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双簧、反拟：《文房四友除授集》的文本结构与形式创造
笔墨纸砚因乃文人文房的日常用具，很早开始就进入了文学世界，“笔赋”“砚歌”“纸诗”“墨铭”之类的专门性文章辞赋层出不穷，由此形成了一定的书写传统。北宋初年，苏易简（958—997）即编成《文房四谱》一书，备选前代文献中关于笔墨纸砚的典故诗文，以叙事、制作、杂说、辞赋四类统摄相关材料，大体展现出文房四友的书写脉络。到了南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林洪又撰《文房图赞》，罗列了文房十八种用具，开篇即是笔墨纸砚四友，并仿照《毛颖传》将它们分别命名赐官，笔名毛述，字君举，为毛中书；墨名燕玉，字祖圭，为燕正言；纸名楮田，字为良，为楮待制；砚名石甲，字元朴，为石端明。目前来看，《文房图赞》稍早于《文房四友除授集》，但细味郑清之所言“某尝为文房四友除授制诰，因官湖外而归，旧稿蠹蚀不复存，今仅能追忆一二语”之辞，则郑清之首次创作应不会晚于《文房图赞》。[13]大体同时出现的这两部著作，均给文房用具集体拟文授官，不同的是《文房图赞》行文非常简略，如其中《毛中书》条，全文仅言：“唐中书维颖有声，至我宋有自宛陵进者，亦颖之孙。二公在当时，帝方欲柄用，发皆种种矣。使天相之早仕，以究所学，则昌黎、和靖翁亦安有可怜不中书之叹？呜呼！科目资格之弊如此夫。”[14]语调诙谐，感叹深长，但终究言短意薄，没有情节和辞章的充分展开，各篇之间也鲜有照应。《文房四友除授集》则不同，它不但采用六朝拟体模式，吸收假传营养，篇幅相对较长，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章从一开始就是以组篇的形态出现，并经多人多次反复唱和、模拟、反转，逐渐形成了多层级的文本空间，展现出游戏文章融诙谐调侃与对话竞技为一体的特殊美感。在该书中，一种充满戏剧性的情节结构，成为文章写作的逻辑起点，所讲求的角色扮演也在文本冲突中表现出来，可以说，它从内容到形式都突破了传统的书写模式。
《文房四友除授集》的成书过程，前文已经谈及，乃是先有郑清之的四篇制诰，再有林希逸的四篇谢表，刘克庄又循郑、林故辙，仿写八篇，若干年之后胡谦厚反郑、林之意而行，拟弹驳文四篇，由此形成了三个不同版本的《除授集》，而最后的版本可谓一个稳定传续的最终版本，已形成了一个文本整体，它的内部则呈现出既互相联系又各自独立的三个文本层级和意义单元。
第一文本层级乃是郑、林二人的文学对话。郑清之作《中书令管城子毛颖进封管城侯制》《石乡侯石虚中除翰林学士诰》《陈玄除子墨客卿诰》《褚知白诏》四文，采取了三种不同文体给文房四友除官，其中前两文用骈体，后两文乃散语。揣摩全书，郑清之所作似是最容易的，因为他是第一个写，可供调遣的典故最多，辞藻选择余地最大，思路展开最自由。前文已经分析了《中书令管城子毛颖进封管城侯制》与《毛颖传》的密切关系，说明他充分吸收了前人假传的营养。同时，在假传基础上，他又熔铸了一些比较常见的典故成辞，如“爰剖丹书之券，大开孤竹之封。期益广惠施之五车，毋但乐渭川之千亩”之句，所用均是大家熟知的语辞故实。四六骈文的写作，本就讲究“经语对经语，史语对史语”[15]，而且以运用成语为得体，所谓“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16]，郑清之首倡之作，在这一点上自然容易占得先机。像孤竹之封、渭川千亩，已成书写竹子的套语，以致于林希逸《代毛颖谢表》“上林借一枝，已愧卓锥之贫士；渭川封千亩，重怀孤竹之清风”、刘克庄《代中书令管城子毛颖进封管城侯加食邑封制》“提笔居公槐之位，久倚任于英豪；剖符拓孤竹之封，肆褒崇于勋旧”、《代毛颖谢表》“上林一枝，今以借汝，亲逢明主之右文；渭川千亩，比之封君，深愧古人之辞富”等句，都复加剪裁，虽有别出之心，亦不得不承袭沿用。
然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郑清之的写作又很不容易，第一次成组写作文房四友除授文，自然是开启山林、无复依傍的创举。因有著名的《毛颖传》在前，《中书令管城子毛颖进封管城侯制》尚有相对丰富的辞章与情节资源可资凭借，而其他三篇吸收文嵩所撰假传的成分就明显减少，更多出于郑清之的重新建构。如他作《褚知白诏》，开篇即言“朕读司马迁《史记》，知褚先生名旧矣。想其议论风采，恨不同时”，并未承袭文嵩《好畤侯褚知白传》的思路，而是从与《史记》关系密切的褚先生起笔。褚先生，名少孙，是西汉后期著名的学者，因增补过《史记》而闻名儒林。此“褚先生”与褚知白，实无多大关系，仅因姓氏相同而已，郑清之以他起笔，正似诗歌中的“比兴”之法；另外两篇，亦能跳出假传窠臼，写石虚中从磨镌石器开篇，写陈玄又以李斯起笔，都能宕开一笔，自铸伟词，真不愧林希逸“巧而不斫，雅而能华”的赞誉。
林希逸面对郑清之的四篇文章，一方面感叹郑“年德俱崇，健笔雄词，不少减退”“非晚辈所可企望其万一”，另一方面又说“此前人文集所未有也，然既有除授，而无谢，可乎？遂各为牵课表启一首以呈”（均参林序）。我们可以揣摩林希逸当时的复杂心理，既推崇拜服于郑作，又跃跃欲试，激起了创作的欲望，甚或还有在郑清之面前展示文才、以获青眼的想法。[17]但窃以为，林希逸最主要的心理状态，恐怕还是觉得郑作有趣味，所以尝试从日常公文制度角度，将之补全为一次完整的官员除授活动，由此营造更真实的氛围，以获得更强烈的戏谑效果。林希逸的四篇谢表，均以骈文写就，他的展开思路与郑清之一样，既建立在前人假传基础上，又吸收其他典故资源；与郑清之不同的是，他在写作谢表时，不能完全自由发挥，必须考虑与郑清之除授文之间的对话。仍以《褚知白诏》为例，郑清之文章写了三层意思：一是褚知白操行高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二是褚知白博学多识，“学贯九流，事穷千载”；三是怀想长才，诏其入宫，“与众贤杂沓而进，以抒心画，以展素蕴”。林希逸《代褚知白谢表》承此思路，首言：“云隔几重，自喜卷舒之适；风驰一札，俾陪杂沓之贤。”“杂沓之贤”的词汇复现，足见对话口吻明显；次言“臣源流好畤，飘泊剡溪”，乃是就纸张的制作、特性展开双关性叙述；最后说“裁其偏侧，束以规绳”，准备进宫奉侍，结束谢表。行文过程中，林希逸十分注意恰如其分地回应郑文，通过剪裁制诰之辞入表文，从而加深制诰与表文之间的关联性，形成一定的互文效果。比如《褚知白诏》说：“朕稽古之暇，富于著述，方与毛颖、陶泓、陈玄三人者，朝夕从事，独卿怀长才，以佣书自给，浮湛市肆间，人情番薄，坚忍不顾。”林作则对之“岂陈玄、毛颖之流，力期推挽；念左伯、蔡伦之后，久叹寂寥”之句，与诏文呼应，让褚知白的除授与谢恩显得更为真切，以增强俳谐的趣味。林希逸的四篇谢表，表面上是四友与皇帝的对话，深层来看则是他和郑清之的对话，所以郑清之才有“某屡尝以词翰荐兄，信不辱所举矣”（见林序）的回应。
郑、林之间的对话是《除授集》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文本结构，他们采用最常见的下行文书制诰和上行文书表，通过拟人的方式，展开了文房四友一次完整的除授文书往来，为后来广泛的仿作、反拟活动奠定了基调，规定了方向。尤其是林希逸的和作行为，激活了周边文人的写作兴趣，由此掀起了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俳谐文唱和事件。
第二文本层级是刘克庄一个人的双簧，双簧背后凸显的是文人群体写作中强烈的竞技意识。刘克庄一个人模拟两种身份写作，一是中书舍人以皇帝口吻撰制诰，即郑清之扮演的角色，二是除授对象撰谢表，即林希逸扮演的角色。从骈文艺术角度来看，刘克庄之作明显胜出郑、林二人。其作不但能够游刃有余地驱使更多新鲜故实，而且对郑、林二人已经使用过的典故成语，也能再加剪裁融液，表达得更为清通畅达，颇得宋体四六流动的神韵。比如《代石乡侯石虚中除翰林学士诰》：“具官某内涵珍璞，外凛丰棱。不肤挠于他人，亦眼高于余子。膺朝廷之物色，得于筑岩；加师友之切磋，可以攻玉。性非燥湿所迁变，语不雕镌而混成。一泓之水未足多，万斛之源所从出。”每联对仗都极工稳，又句句切中砚台特性，真可谓一大作手。刘克庄在跋中坦言创作机缘云：
右一制一诏二诰，今傅相越公安晚先生老笔；三表一启，公客竹溪林侯肃翁所作。本朝元老大臣多好文怜才，王魏公门无它宾，惟杨大年至则倒屣，晏公尤厚小宋、欧阳九，居常相追逐倡和于文墨议论之间，不待身居廊庙，手持衡尺，然后物色而用，盖其剂量位置固已定于平日矣。竹溪所以受公之知，公之所以知竹溪有以也。夫竹溪出牧于莆，以副墨示其友人刘克庄，亦公门下客也。虽老尚未废卷，因拾公与竹溪弃遗，各拟一篇，公见之必发呈武艺、舞柘枝之笑。淳熙戊申季秋望日克庄书。
这一年（淳熙戊申，1248），刘克庄“就畀宪节，即家建台”，以福建提刑任而驻家办公，正在莆田；林希逸“自玉堂翠帷求奉太夫人出临莆郡”[18]，知兴化军，治所亦在莆田。刘、林二人本即深交，得遇良机，自是唱和频繁。刘克庄见此奇文，不免技痒，虽然自谦“公见之必发呈武艺、舞柘枝之笑”，但能如此一人兼施两职，并且呈献给郑、林二人，不说其有必胜的信心，至少也觉得可以与二人旗鼓相埒，颇具以一敌二的豪情。他在郑、林二人的文章对话中，看到了争奇斗巧的空间，他曾说“四六是吾家事”[19]，显然具有阐扬骈文创作的自觉意识，而这次恰是高扬主张的重要契机。刘克庄在文体选择上，完全重仿郑、林二人故态，也是六篇骈文和两篇散文（诰、诏），与郑、林二人面临的处境不同的是，他必须在文辞上另辟蹊径、再翻新招，《跋翀甫姪四友除授制》即云：
此题安晚倡之，竹溪和之，后余联作，已觉随人脚跟走矣。既而胡卿叔献及仓部弟各出奇相夸，里中士友如林公掞、方至、黄牧竞求工未已，然止有许多事用了又用，止有许多意说了又说，譬如广场卷子，虽略改头换面，大体雷同，文章家之大病也。[20]
刘克庄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翻空出奇，才能避免文章大病，而自己的困境就是容易“随人脚跟走”。但从实际效果来说，他在这里不免还是自谦，《方名父松竹梅三友除授四六后语》记载了这次仿作获得郑清之的赞赏：“安晚郑丞相两宰天下，名位之重，机务之繁，虽操化权而未尝一日释笔砚。尝为文房四友除授制诏，客录本示余，戏拟数篇，依本葫芦尔，公见之击节。”[21]看似依样画葫芦，却如诗中窄韵、险韵的次韵酬唱一般，因难见巧，愈和愈奇。刘克庄的八篇仿作虽仍蹈袭郑清之的起笔思路，却能在用意上突过前人。如《赐褚知白诏》，郑清之原唱乃以“朕读司马迁《史记》，知褚先生名旧矣”起笔，从褚少孙逗引出褚知白；刘克庄仿作亦承此，开篇云：“汉儒推尊谊、仲舒至矣，然于谊曰贾生，于仲舒曰董生，友之而已，独于褚先生者师称之，其为世所崇尚如此。”所言其实也由褚少孙引出褚知白，但在用意上又较郑清之转深一层，更显典重雅正，增强了谨严的文本与虚无对象之间的冲突之感，也就更具俳谐效果。
刘克庄的八篇仿效之作，一人之笔，两种口吻，以双簧方式在仿作内部展开了新的对话，又以整体方式与郑、林二人之作形成了文思、文辞、文意的竞技，这是《除授集》文本形态结构的新突破，也是除授文章达到的艺术高峰。
第三文本层级是胡谦厚的四篇弹驳除授文，他更改了文体，凸显的是文学创作上“影响的焦虑”。四友除授、谢表，展现的已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官场活动，除非破坏这一过程，否则只能像刘克庄一样，再次仿写郑、林之作，这无疑是困难的。胡谦厚在跋中记载：“予中表李几复，且作一奏三状代辞免。吁！至是又穷矣。小子狂简，辄为弹文一驳奏三，以附编末。”李几复的“代辞免奏状”，显然破坏了郑、林拟定的除谢结构，因为林希逸既已作“谢表”，表示接受了除授，再有辞免就错乱了秩序，所以李几复的作品无法融入进郑、林的既定结构之中。与李几复相似的是张端义，刘克庄记载：“有张端义者，独为四友贬制，自谓反骚，然材料少，边幅窘，非善辞令者。”[22]由除授改作贬谪，张端义之作显然完全改变了郑、林的写作结构，等于另起炉灶，更无法与原有作品形成有效对话。胡谦厚的写作却不同，他似乎意识到要继续在原有思路中写作，已无法超越前人，于是引入了新的因素，添入否定性的弹驳，在不破坏郑、林原有结构的前提下，有了继续增进整个故事情节的可能。弹驳文的写作，既能够吸收原有除授谢表的基本情节，又能更容易地避免文辞与用意的重复。如《拟驳陈玄除子墨客卿奏准中书门下省送到录黄一道今月日奉圣旨陈玄除子墨客卿令臣书读者》一文，缴驳除授陈玄子墨客卿，云：“陈玄不能洁己，动辄污人。石虚中见谓刚方，首遭蒙昧；褚知白继被点黦，终难扫除。”又云：“刮垢磨光，虽幸见收于此日；知白守黑，必难自全于他时。”所言均能体现墨之特性，而又确实反其道而行之，特别是将四友的亲密关系，离间成伤害关系，更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胡谦厚的拟弹驳通过改变文体走出了郑、林、刘的阴影，并且由此构成了与前三人的依赖和对话关系。郑、林、刘之作都不出除授谢表范围，弹驳文写作身份是御史和门下给事中，从官场文书的流转次序上来看，乃是在除授之后，而与谢表几乎平行，所以它能够以一对多，既可谏言皇帝，否定除授，又能反诸四友，回应谢表，由此成功地弥合了多重文本间可能产生的次序矛盾。四篇文章虽然题作《拟弹驳四友除授集》，实则已无法完全独立单行，而只能依赖《除授集》一起流播，一旦离开了《文房四友除授集》，《拟弹驳》便成了无源之水。所以，从形式构成上来说，胡谦厚的拟弹驳就成为了四友除授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获得了与《除授集》并列传播的可能。同时，《拟弹驳》的加入，给《除授集》整体结构带来了新突破，丰富了四友除授的故事情节，拓宽了四友除授文唱和活动的维度，让二十篇文章犹如联章组诗一般获得了逻辑上的稳固，是俳谐文总集的形式创获。
总之，《除授集》三个文本层级逐渐叠加，它不同于简单类聚的文章总集和诗词酬唱集，而是在多层级的文本内部充满了呼应、对话、焦虑、抗争、剪接等因子，它们互相交织，形成一张意义之网，完成了一种新的形式创造。全书作品呈现出的不但是四位作家的机敏才思和骈文创作的精工妥帖，更有宋代文人所特有的书卷精神和戏谑趣味，围绕《文房四友除授集》而产生的俳谐文唱和与衍生，更成为晚宋文学的一大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