又与做正人君子的道理相违。他说：“范淳夫文字纯粹，下一个字，便是合当下一个字，东坡所以伏他。东坡轻文字，不将为事。若做文字时，只是胡乱写去，如后面恰似少后添。”[60]书法一点一画皆有法度，诗文一言一句亦当有法，世人只见苏轼诗文做得好，只学其气势滚将去，全然忽视苏文有法。朱熹劝导后学：“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读东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须取入规矩；不然，荡将去。”[61]文人书法重在表现个性才情，而理学家书学讲究遵循理法，二者在创作方法和审美追求上的不同很明显。
在文与道或艺与道的关系问题上，理学家朱熹与苏轼等文士的看法不同。他不赞成文坛流行的“文以载道”和“文以贯道”之说，以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62]朱熹主张不以工拙论字迹，而重视作者致中和的心性涵养，以为文艺之法如礼法，动容周旋必须中礼，希望通过守礼法而达到心与理一，进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俯仰自得境界。他在《跋张敬夫所书城南书院诗》里说：“敬夫道学之懿，为世醇儒，今乃欲以笔札之工追踪前作，岂其戏耶？不然，则敬夫之豪放奔逸与西台之温厚靓深，其得失之算，必有能辨之者。”[63]与庄子的逍遥游多神与物游的想象不同，儒家游艺的“自得”属心性的体察工夫。醇儒也可有豪放奔逸的作风，但要有节制和检束，关键在于度的把握，无过与不及。朱熹《跋邵康节检束二大字》云：“康节先生自言大笔快意，而其书迹谨严如此，岂所谓从心所欲而自不逾矩者耶？”[64]追求从心所欲而又动容周旋中礼，是一个涵养心性的过程。朱熹不但主张以书法涵养德性，并且重视书法有补世教的社会功能，他在《跋司马文正公荐贤帖》中说：
熹伏读此书，窃惟文正公荐贤之公，心画之正，皆其盛德之支流馀裔，固不待赞说而人知其可师矣。若乃一时诸贤所以受知于公而获名荐书者，则恐览者未能深观而内省，发愤而思齐也。如庞元英之居丧以礼，盖一事而屡书焉，则公之意可见。而此书之存，其于世教岂小补哉！[65]
以为司马光的荐贤帖属于体现“心画之正”的书法，为有补世教的作品，这与朱熹以人品论诗品、重视诗教的诗学批评眼光相吻合。他认为端人正士的字端正而有典则，而欹侧或妍媚之字实为各取一端的偏执笔法，易形成狂怪怒张书风，有违中庸之道而造成不良影响。他说：“只是黄鲁直书自谓人所莫及，自今观之，亦是有好处；但自家既是写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须要得恁欹斜则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为是，但自要如此写；亦非不知做人诚实端悫为是，但自要恁地放纵。”[66]指出“恁欹斜”已不只是字之结体的不端，而关系到性情是否乖戾的人品修养问题，若写字恁放纵而带戾气，则是对“诚实端悫”做人原则的背离。也就是说，心正则笔正，心性涵养决定人品气质的优劣，也决定着艺术的高度。
因奉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朱熹评论书法并不一味以端人正士的字为准则，他也很关注书家笔力的雄健与否，欣赏极具个性的笔势中透露出的纵横豪逸之气。这是有家学渊源的。其父朱松在《次韵答梦得送荆公墨刻》中说：“相马评书世未知，要从风骨识权奇。半山妙墨翻风雨，尚有典刑今复谁。”[67]视王安石势若风雨的书写风格为有风骨的典型。朱熹《题荆公帖》云：“先君自少好学荆公书，家藏遗墨数纸。……今观此帖，笔势翩翩，大抵与家藏者不异，恨不使先君见之。”[68]对王安石书法的豪迈笔势表示赞赏。王安石留存的墨迹多随手而书，若不经意之作，而笔势翻腾若疾风骤雨，可见其拗相公的倔强豪迈气质。朱熹言及石延年书法与诗歌的雄豪遒劲风格时说：
因举石曼卿诗极有好处，如“仁者虽无敌，王师固有征；无私乃时雨，不杀是天声”长篇。某旧于某人处见曼卿亲书此诗大字，气象方严遒劲，极可宝爱，真所谓“颜筋柳骨”！今人喜苏子美字，以曼卿字比之，子美远不及矣！某尝劝其人刻之，不知今安在。曼卿诗极雄豪，而缜密方严，极好。如《筹笔驿》诗：“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又“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之句极佳，可惜不见其全集，多于小说诗话中略见一二尔。曼卿胸次极高，非诸公所及。其为人豪放，而诗词乃方严缜密，此便是他好处，可惜不曾得用！[69]
将石延年诗、书之笔力俱赡，归结为胸次极高和性格豪放。文人书法多具这种个性风采和气格。朱熹《跋欧阳文忠公帖》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文，外若优游，中实刚劲，惟观其深者得之。”[70]对欧阳修外柔内刚的劲健笔力予以充分肯定。米芾的个性气质与石延年相似，朱熹《跋米元章帖》云：“米老书如天马脱衔，追风逐电，虽不可范以驰驱之节，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为奔轶，而所写刘无言诗亦多奇语，信可宝也。”[71]米芾的书法狂放类其为人，但从心所欲不逾矩，学有渊源而不失古法义理，笔力与气势痛快淋漓。
总而言之，好心情很重要，书家不可有乖情戾气，却不妨有豪气、浩气和才气。朱熹在给友人周必大的书信里说：“熹先君子少喜学荆公书，收其墨迹为多。其一纸乃《进邺侯家传》奏草，味其词旨，玩其笔势，直有跨越古今、开阖宇宙之气。”[72]朱熹的书法也有追求劲健笔力和浩逸气慨的一面，如其《昼寒诗卷》墨迹：“二十五韵亮节清词，一洗尘俗；而笔法尤遒劲端重，目所罕睹。”[73]近人罗振玉说：“紫阳文公书法尤宏肆博大，其擘窠大书，浩逸之气直可方驾《鹤铭》；即寻常著书草稿，纵横浩荡，扩大有寻丈之势。”[74]以为朱熹的大字可与《瘗鹤铭》相媲美。朱熹流传至今的《大字书易系辞》，笔势迅疾，无意于求工，其字势雄强拙朴而不逾矩，不仅有动容周旋中礼的庄重从容，也洋溢着循性而发的充沛才情和浩荡气势，洵为体现好心情而有“中和”之美的佳作。
（本文载《文学遗产》2018年第6期）
【注释】
[1]陈继儒：《妮古录》，《中国书画全书》第3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5页。
[2]钱穆：《朱子新学案》第5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90页。
[3]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五，第1册，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5页。
[4]《朱熹集》第6册，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502、3505页。
[5]《朱熹集》第4册，第2078页。
[6]朱熹：《律吕新书序》，《朱熹集》第7册，第3989页。
[7]《朱子语类》卷一四○，第8册，第3335页。
[8]《朱子语类》卷一四○，第8册，第3336页。
[9]《朱子语类》卷一四○，第8册，第3335页。
[10]《朱子语类》卷一四○，第8册，第3337页。
[11]《朱子语类》卷一四○，第8册，第3336页。
[12]《朱熹集》第7册，第4216页。
[13]《墓田帖》，又称《墓田丙舍帖》或《丙舍帖》。米芾《书史》云：“唐人摹右军《丙舍帖》，暮年书，在吕文靖丞相家淑问处，《法书要录》载是钟繇帖。”（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972页）如此说，《墓田帖》乃王羲之暮年的临帖之作。
[14]朱熹：《跋朱喻二公法帖》，《朱熹集》第7册，第4220页。
[15]《朱子语类》卷四四，第3册，第1139—1140页。
[16]《朱熹集》第2册，第409页。
[17]《朱熹集》第1册，第60页。
[18]《朱熹集》第1册，第69页。
[19]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晋皇甫谧《高士传》：“四皓见秦政虐，乃逃入蓝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安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之肆志。’乃共入商洛山。”后世即以“采芝人”为商山四皓的代称。（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20]《朱熹集》第1册，第172页。
[21]《朱熹集》第2册，第409页。
[22]《朱熹集》第1册，第172页。
[23]《朱子遗集》，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第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74—775页。
[24]《朱子语类》卷一八，第2册，第421页。
[25]《朱子语类》卷一三八，第8册，第3287页。
[26]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页。
[27]朱熹：《送林熙之诗五首》其三，《朱熹集》第1册，第251页。
[28]朱熹：《孟子集注》，《四书章句集注》，第349页。
[29]《朱子语类》卷一五，第291、292、297页。
[30]《朱熹集》第7册，第4349页。
[31]《朱熹集》第7册，第4385—4387页。
[32]《朱熹集》第7册，第4388页。
[33]《朱熹集》第7册，第4389页。
[34]朱熹：《答巩仲至》，《朱熹集》第6册，第3353页。
[35]朱熹：《答巩仲至》，《朱熹集》第6册，第3356页。
[36]《朱熹集》第7册，第3963—3964页。
[37]《朱熹集》第7册，第4268页。
[38]朱熹：《读唐志》，《朱熹集》第6册，第3653页。
[39]《朱熹集》第7册，第4009—4010页。
[40]《朱熹集》第1册，第130页。
[41]《朱熹集》第2册，第392页。
[42]《朱熹集》第7册，第4336页。
[43]《朱熹集》第7册，第4325页。
[44]《朱熹集》第1册，第129页。
[45]《朱子语类》卷一三八，第8册，第3287页。
[46]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311页。
[47]朱熹：《书画象自警》，《朱熹集》第7册，第4390页。
[48]朱熹：《南城吴氏社仓书楼为余写真如此因题其上庆元庚申二月八日沧洲病叟朱熹仲晦父》，《朱熹集》第2册，第406页。
[49]《朱熹集》第2册，第394页。
[50]《朱熹集》第7册，第4330页。
[5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8页。
[52]参见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之“墨迹和碑刻”，分别从“游踪”“题榜”等十个类目加以考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301页）；陈荣捷：《朱子新探索》之“朱子墨迹”条（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462—489页）。
[53]《朱熹集》第7册，第4367页。
[54]《朱熹集》第7册，第4321—4322页。
[55]朱熹：《答巩仲至》，《朱熹集》第6册，第3343页。
[56]朱熹：《跋东方朔画赞》，《朱熹集》第7册，第4324页。
[57]《朱子语类》卷一四○，第8册，第3337页。
[58]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四○，第8册，第3336页。
[59]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中国书画全书》第3册，第57页。
[60]《朱子语类》卷一三十九，第8册，第3313页。
[61]《朱子语类》卷一三十九，第8册，第3322页。
[62]《朱子语类》卷一三十九，第8册，第3319页。
[63]朱熹：《跋张敬夫所书城南书院诗》，《朱熹集》第7册，第4163页。
[64]《朱熹集》第7册，第4299页。
[65]《朱熹集》第7册，第4292页。
[66]《朱子语类》卷一四○，第8册，第3338页。
[67]朱松：《韦斋集》卷五，《四部丛刊》续编本。
[68]朱熹：《题荆公帖》，《朱熹集》第7册，第4214—4215页。
[69]《朱子语类》卷一四○，第8册，第3329页。
[70]朱熹：《跋欧阳文忠公帖》，《朱熹集》第7册，第4197页。
[71]朱熹：《跋米元章帖》，《朱熹集》第7册，第4222页。
[72]朱熹：《与周益公》，《朱熹集》第3册，第1707页。
[73]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中国书画全书》第6册，第357页。
[74]罗振玉：《朱文公论语集注残稿跋》，《贞松老人遗稿》甲集之一，上海书店1996年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