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时间性”与过渡雇佣
所谓生命的时间性一般代表着生命历程变迁的过程中伴随着的社会性事件（social timing），同时也代表人与人之间生命历程的协调发展。埃尔德指出，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有时候比事件本身更有研究价值。这其中转折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就是生命事件发生的时间，比如同样的失去父母，童年时期失去父母和成年以后父母的死亡对一个人的生命发展的影响是绝对不一样的。埃尔德曾经对大萧条时期那些经济受到影响的家庭以及个体进行研究，表明该时期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对大萧条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同时，大萧条对于其生命轨迹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我们也要考虑在社会时间影响下对人的意义。比如“文革”期间，不同年龄段的群体会有不同的体会，正准备上大学的青年会由于巨大的社会变迁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而中年人很多人因为“文革”的影响形成巨大的心理阴影，这些感受对后续的工作以及再就业意愿都会有巨大的影响。我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化，无论是社会事件还是个体的生活事件。
退休可以视为是一个过渡转换和失去赚钱能力轨迹的进程（Beehr&Adams，2003），退休过渡的具体性格的体现可能会影响退休后的生命轨迹。生命历程理论认为标准的晚年生活是那种规律的生活，同时在角色上面对其他人有更少的责任。因此，老年人需要享受他退休后的生活，同时保持一个心理上的幸福感。
失去工作的生命历程对于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这给老年人一个二选一的问题，是要全职退休还是选择过渡雇佣，研究证明那些已经结婚和有强烈家庭认同感的人会对退休有一个积极的期待。退休的时间点也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再就业，那些退休比较早的老年人会更加倾向于选择再就业（弓秀云，2014）。
在研究“生命的时间性”和过渡雇佣的时候不得不考虑老年人的生命轨迹，生命轨迹可以描述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发生点和之后给个体带来生命轨迹的改变，这一切都会对个体的再就业产生深渊的影响。我们通过对徐静、徐永德（2009）年发表的《生命历程理论视域下的老年贫困》分析研究，来说明生命事件对于老年人过渡雇佣的影响。
文中有一位老人是处于过渡雇佣阶段的，其生命历程如图4.1所示。
图4.1 生活轨迹个案——WU女士
（引自徐静、徐永德《生命历程理论视域下的老年贫困》）
从图4.1我们可以看出，WU女士在一生中有很多重要的生命事件，比如结婚、生子，其中首先小儿子患脑膜炎后需要人照顾导致WU女士无法正常的参加工作。随后幼子丧失，WU女士有机会参与工作，可是那时候正赶上体制改革，大批人员下岗。再伴随年纪的增加，老人无法继续从事自己希望的职业，随后与子女关系的闹僵而很少联系。最后丈夫的去世，使老人失去的唯一的经济来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老人选择了四处打工为生，主要是做一些零工，甚至是一些脏累散活，同时身体的每况愈下更让老人的生活走下坡路。
从上面这个例子我们看出，对于WU老人的再就业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丈夫的去世，丈夫去世导致老人不得已而四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老人在低龄的时候是没有出去劳动的，主要原因是老人没有过工作经验，缺少必要的工作技能，其次是老人有丈夫的退休金，可以勉强维持生计。丈夫去世对WU老人来说就是重要的生命事件，而转折点也靠后，最后导致老人只能做一些脏、累的活，如果该事件发生的时间点靠前，也许老人可能有机会学到一些工作技能，或许生命轨迹不会变成现在这种惨状。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子女问题，由于在1992年住房拆迁问题与子女的关系疏远，导致子女对老人的赡养问题不闻不问，这也是导致老人最后选择再就业的原因。同时小儿子的患病是直接导致老人没有必要的生活技能以及没有退休金的根源，也就是因为这个事件，老人无法正常进入职场，缺少社会技能。
以上事例可以得出，人生轨迹对于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老人生命轨迹与子女生命轨迹也会对老年人再就业产生影响，如果子女能够赡养WU老人，那么就不会出现老人四处打零工的情况；最后丈夫的离开是导致WU老人再就业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明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有时候可能比事件本身更为重要，印证了生命历程理论的“生命的时间性”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