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家庭中心性与延迟退休态度的关系

据全国老龄委统计，2013年中国的老龄人口已突破2亿，加上当前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持续延长，预计到205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为了应对老龄化问题，我国正在探讨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制度，即以当期法定退休年龄为标准，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提高员工的退休年龄。这是退休制度的重大变革，而新政策的顺利推行必然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社会心理接受度就是其中之一。而本节所要研究的延迟退休态度就是指个体对延迟退休新政策所持有的评价和心理倾向，它直接代表了员工对新政策的心理接受程度。

国内外很多研究者从理论角度论述了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益处，认为进行退休制度改革将解决寿命期延长生育期下降带来的劳动力不足、养老问题、保险金支付等问题。然而也有研究者从由此带来的组织用工风险、青年失业率上升等角度提出了反对意见。

就延迟退休态度的影响因素方面，王旖旎（2013）通过对40-60岁之间临近退休的员工进行深度访谈，结果表明，个体当前的工作状况（收入水平、工作性质等）、身体状况和对退休后生活的展望与预期（旅游、享受生活；抚育后代；继续发挥余热）都会影响个体的延迟退休意愿。还有被访谈者认为某些特殊的行业适合延迟退休政策，例如医生、科研人员。就业意愿是影响老年人再就业的一个主要方面，老年人的就业意愿受社会政策、经济、人文环境以及自身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萧振禹（1996）考察了老年人的个人和家庭因素对其再就业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除了经济因素以外，老年人的子女数量和有无配偶对其再就业的影响也比较大。钱鑫和姜向群（2006）研究发现，在影响城市老年人就业意愿的诸多因素中，年龄的大小、身体健康水平和经济状况的好坏等自身因素对就业意愿的影响是显著的；受教育水平对就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有研究发现，对于女性希望与男性员工同龄退休还是愿意提前退休，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因素是经济收入，对工作环境是否满意、家庭与工作的平衡也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吴捷，王晓壮，李敬强，张毕勇（2012）借鉴Elizur工作价值观的结构理论，从三个层面将低龄老年人的再工作价值观分为生存型和保障型（物质范畴）、社会型和自尊型（情感范畴）、成就型和体验型（认知范畴）六大类型。

从以上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多集中于从公共管理或社会学的视角来探究政策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从人口学变量上考查影响延迟退休制度实施的因素。缺少从心理学层面来研究个体对延迟退休政策态度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研究就是要了解员工（主要是临近退休的个体）对延迟退休政策所持的态度，探究哪些人口学因素和心理变量会影响员工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接受度。工作—家庭中心性是影响延迟退休态度的一个可能的心理变量，因为已有研究表明，工作—家庭中心性会影响员工的工作状态，包括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以及离职意向，而人们在不同的工作状态下，继续延长工作年限的意愿将会是不同的。但这方面的研究至今尚未开始，因此工作—家庭中心性对延迟退休态度的预测作用是本文的一个研究重点。同时，工作投入是组织情境下与员工密切相关的重要变量，通常会与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离职意向间有显著相关，在很多工作结果变量间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但在延迟退休态度和工作家庭中心性的框架中可能起的作用和影响机制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关注。因此本研究将工作—家庭中心性、工作投入和延迟退休态度纳入到一个研究模型中探究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