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娱乐功能
艺术的娱乐功能是指通过艺术欣赏活动，使人获得感官的快乐和精神的享受。
（一）艺术娱乐的两个层面
人们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感官体验获得的生理快感及相关的情感判断属于娱乐的基础层——感官娱乐层，这是符合人本能的，无社会内容的；人们通过理性认知获得的心理享受属于娱乐的高级层——心灵娱乐层，这是符合人灵魂的，有社会内容的。
这两个层面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精神方面的享受是大家公认为不仅含有美的因素，而且含有愉快的因素，幸福正在于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在日常的艺术评论中，往往把感性基础层的快乐称为“娱乐”，把理性高级层的快乐称为“审美”[1]，这里沿用这一说法进行论述。
我们认为，无论是感官层还是心灵层的娱乐，都是人的一种需要。对于心灵层，要注重内容的认知真与道德善。对于感官层，一方面要正视艺术的娱乐功能，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艺术的过度娱乐化倾向。
（二）正视娱乐功能
人有娱乐的本能需求，应当得到满足。无论是在被好莱坞大片的视听吸引眼球和轰震耳朵时，还是在被流行小说情节的离奇曲折震惊时，我们都会获得一种愉快的体验，这是人们喜欢的感受，也是娱乐能够存在的心理基础。同时，这种娱乐需求的满足，能够舒缓日常劳动所带来的紧张情绪，恢复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能量和精力，所以，我们应当正视艺术的娱乐功能。
这一观点，被很多文艺理论家所认同。
中国先秦时期的音乐美学名著《乐记》就明确提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亚里士多德说：“娱乐……可以消除劳苦工作所产生的困倦……人们聚会娱乐时，总是要弄音乐，这是很有道理的，它的确使人心畅神怡。”
贺拉斯说要“寓教于乐”，意思是说要把教育放在娱乐中进行，教育功能虽然重要，但是也要在娱乐的形式中完成，这也恰恰说明了娱乐功能的重要性。
19世纪，英国诗人王尔德等唯美主义者开始“为艺术而艺术”“为美而美”，强调在审美的享乐中体味并领悟纯粹的“美”与“艺术”，明确将“享乐”看作审美目标。
可见，艺术给人们的愉悦感受本来就是人类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娱乐功能是艺术最重要的一个功能，追求愉悦欢快的心情本就是人之天性，视娱乐为洪水猛兽，当不足取。
（三）反对娱乐过度
我们认为，感官体验的快乐需求是正当的，应当得到满足；但是这种满足应当是适量的，有一个度的要求。量少，达不到休闲放松的要求；量多，则有使人沉溺在娱乐里的危险，人也会变得只停留于感官层的震惊而疏于灵魂层的思考。
1.古代的反娱乐过度
从古代开始，我国的思想家就对娱乐过度的危害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认为，艺术包含的情感必须是一种有节制的、有限度的情感。这样的情感符合“礼”的规范，是审美的情感。也正因如此，他才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因为郑声的情感过分强烈，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变得淫了，不符合礼的规范，所以不是审美的情感。孔子的这个审美标准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和”。他强调的重点不在于音调本身的和谐，而在于音乐表现的情感要受到礼的节制，要适度。
《乐记》中也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在西方，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始便有了反娱乐化审美的倾向。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那些一味蛊惑人并让人沉溺于感官享乐的诗将被彻底清除，剩下的应该是滋养人的灵魂以培养高级情感的诗。
2.当代的反娱乐过度
进入当代社会后，我们认为，奠基于经济化与世俗化的艺术娱乐化几乎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应该说艺术的娱乐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至少它承认了大众休闲的权利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大众娱乐的需求，但毋庸置疑的是，艺术的娱乐化也令人忧虑。
（1）广度：全面娱乐消解了严肃艺术的存在价值
当代的艺术娱乐化不是文化的局部状态，而是一种正在全面开花的趋势，即它正在把所有的艺术活动娱乐化。在今天，不仅各电视台的搞笑节目和搞笑节目主持人日益中心化，就连有某种严肃意味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向搞笑方向发展，尤其在互联网内容领域，更是讲究以娱乐博流量的运营策略。艺术固然要讲究寓教于乐，但现在似乎没有了“乐”，就无法“教”，一切都在讲究娱乐化的传播方式，大众文化讲究娱乐化叙事，就连高雅文化也讲究娱乐化的传播方式，甚至在新闻、纪录片等纪实类节目领域，也开始受“娱乐化”影响而一改以往严肃的叙事方式。
（2）深度：感性娱乐阻碍了理性认知和实践意志
真正深刻的艺术，不应该只停留在对艺术表象层的情感判断，而应该引导欣赏者进入理性层进行深度思考。或通过笑来否定假恶丑的事物，推动人们产生纠正、消除不合理现象的实践意志，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去克服丑、创造美；或通过哭来宣泄内心的哀怜与同情，从而确证真、善、美的存在，以产生追求至善至美的实践意志。但实际上，无论是搞笑逗乐的喜剧，还是催人泪下的悲剧，都被停留在表象层的满足，而稀释了内在的理性光辉。
大量的搞笑娱乐既没有严肃的人生关切，也没有发人深思的反讽，除了油滑与痞气，就是对一切神圣与质朴的东西肆无忌惮地开涮。所谓的“喜剧”只是一种“伪喜剧”，所谓的“笑”也不过是一种“纸糊的笑”。春节联欢晚会的某个小品节目就是典型的代表，把“苏格兰情调”说成“苏格兰调情”，把“艺术细胞”说成“艺术细菌”，把“报答”说成“报销”……此类通过口误的方式引发的喜剧性效果，只能在文化的表象层“挠挠痒痒”；至于在理性认知和实践意志上对人类的精神能产生何等影响，已经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了。
同样，诸多让人“感怀动情”的作品也无深刻理性可言。大量的流行音乐、滥情小说、苦情电视剧……这些文化工业产品不断复制着流俗的悲欢离合，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经验性共鸣。但是，这些艺术文本的叙事重表象层的描述而轻理性层的反思，强化流俗的经验却又绝不会改变这些经验，因此它们很难震撼人的灵魂。所谓“感动得快，遗忘得也快”，这就是当代社会中艺术伪深刻性的显著症状。
（3）西方学者的反娱乐论
当代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分析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剧。”“……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变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物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这些论述相当具有警醒意义。
▲波兹曼，《娱乐至死》
波兹曼所著的《娱乐至死》的封面上有这样一幅画：画面上一个四口之家坐在一起看电视，他们的服装、姿势以及整体的观看氛围是我们最常见的当代娱乐场景，在此场景中，家庭成员们其乐融融但没有头脑。事实上，无思的审美娱乐已是当代大众的日常生活。在波兹曼看来，“当代文化的娱乐化是一种致死的疾病，它导致文化思性的消失”。没有思性的文化是没有大脑的文化，也是不能为人类生存奠基的文化。
总之，艺术的娱乐化加剧了文化的非思化，因此，对它保持一种反思与批判的态度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在放松肉体的同时也必将放逐我们无处安放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