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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民族性的来源
艺术的民族性来自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又来自民族生活的特殊性。别林斯基说:“既然艺术,就其内容而言,是民族的历史生活的表现,那么这种生活对艺术自必有巨大的影响,它之于艺术有如燃油之于灯中的火,或者,更进一步,有如土壤之于它所培养的植物。”
古希腊是一个从事航海商业的奴隶制社会,向外开拓,敢与自然、命运斗争是古希腊人的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古希腊艺术中便有了人与自然不懈斗争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拉奥孔》等。尤其在《俄狄浦斯王》中,神谕已经昭示了拉伊俄斯与其子俄狄浦斯的命运,按理说神安排的命运是最大的,无法改变的,但是人类为什么还要不断去改变、反抗呢?这一悲剧的表面主题是在说命运无法改变,但深层主题却蕴含了古希腊人不服从命运安排、勇于斗争的精神。
古埃及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制社会,植物的生死枯荣影响了古埃及人的精神,他们认为人也是生而死、死而生的。植物的生死是由人掌握的,人的生死是由神掌握的,因而对掌管“阴司”的神奥西利斯崇敬膜拜。于是产生了以巨大的神庙、金字塔为代表的古埃及艺术。
别林斯基对埃及人与希腊人的精神及艺术做过比较:“埃及的斯芬克斯(狮身人面怪兽)比人高明:它向人提出狡猾的谜语,人不会猜,他就把人吃掉。但是,希腊人俄狄浦斯却识破秘密答出了谜语,野兽投海溺死了,人才开始行使权力——而希腊的众神并不是别的,正是理想的人的形象,人的神化。”
总之,艺术民族性的存在是必然的,不同的民族,其社会生活必然有其特殊性,这必然造成民族精神的差别性,而民族精神的差别性就必然造成民族艺术的多元性。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差异性是长期存在的,因而,各民族思想感情的差异性和欣赏习惯的差异性将长期存在,这就决定了艺术民族性的长期存在。西方某些大国从其全球策略出发,在鼓吹经济一体化的同时,鼓吹全球文化一体化,企图用一种文化取代世界各民族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这既是对艺术发展基本规律的无知,又有其险恶的政治用心。毛泽东指出:“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由此可见,民族艺术的多元存在,是长期的、必然的,这也是艺术发展的一条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