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与表达孔颜乐处相联系的是，周敦颐诗歌中透露出的自然林泉之趣。儒家的孔颜之乐与沂水之乐在周敦颐的诗歌中均有鲜明的表现。有学者说周敦颐置身官场，却一直期望归隐，从而导致他徘徊于仕与隐的矛盾纠葛之中，这实则是只知其表，不明就里的肤泛之论。[9]积极入仕从政，身处污浊的环境而不随波逐流，保持独立自主的政治品格是儒家传统对封建文人的基本要求，而追求孔子的沂水之乐与林泉雅趣，乐以逍遥，不以得失为怀，同样是儒家君子人格的体现，两者并不矛盾。其《经古寺》说：“是处尘劳皆可息，时清终未忍辞官。”可见他对出仕与归隐有着清醒的认识。诗人秉持孔颜之乐，只求精神自适，何患之有？如果说周敦颐的《太极图》千年来第一次将老子提出的“太极”图象化，是一个创举，那么他将北宋文人普遍持有的君子人格诗化、生活化，表现出浓厚的自然林泉之趣，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周敦颐对山水的热爱不是一般文人简单的所谓逃避现实、排遣忧愤的行为，而是将儒家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道家的寻仙访胜与禅宗的超尘出世、归隐林泉熔于一炉，体现了他在思想上统合儒、道、释的汇通精神与创新意识。钱锺书《谈艺录》曾说：“盖儒家性理有契于山水，道家玄虚亦有契于山水；而恣情山水者，可托儒家性理之说张门面，亦可借道家玄虚之说装铺席。一致百虑，同归殊途，人心善巧方便，斯其一端也。”[10]此言虽是就陶渊明作为自然诗人而立论的，但反过来亦可证明儒、道，乃至释在欣赏山水同化之乐上，其实可互通相融。因此，周敦颐行政之余，多以山水游赏作为其探寻义理、澡雪人心的行为方式。正如他在送别离虔进京的同僚赵抃时所谓“公暇频陪尘外游”（《香林别赵清献》），与友人费琦游赤水县龙多山时所谓“到官处处须寻胜”（《游赤水县龙多山书仙台观壁》）。他存世不多的三十余首诗中，探幽访胜，记游山水林泉之乐的诗竟占去大半。其所游之地，以他特别钟情的庐山为最胜。故度正《周敦颐年谱》曰：
（周敦颐）通判虔州，道出江州，爱庐山之胜，有卜居之志。因筑书堂于其麓，堂前有溪，发源莲花峰下，洁清绀寒，下合于湓江，先生濯缨而乐之，遂寓名以濂溪。谓友人潘兴嗣曰：“此濂溪者，异时与子相依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11]
如其《游大林寺》诗，题一作《治平乙巳暮春十四日同宋复古游山巅至大林寺书四十字》。治平乙巳即英宗治平二年（1065），周敦颐自虔赴永，道经江州，与著名画家宋迪同游庐山大林寺，写诗云：“三月山房暖，林花互照明。路盘层顶上，人在半空行。水色云含白，禽声谷应清。天风拂襟袂，缥缈觉身轻。”大林寺在庐山大林峰，相传为晋代僧人昙诜所建，为中国佛教胜地之一。诗中描写大林寺的声色动静，可谓相得益彰，画面清新明丽，历历在目。又《宿大林寺》曰：“公程无暇日，暂得宿清幽。始觉空门客，不生浮世愁。温泉喧古洞，晚罄度危楼。彻晓都望寐，心疑在沃州。”诗写夜景，故从听觉着笔，“温泉”“晚罄”之声不绝于耳。沃州乃道教洞天福地，与前诗“天风拂襟袂，缥缈觉身轻”，均表达出作者的“高栖遐遁之意”。
诗人为官三十余载，所游多为为官之处。如任合州判官期间，雅好林泉的费琦知合州赤水县，两人同游龙多山等景，彼此唱和，留下数首山水之作。如“到官处处须寻胜，惟此合阳无胜寻。赤水有山仙甚古，跻攀聊足到官心”（《游赤水县龙多山书仙台观壁》），这是将寻山与寻仙结合；又：“云树岩泉景尽奇，登临深恨访寻迟。长栖未得于何记，犹有君能雅和诗。”（《和费君乐游山之什》）“寻山寻水侣尤难，爱利爱名心少闲。此亦有君吾甚乐，不辞高远共跻攀。”（《喜同费长官游》）这是将寻山与访友结合。可见，在周敦颐看来，寻山与访友两不相误，只有舍弃了追名逐利之心，才能够真正专心致志地去寻山访水，所以诗中感叹高岩可攀，而知心游侣难觅。周敦颐嘉祐八年通判虔州，与友人钱拓、沈希颜等同游罗岩，所作《同友人游罗岩》曰：“闻有山岩即去寻，亦跻云外入松阴。虽然未是洞中境，且异人间名利心。”罗岩在虔州雩都县，对游历过名山大川的周敦颐来说，可能不算什么胜景，但较之尘世，自然别有风味。
周敦颐有些诗在表达泉石之乐时，还淡淡地突露出一些企慕隐逸的思想情感。在《同石守游》一诗中，他的这一思想有极为明晰的表达。诗曰：
朝市谁知世外游，杉松影里入吟幽。争名逐利千绳缚，度水登山万事休。野鸟不惊如得伴，白云无语似相留。旁人莫笑凭栏久，为恋林居作退谋。
诗人厌恶“争名逐利”，向往“度水登山”，与野鸟、白云结伴而游，表现出“恋林居”的山水林泉之趣。诗中看似有出处两难的矛盾，实际上是在借尘世与自然比照，传达其游赏山水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物我一体、生命自由的快乐。又如《石塘桥晚钓》：“濂溪溪上钓，思归复思归。钓鱼船好睡，宠辱不相随。肯为爵禄重，白发犹羁縻。”《静思篇》：“静思归旧隐，日出半山晴。醉榻云笼润，吟窗瀑泻清。闲方为达士，忙只是劳生。朝市谁头白，车轮未晓鸣。”所谓“溪上钓”“船好睡”，所谓“醉榻”“吟窗”等，即彰显出诗人在大自然中优游岁月、醉心林泉的雅趣。作者认为，闲者才能达到精神的自适，成为自我的主人，也才能成为江山风月的主人；而奔波于官场与尘世，只能为精神所累，过着辛苦劳碌的生活。
周敦颐观山水之美，得泉石之乐，其性情、义理消溶于山巅水涯，在临水登山、赏音吟诗中不经意地传达出对人生的感悟，对宇宙自然的思考。关于他这种独特的山水林泉之趣，蒲宗孟理解最深、称扬最多。周在合州为官，阆中人蒲宗孟自蜀江取道合州，“初见先生，相与款语连三日夜”，叹服之极，“乃议以其妹归之”[12]，足见两人最为知心。故周去世后，蒲受二甥之托，所撰《濂溪先生墓碣铭》感叹常人仅知周敦颐“为贫而仕，仕而有所为”，而不知其“孤风远操，寓怀于尘埃之外，常有高栖遐遁之意”。铭中对周敦颐的山水林泉之趣备加称扬：
生平襟怀飘洒，有高趣，常以仙翁隐者自许。尤乐佳山水，遇适意处，终日徜徉其间。
乘兴结客，与高僧道人跨松萝，蹑云岭，放肆于山巅水涯，弹琴吟诗，经月不返。及其以病还家，犹篮舆而往，登览忘倦。语其友曰：“今日出处无累，正可与公等为逍遥社，但愧以病来耳。”[13]
在蒲宗孟看来，周敦颐乐于认同自己“仙翁隐者”的身份，“乐佳山水”，或“终日徜徉”，或“经月不返”，逍遥沉醉其间，以致“登览忘倦”。南宋大儒朱熹对周敦颐的人品与理学成就推崇备至，其《濂溪先生像赞》有所谓：“道丧千载，圣远言湮。不有先觉，孰开后人？书不尽言，图不尽意。风月无边，庭草交翠。”但是，对其山水林泉之趣却不以为然。他整理周敦颐文集，附录蒲氏铭文时，便将以上两段文字概予删除，以为不合宋儒“游山之乐，犹不如静坐”的理趣。在宋儒看来，静坐可修身、省过、见性、悟道，还可收敛身心、澄息思虑，有助于读书观理。与周敦颐同时的另一理学先驱邵雍即颇爱静坐，如“闲行观止水，静坐观归云”（《答会计杜孝锡寺丞见赠》），“静坐澄思虑，闲吟乐性情”（《独坐吟》其二），“将养精神便静坐，调停意思喜清吟”（《旋风吟》其二）之类的诗句屡见于《击壤集》中；程珦亦雅好静坐，其子程颐的《先公太中家传》曰：
（程垧）居常默坐，人问：“静坐既久，宁无闷乎？”公笑曰：“吾无闷也。”家人欲其怡悦，每劝之出游，时往亲戚之家，或园亭佛舍，然公之乐不在此也。尝从二子游寿安山，为诗曰：“藏拙归来已十年，身心世事不相关。洛阳山水寻须遍，更有何人似我闲？”顾谓二子曰：“游山之乐，犹不如静坐。”盖亦非好也。[14]
父亲“游山之乐”的教导，二程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程颐对曾经南安问学的老师不甚恭敬，口口声声“周茂叔”，平生绝口不提《太极图说》，至称“周茂叔穷禅客”[15]，而尊称邵雍及他在太学时的老师胡瑗为“先生”；程颢则不尽相同，他受周敦颐林泉之趣的影响颇深，尝谓“《诗》可以兴。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16]。认同周敦颐徜徉山水、吟风弄月之乐。这里所谓“吾与点也”之意，典出《论语·先进》，可见周氏的泉石之乐其实是与儒家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吟风弄月”的沂水之乐一脉相承的：
（曾皙）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17]
程颢好“游山之乐”，创作了不少寻幽探胜的山水之作，比如《游鄠山诗十二首》《西湖》《环翠亭》《郊行即事》《春日江上》等。朱熹对此特别称许，所谓“（明道）是时游山，许多诗甚好”[18]，但他却特别计较蒲宗孟这几段文字。显然，朱熹更看重周敦颐理学开山的地位，更希望他是一位醇正的大儒，以承续先秦儒家以来的道统。殊不知周敦颐的山水林泉之乐正是他统合儒、释、道三家思想，援佛入儒、援道入儒，借山水之乐，发圣人义理之秘的手段与途径。
周敦颐亲近自然、走近自然，诗中的自然林泉之趣实际上是其哲学思想在其诗歌创作中的投射与反映。他足迹所至，往往临水登山、游目骋观，这既是一种人生态度与生活情调，又是诗人仰怀先贤、涵咏性情的主要方式。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均与他息息相关。程颢尝说：“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19]表明他要与生生不息的自然融为一体。基于这样的前提，“他的诗没有无病呻吟的低唱，没有怀才不遇的忧伤，没有人生短暂（的）悲愁，没有历史沧桑的慨叹”[20]。堪称继庄子、陶渊明之后又一位将生活与思想高度统一，将生活诗化的哲人与诗人。“青山无限好，俗客不曾来”（《题寇顺之道院壁》），其优游山水的林泉之乐凸显了他诗人的气质与品性，从而使他与一般理学家在对待山水自然的问题上分流。周敦颐这一林泉之趣得到蒲宗孟、潘兴嗣、赵抃、费琦、何平仲、任大中等友人与同僚的认可，更得到来自亲戚与朋友圈之外的苏轼、黄庭坚等文学大家的高度称扬。前者如费琦的《和签判殿丞宠示游山之作》曰：“平上癖爱林泉趣，名利萦人未许闲。不是儒流霁风采，登山游骑恐难攀。”赞扬周敦颐的林泉之癖中，体现出的是高人雅士的儒家风范；何平仲《赠周茂叔》曰：“竹箭生来元有节，冰壶此外更无清。几年天下闻名久，今日逢君眼倍明。”以“竹箭”“冰壶”形容周敦颐的高尚气节与品格。苏轼的性情和好尚与程、朱等道学家迥乎不同，他特别不喜欢程颐，却称赏同为理学家的周敦颐。这除了周敦颐的高尚人格，还与他的山水自然之趣和诗文写作水平有关。周敦颐不是纯粹的道学家，北宋文人普遍认为，他是一位诗人气质突出的文人。从留存于世的材料来看，苏轼与周敦颐并无直接交往，而与周敦颐的次子周焘曾经同僚。[21]他在周氏去世后所作的《故周茂叔先生濂溪》一诗中赞曰：
世俗眩名实，至人疑有无。怒移水中蟹，爱及屋上乌。坐令此溪水，名与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抛彭泽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为溪之呼。先生岂我辈，造物乃其徒。应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22]
“名与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先生岂我辈”，一诗而三称“先生”，许以“全德”，又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不食周粟而宁可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及流贬至永州的柳宗元比况周敦颐的孔颜之乐与林泉之趣，足见其对周敦颐的推崇与钦佩。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宋元学案·濂溪学案表》甚至将苏轼列入周敦颐的“私淑”弟子名单中。黄庭坚与周寿、周焘过从甚密，受其托而作《濂溪诗并序》，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好读书，雅意林壑。”“茂叔虽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终在丘壑。”表彰周敦颐“雅意林壑”、志在“丘壑”，具有澹泊名利、希企隐逸的高洁品格。其中“光风霁月”一词，南宋蜀中学者史容之孙史季温注曰：“‘光风’，和也，如颜子之春；‘霁月’，清也，如孟子之秋。合清、和于一体，则夫子之元气可识矣。”[23]认为周敦颐同时具有颜子与孟子的清和之气，其品格温如春阳、润如时雨。周敦颐这种恬静安闲、豁达宽容，近乎完美的品格受到了当时与后世文人的一致赞誉与称赏，却鲜有负面的讥评与诟病，这在宋代的理学家中非常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