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饮食器及其纹饰
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我国进入了青铜时代的初期，这也标志着我国社会步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时期。
目前保存的青铜器，光是铸有铭文的就有上万件，不铸铭文的青铜器，无疑要多得多，这其中又以饮食器为主。食器有鼎、鬲、甗、簋、簠、悒等，酒器有爵、觚、斝、尊、壶、卣、罍等。在这些青铜饮食器类方面，西周和商是有明显继承关系的，但两者又各有其特点，这就是商代青铜器中以酒器的门类最为丰富，西周时代则着重于发展饪食器。
根据墓葬发掘的材料，商代最简单的青铜酒器是以爵、觚、斝合成一组。爵是三足有流的酒杯，觚是容酒器，斝是灌酒器。在这个基础上扩大和发展，又增添了盉、尊、卣、壶、罍等中型、大型的饮器和容酒器。此外，更高级的容酒器还有方彜、兕觥、牺尊等。这些五花八门的青铜酒器的存在，是需要以大量粮食的消耗为前提的。它反映了商代农业生产比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贵族们剥削和榨取到的粮食愈来愈多，因而能够大量地酿造各种酒类。另外，酒器品种和数量繁多的状况表明，商代奴隶主贵族上上下下沉溺于酒的情形确实存在。这些豪华的青铜器中酌享的美酒，都是用奴隶们的劳动和智慧酿制而成的。
周朝人的习惯与殷人不同，周初的酒器大为减少。在取得政权以前，周人也没有大量饮酒的风俗。周武王伐商，历数商纣王的罪状，酗酒便是其中之一。以此作为鉴戒，颁布《酒诰》，严禁周人酗酒。这就是周初青铜酒器大为减少的原因。
青铜酒器的比例大为减少，食器的数量就相应增加。西周青铜食器的主体是鼎、鬲、甗和簋、悒、簠。周代贵族列鼎而食，所谓列鼎是指大小相次成单数排列的盛放各种肉食的鼎。贵族等级愈高，使用的鼎愈多，他们能享受到的肉食类的品种也愈多。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宗周王臣的礼数也与此相仿。西周列鼎制度的存在也得到考古发掘的证实。宝鸡茹家庄
（渔）伯之妾的墓中，发现了五件一组的列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按墓的等级不同，随葬的青铜鼎有七件、五件和三件之别。这种青铜列鼎的陪葬制度，反映的正是西周以来统治阶级各个等级在饮食上的差别。
青铜簋是盛饭食的器物，它的使用和鼎的不同之处是以偶数组合。据记载，天子用八簋，诸侯六簋，大夫四簋，士二簋。传世的青铜簋，也以偶数为多。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墓葬中，随葬的青铜簋有六器、四器和二器之别，与记载的情况相符。这些都是饮食上存在等级差别的明证。
周代减少酒器的铸造，并不是要禁绝饮酒，不过是要有节制而已。西周中晚期的青铜酒器主要是壶和盉，一组青铜饮食器中，通常要配一对方壶或圆壶；盉是调酒的器具，主要是盛水调和酒的浓度。但是，终周之世，青铜酒器的铸造从未达到商代的程度。
西周中期伯定盉
值得注意的是，在周代青铜鼎上，常装饰有一种名为饕餮的纹饰。它是一些被夸张了的或幻想中的动物头部的正面形象。这种纹饰，是宋朝人根据《吕氏春秋》一书而定名为饕餮纹的。《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左传·文公十八年》亦曰：“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谓之饕餮。”这些古代神话传说都说明饕餮是非常贪吃的。周人在青铜饮食器上装饰饕餮纹是有深意的，它主要是告诫人们不可贪于饮食，贪吃必将害己，因此，我们认为，饕餮纹实际上反映了周人提倡饮食节俭的思想。
湖北随州擂鼓墩一号墓出土的战国时期青铜鉴缶
商、西周青铜饮食器上的纹饰内容，绝大多数都与当时人类生活的关系极为密切，有些是人们常吃的动物，如鱼、蛙、龟、羊、牛、鸟等。到了东周，描写现实生活题材的纹饰在青铜饮食器上出现了。藏于四川省博物馆的战国早期出土的宴乐攻战纹壶就是如此，这上面有宴乐、采集、狩猎等场面，形象地展现了当时贵族们的生活情景和饮食状况。
商、周青铜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进程，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部分面貌，是研究商、周饮食的物质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