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醇儒和循吏的孔平仲
尽管孔平仲在人生的前后期对新旧党的认同度有一定变化，但是如果夸大这种变化，认定其前期属于新党、后期属于旧党，那显然是简单机械和不合适的。因为孔平仲还有着党争之外的其他面孔，其中至少有两张面孔更常态、更稳定。
一张面孔是醇儒，另一张面孔是循吏。
虽然宋代以文治天下，儒家教育是知识分子入仕前的基本教育，中唐至北宋绵延不绝的儒学复兴运动更强化了士人的道德意识。但是作为至圣先师的后裔，孔平仲的醇儒情怀要比其他人强烈。《上提刑职方》中他就宣称自己：“善善恶恶，素学于仲尼；是是非非，尝闻于荀子。”在《答张芸叟》（卷三十五）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更加明显：
道之塞也屡矣，赖有圣贤时而辟之。自孔子承三圣，其[19]后则有孟轲氏、扬雄氏、韩愈氏，至本朝欧阳文忠公也。文忠公考其所为文章，无一字假借佛老者，此亦卓然不惑，韩愈氏之徒也。虽为文忠公门人，然稍稍有聪明溢出，不能约以中道者，肆为胡语，刻之金石，甚者至以佛说解[20]经义。呜呼，吾道至衰至微，至于此极也。以为吾辈虽不能振起之，弗自为譊譊佐异端、小仁义，庶乎可也。公所示《庄子序》，姑序其大意而已，而云“老子以道治身，释氏治性，孔子治国，未有不先治性治身而可治天下国家者也”，治性治身，孔子何莫不有？而须以归于佛老，析而为三，谓之“三圣人”，至有“真如实义，不二法门”语，此出何典记也。所出非六经，不愿公著之文字也。学者时焉而已矣，孟子所谓论世也，今之时孔子之道如何乎？如膏之炽，从而沃之；如线之绝，从而挽之。呜呼，其亦不甚矣！可为恸哭流涕者也。如公磊磊落落，方将为名教主人，宜自兹以往，拔乎流俗，勿为背宗党宼语。此区区之望也，如何如何，不罪不罪。
他劝告好友张舜民勿以佛老凌驾儒家之上，要向韩愈、欧阳修学习，言论文字皆出于六经，要做儒家名教的主人。尽管孔平仲自己未能彻底做到这些（其出于词臣本职，不得不作礼仪性的《坤成节罢散赞佛文》《功德疏右语》《进追崇皇太后功德疏》等），但这种追求醇儒的情怀是自觉和强烈的。
醇儒情怀必然导致的后果之一即仁政爱民思想。乃至被提举司董必奏劾，“其踪迹孤危如机上肉，一身之计无足控搏”时，考虑的仍是“若是此言得闻，此法明白，朝廷之泽下流，远方之民得所，某即日弃官，没齿林下，亦所甘心焉”（《上章丞相辨米事》）。因此当孔平仲认为新（旧）法有利于民时，自然欢欣鼓舞，衷心咏赞；当看到新（旧）法不利于民时，自然会生出抵触和调整心理。如熙宁后期，随着新法的推展和自己逐渐具有了基层行政经验，孔平仲对新法的弊端有了一定了解，并开始反思。熙宁六年的熙河之役，大将王韶数月之内即收复熙、河、洮、岷、叠、宕六州，拓边二千余里，朝野上下一片欢腾。孔平仲却写下了《边议》（卷三十六）一文：
天子春秋富盛，聪明神武，上兼古初，下轶汉唐，而尤留意于边鄙之事。自即位以来，进一二大臣，慨然咨谋，有包括六合，摧敌裂寇之心。于是讲武以学，理械以监，又亲阅人材，简拔师将。尝试之一隅，而举洮掩岷，抚有迭、宕。期月之间，六郡内属……而愚于此时，安敢逆策其败，亦将颂其成，而独以成为可忧而已。何以言之？夫得者，天下之所以不足也。今夫小民牟利之家，自一二累之以至百千万，而农夫之为田，自拱把进之以至兼邻倾族，愈得而愈不厌。况以海内之富，天子之威，而一开边鄙之事哉。今日之师，亦不为无名。盖曰陇右者，我之故乡也。故以兵取之，行且得陇右矣。则夫北失幽燕，始于五代，西捐灵夏，近自本朝。至于南有交趾，北有高丽，在汉唐时或命令守、或置都护，此皆今日之所宜取者。一隅既得，则士益习战，上益向武，而人益不敢言。必次序问罪，至于四方，皆荡然无有不快而后止。然愚所不知者，自军兴以来，今已几时，所得土地之赋、户之籍实几何？以功赋赏者几人，其授与迁凡几官？廪官之俸，饷师之粟，衣士之帛，赡军之缗，与夫戍守挽远，宫室城沟，犒宴遗赂，其用自一毫以上，凡几百万。内外之积蓄，比之未用兵时，其盈耗如何？如复用兵不已，则其费比之今日，其众寡又如何？窃观自军兴以来，中国之民，散泉归息，出贷敛嬴，至于无可加而滋不给。如复用兵不已，则其费必增广，果不出民乎？如出于民，则民有不胜其敝，而祸有不可讳者矣。此愚之所以以成为可忧。然则何为而宜，曰姑自守而已。盖三代之制，中国甚俭。今之天下，其视三代已斥大矣。苟为善守之，固可以传万世而至无穷，朝四夷而来不服。彼边鄙之事，乃秦隋之侈心，而非今日之先务也。
此文写于熙宁六年密州教授任上，与前引《熙宁口号》作于同一时期，但对用兵的态度似乎截然相反。这看似自相矛盾的表述，其实正反映出此期孔平仲的真实心情。一方面，他站在现实宋人的立场，为本朝的强大感到由衷自豪与高兴；另一方面，他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又担心穷兵黩武会带来民苦国忧的后果。因此，他既可在《熙宁口号》中对熙宁朝政持总体肯定态度，又可在《边议》中对急于开边的弊端有所反省（他反对的只是把用兵当做“今日之先务”，并不是认为可以不修武备）。
再如他曾膜拜王学，但发现其问题后并不曲意回避，而是积极探讨解决方式。熙宁七年所作《代范成老谢解》[21]（卷三十四）云：
伏睹解榜，叨预荐名。恭惟朝廷厌诗赋之积弊，故改用专经之科；恶传注之多门，故尽变先儒之学。上以此而取士，下靡然而向风。争为瑰琦，以合好尚。言《易》则诋毁辅嗣，论《礼》则排摈康成。以至他书，并从新见。得先生之余议，而不究言象之所忘；承流俗之传闻，而不察口耳之多妄。于是陷于诡谲，失其本真。必欲求深，而自成浅近；必欲立异，而返至于迂疏。数年以来，兹患尤炽。长者废忘而不讲，后生忽略以何知。问其所习，则自谓造于圣人；诘其所讥，则或未通于旧说。此皆矫枉太过之失，何异望风大骂之狂。相与汩没于末流，殊失表章之本意。愚之所见，独异于兹。以为温故而知新，通今而博古。今未必全是，古未必全非，新不可不知，故不可不考。譬之尽识物贾，然后商其贵贱；周知地理，然后指其东西。平心以观所存，正议以决其可。
这段话对王学流弊的概括颇为精准，但与前引《上王相公书》对于新学的态度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一体两面的言论，使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得以更好地呈现。
正是这种醇儒情怀、民本思想，使孔平仲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党争，对事物有更通达和全面的认识。如对于学术，他提倡“今未必全是，古未必全非，新不可不知，故不可不考。……平心以观所存，正议以决其可”。（《代范成老谢解》）对于财赋征收，他认为“徐之则国无以给，亟之则民不聊生。所恃博通之才，必有兼济之术”。（卷三十《上提刑职方》）对于用兵，他既反对“用兵不已”（《边议》），又告诫“武备不可弛于边，兵要正当慎其选”（卷三十二《贺枢密》）。对于用人，他虽然严“君子小人之分”（《进否泰说表》），而且在《江东贺中书侍郎启》（卷三十二）中亦指责“群邪之误朝”，但更希望范纯仁能够做到“同人于野，则何必亲旧之私；立贤无方，则又奚南北之择。牛溲马勃，皆通于用；鸡鸣狗盗，各有所长”。
孔平仲不仅是醇儒，还是由科举出身的政府官员。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官员？首要的便是忠于职守、奉法循理，此即为司马迁所说的“循吏”（《太史公自序》）。从孔平仲仕宦经历看，他将“循吏”的角色演绎得很成功。
英宗治平二年至神宗熙宁四年，孔平仲任洪州分宁县主簿，作《谢程卿举职官启》（卷三十）：“但知廉耻之可喜，宁忧介洁之无徒，盖父兄教习之使然，非岁月勉强而为此。”另一封作于洪州分宁县主簿任上的《谢方卿举职官启》（卷三十）亦云：“自惟蒙暗之资，粗知进退之分。向缘薄艺，偶得一官。内屑屑于廉隅，外区区于职事。但知强力而自勉，安敢出强而争先？”可知这一时期他由于廉洁自守、勉力职事，得到了上官的赏识和荐举。
元丰初，孔平仲任虔州通判，作《虔[22]倅谢宋提刑》（卷三十一）：
改官今已八九年，知已凡有十七状，或云台阁清要，或云钱谷繁难，在他人得之以为异顾，而不肖处此，殊非本心。傥其粗可持循，苟无旷败，自县而倅郡，自倅而领州，所谓关升，已为儌幸，至如泛举，乃是空言。
“改官”当指熙宁四年孔平仲由洪州分宁县主簿改授密州教授，该年为朝廷选派州学教授之始，系熙宁兴学的重要一年，孔平仲是以积极的姿态投身于此场改革的。从彼时起至通判虔州的八九年间，他所获论荐即达十七次，有的荐其可任馆阁之职，有的荐其可掌钱谷之差，总之认为其既有才能，又十分称职。而孔平仲的愿望也恰是做一名“粗可持循，苟无旷败”，逐步关升的循吏。
不仅新党执政的熙丰时期他是这样，而且旧党得势的元祐年间他亦如此。元祐三年，孔平仲为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元祐六年，选任提点江浙铸钱，他有《提点到任谢执政》（卷三十二）评价自己在转运任上的表现：“方行多忤，孤立谁俦。谨财赋则人习于惰偷，绳官吏则或谓之刻核。积成缪戾，甘在谴呵，更被选抡，岂胜感激。”元祐八年，孔平仲为提点京西路刑狱公事，作《谢执政》（卷三十二）总结自己个性：“某资性朴愚，趣尚狷介。既不敢重内而轻外，亦未尝就佚而辞劳。惟所使令，每自竭尽。”方行孤立、“趣尚狷介”“谨财赋”“绳官吏”、不辞劳苦、竭力奉令，无一不是一名循吏的生动写照。
应该注意的是，循吏所服从和遵循的是政府法令，因此代表的是“公”，不能因为法令带有新党或旧党意志，就认为遵循法令者都是营私的党徒。对于多数人而言，“他们只是政令的奉行者，法之新旧其实不构成太大的困惑”[23]。因此，从“循吏”的角度看孔平仲，不宜断定他属于新党或旧党任一阵营。如果不是元祐期间他被旧党荐举入朝，如果他的两个兄长孔文仲、孔武仲未担任中书舍人的要职，如果他能一直在地方为官，可能他会平稳地度过作为循吏的一生。但他不幸被动地卷入党争，就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不想站队却被站队，身不由己地贴上了党派标签，在党同伐异的大潮中起起伏伏，最终沦为党争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