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联系的生命”与过渡雇佣
该原理认为人永远生活在亲朋好友构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中，个体之所以能够在特定的群体中，也是通过社会关系维持的，个体的成长和发展也会受到其他人的生命中一些重要的生活事件影响。每个人注定要受到其他人的生命历程中一些重要生活事件的影响。例如一项关于第一代独生子女生命历程研究，通过对400名中国学生的家长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独生子女父母与非独生子女父母在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期望值、关怀程度、对空巢的态度方面有着显著差异。体现了独生子女父母与非独生子女父母这同一代人，由于子女数量的差异而体现的巨大差异，同时，这一结果也与这一代人本身经历的生活事件有关。
下面，我们通过几个关于过渡雇佣的研究来说明“相互联系的生命”与过渡雇佣二者之间的联系。
江维（2013）的研究，将老年人以职业进行分组，分别为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及集体企业、三资民营企业和其他等四组。其中，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占该组的11.1%；国企和集体企业退休的老年人具有再就业意愿占到该组整体的9.1%；三资民营企业退休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占该组的34.6%；其他退休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占该组的10.4%。说明原来的工作单位对老年人再就业有着重要的影响。这自然跟老年人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企集体单位老年人退休金较多，生活有保证，所以再就业的意愿就相对较低。而民营企业的老年人相对退休金较低，同时，民营企业退休的老年人由于退休金等相关因素，因而以后生活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所以会对过渡雇佣更加有兴趣。在婚姻状况方面，分为两组：配偶组、无配偶组，有配偶的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人数占到该组11.2%，而无配偶组的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的占到该组总数的6.6%，可以认为有配偶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显著高于无配偶组。配偶的生命历程对个体来讲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是否有配偶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心理健康水平以及生活方式，同样也影响着老年人过渡雇佣的意愿。印证了生命历程理论在过渡雇佣意愿方面的可行性，但是文章中并未对无配偶组进行具体区分，还需要后续的研究来充实，离异、丧偶或未婚也可能是对老年人过渡雇佣有重要的影响。
在国内类似的研究中，比如对河北省保定市的老年人进行调查，也得出同样的结论。田立法、沈红丽、赵美涵、张婉婉（2014）对天津市城市老年人再就业影响因素的调查表明，老年人退休前从事的职业与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密切相关。以上研究表明，“相互联系的生命”原则对老年人过渡雇佣有着重要的影响。
此外，财政收入对老年人过渡雇佣有着显著的影响，国内外研究者都对这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曾经在2008年对144名50岁以上的退休老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对财政状况预先感知的结果影响过渡雇佣。那些感觉自己财政状况将会不理想的老年人会更倾向于过渡雇佣，用以补偿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而财政状况良好的老年人则过渡雇佣的意愿明显降低。而老年人现有的收入水平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衡量标准。有研究表明，薪酬水平对过渡雇佣的决策有显著影响（Wang，Zhan，& Shultz，2008），薪酬与过渡雇佣呈正相关。Mariappanadar的研究也表明，高收入的老年人群体更加倾向于合同制的再就业手段，而很少考虑临时工或者兼职类工作。这些结果不仅印证了生命历程理论，并且通过对过渡雇佣进行细分，更加丰富了生命历程理论。
在国内关于财政收入与老年人过渡雇佣的关系研究中，弓秀云（2014）的研究发现，北京市老年人中，有退休金的老年人再就业率为20.57%；无养老金老年人的再就业率为31.63%，证明是否有退休金，退休金的多少，可能成为老年人是否参与工作的主要原因。田立法（2014）和江维（2013）的研究也取得了一致的结果，这些都可以说明经济状况确实是影响老年人过渡雇佣的因素之一。
教育背景的不同会导致老年人有不同的生活轨迹，这直接会影响到个人以后的工作以及生活方式。不同学历的人社交网络、工作类型以及薪资水平也会有很大的区别，那么不同学历或者是不同职业的老年人在过渡雇佣方面会有区别么？
研究发现，建筑职业退休的老人更倾向于在退休之后进行一个合同制的工作，而不去选择临时工或者兼职，其他职业的老年人则没有这一明显的分化，这可能是因为建筑职工在工作期间学到了一些在工作之后很重要的技能，能够帮助他在退休后有一个稳定的合同制的工作。
江维（2013）的研究也提供了不同教育背景老年人再就业意愿上的差异，其将教育背景分为三组，分别是小学及以下、初中及高中、大专及以上三类，发现三组人员在再就业意愿在教育程度上有显著差异。
最后要讨论的是子女及其态度问题，中国是一个十分注重家庭关系的国家，子女对老年人自然有着显著的影响，由于子女不希望父母有再就业的压力以及需要照顾孙子孙女等都会影响老年人再就业问题，这也是每个人注定要受到其他人的生命历程中的一些重要的生活事件所影响的典型体现。在这方面西方文化跟我国文化差异较大，相关的研究较少，所以这里简单介绍几个国内实证研究的例子。
从田立法，沈红丽，赵美涵，张婉婉（2014）对天津市老人的研究中，通过列联表和Logistic模型的分析结果均显示，老年人是否再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子女态度的影响。这与万芊（2013）对上海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调查研究结果一致。现在的中国社会家庭结构上面，很多家庭为4+2+1结构，也就是四位老人，两位青年人和一位孩子的结构，这样的结构类型使得老人再对是否进行过渡雇佣的决策上面有着更多地考虑。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老人有照看孩子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老年人过渡雇佣可能会被理解为子女不孝的表现。综合各方面的考虑，老年人再就业会考虑到子女的态度和实际的状况，这也是生命历程理论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特色的一面。
弓秀云（2014）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一个视角来看老年人再就业问题，其对北京老年人再就业情况调查中以子女数量为依据进行分组，得出了子女数量与老年人再就业之间的关系（表4.4）。
表4.4 北京市老年人子女数量与再就业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子女数目的增多，老年人再就业的数量逐渐降低，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子女的增多，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多子女的照顾，经济压力相对较小，不会对再就业有着过多的追求，这与财政状况对老年人再就业影响的研究结论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