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理论有助于我们思考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事实上，形式与内容的涵盖范围都大于语言学里的“能指”和“所指”。
（一）能指与所指的定义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索绪尔将符号分成能指和所指两个互不从属的部分，“能指”指的是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所指”则是它所表达的概念。索绪尔把它们比作一张纸，思想是纸的正面，声音是纸的反面，它们永远处在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中。这是语言符号两个最为重要的特征。索绪尔说：“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
（二）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1.一体性
能指和所指本为一体，只是从内在意义和外在符号两个角度看待所得的不同结果而已。一方面，内在所指的内容必须通过外在能指的符号形式得以传达；另一方面，能指的符号形式也必然要承载相应的所指内容。从这一点上来看，能指即所指，形式即内容。
比如，诗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从其外在能指层面来看，这诗句的语音感性形态或者说文字的视觉存在便是其能指符号；从其内在所指层面来看，便是黄鹂白鹭、翠柳青天的存在自身。离开了诗句的语音感性形式，那黄鹂白鹭的存在自身也就无所存在；而若没有这黄鹂白鹭的存在自身，那么这诗句的语音感性形式也就变成了毫无价值的声音音响。
2.任意性
能指与所指之间具有任意性的关系。
（1）同一能指下的多重所指
同一个能指可以表达不同的所指。
比如，“长城”这个能指，可以指古代中国在不同时期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联盟侵袭而修筑的大规模军事工程，也可以指中华民族坚毅不屈的精神。由此来看，正因为哈姆雷特的形象作为一个固定的能指，因民族、时代、欣赏环境、欣赏者主体等外在因素的不同而会产生不同的所指意义，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情况了。
我们看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在这首诗里，能指“山东”一词，我们很多人会将之理解为齐鲁大地，但是王维当时的所指却不是这个意思，王维家居蒲州（今山西永济），在华山之东，写这首诗的时候，王维正好在长安谋取功名，所以王维说“忆山东兄弟”里的“山东”是指华山之东，而非太行山之东。所以，我们对于同一个能指会有不同所指的理解，有时候也源于我们自己知识结构和历史背景的差异。
再举个例子，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表面上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为了维护民主共和，让位与袁，但袁世凯夺取权力后便开始镇压革命。于是便有一幅漫画流传开来，画面中，一只猿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手握长柄大刀，上面赫然写着“刀大杀人多”。这幅画的浅层意思便是一只猿猴持刀立于天安门上，但此画显然并不只停留于表面能指对所指的直接传达，而是通过字音联想——猿和袁——来揭露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登上权力顶峰的丑恶嘴脸。
（2）同一所指上的多重能指
同一个所指可以由不同的能指来表达。
比如，一个杯子的外在符号表达：文字“杯子”，读音“bēi zi”，英语“cup”，一个杯子的图画等，都可以表示。只是这种能指的符号由创作者选择，而所指的意义则由欣赏者任意理解。
从艺术表现上来看，同一个艺术内容可以由不同的艺术媒介来展示，比如，听闻丈夫战死沙场之后的悲痛心情，我们可以用诗词这种语言文字媒介来表现，可以用一幅凄惨的美术画面来展示，也可以用二胡曲《江河水》里的那些下行旋律来表达，它们的内在所指层面都是一样的，只是外在的能指展示层不同。也正是如此，在影视艺术中，音画合一的美学效果才能产生，给观众产生极大的审美震撼。
3.惯用性
能指和所指之间虽然具有任意性的关系，但也要有一定的惯用性，并不是任何能指和任何所指都能结合成为符号。比如，奥运会五环旗的能指与玫瑰花象征爱情的所指就不相干。再比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是能指的符号，“禁止通行”或“允许通行”的含义是所指的意义；而在家里用作照明的灯则不具备符号指代意义。
▲漫画：《刀大杀人多》
4.贴切性
同一个所指虽然可以用诸多的能指来表现，但是在艺术创作中，通常只能选择其中之一，这也往往导致了艺术家总是不满意自己的作品，总是想着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究竟是“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究竟是“春风又吹江南岸”还是“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些能指的选择，无非都是为了选择其与所指的最佳契合点。因此，也就无怪乎贾岛感慨“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曹雪芹悲诉“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了。由此可见，能指和所指的相互贴切性也很重要。
5.深度所指
能指和所指除了表现为浅层次的直接对应的表面意义之外，还表现为一种更深层次上的深度内在意义，往往产生了话里有话的多重意思。比如，“玫瑰”这个符号究竟是指“作为植物的玫瑰花”，还是指“爱情”？其浅层所指是玫瑰花，深层所指是爱情。浅层所指是空洞无物的，深层所指却是充满意味的，而使之充满意味的深层所指，也就是索绪尔、巴尔特等人所说的“意指”。
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对《巴黎竞赛画报》封面的分析，可以视为这种深层所指的经典案例。巴尔特在理发店里看到一本《巴黎竞赛画报》，其封面上有一个身着法国军服的黑人青年正在致军礼，这个黑人青年眼睛向上，正在凝视着飘扬的三色旗。巴尔特分析说，黑人军官在凝视法国国旗并敬礼，这就是画面的全部意义。但是，巴尔特从画面上又清楚地看到了另外一些潜在的东西：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它的国民不受种族歧视，忠实地在它的旗帜下效力。这个黑人在为所谓他的压迫者服务时表现出来的热忱，再好不过地回答了那些诋毁所谓的殖民主义的人。巴尔特认为，这才是画面的意指，一种以原来符号为能指的所指。
▲《巴黎竞赛画报》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