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艺术与哲学
哲学关乎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认识论，这是人生终极的问题之所在。这些内在的理性思考，会外化在人们的符号化行为上，艺术便是这些符号化行为的最高级代表。艺术作为感性认识的最高级形式，哲学作为理性认识的最高级形式，二者是互为因果的表里关系。哲学深刻影响着艺术，艺术也同样深刻反映并影响着哲学。
（一）哲学对艺术的影响
1.哲学影响艺术的风格[1]
作为人类理性认识的最高形式，哲学无时无刻不对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当然也包括对艺术的影响。可以说，有一定的哲学基础就有相对应的艺术流派或艺术作品，每一位艺术家的艺术作品，都多多少少地蕴含着艺术家的哲学思想。蕴含的哲学思想的不同，也就造成了作品内容、形式、风格的不同。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儒释道三家思想影响最甚，它们对中国古典艺术的影响也是至深至远的。以唐诗为例，虽然同为唐朝诗人，李白、杜甫、王维三人的风格迥异，李白清真浪漫、杜甫沉郁顿挫、王维意境深幽，这同三人的哲学观有着莫大的关系。
（1）儒家思想与杜甫的沉郁顿挫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思想，因此其作品有着强烈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色彩。这与杜甫的生活背景有关，杜甫身处大唐由盛转衰的阶段，经历了坎坷的人生道路，被卷入过纷繁的战乱漩涡，又长期流落下层，颠沛流离，因而能够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土壤，贴近人民，为人民大声呼吁，他也因此才有如此崇高而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宁苦身以利人的忧国忧民思想。
这种儒家思想在其作品中的体现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志存高远，热爱生活。杜甫志存高远，既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也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慨叹。他对于生活、对于人民、对于祖国的大好河山充满了真情。“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的五律精工凝练，气象宏放，这首《望岳》不仅高度概括了泰山象征造化伟力和代谢变化的壮美景色，而且表现了把大自然的浩气都纳入胸怀的豪情，在观望名山的兴会中，寄托了登上事业顶峰的雄心壮志以及前程万里的乐观和信心，对名山大川的内在感情溢于言表。
第二，反对战乱，批评腐败。杜甫忧国忧民的儒家意识，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体现为一种强烈的社会批判思想。朝廷的腐败与民众的困苦之鲜明对比使得杜甫在批判揭露丑恶的同时，也不断表达着平定动乱、中兴国家的愿望。《悲陈陶》中说“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悲青坂》中说“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一种深沉的情感里充满了对战争屠戮、尸横遍野惨相的慨喟。《兵车行》中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些无不表达了对战乱和腐败的抨击。
第三，体察下层，忧国忧民。杜甫也兼具博大的同情怜悯之心，对于民众生活疾苦不仅能够观察入微，甚至因为自己的颠沛流离而感同身受，这种深沉的感受是其忧国忧民的重要原因。《又呈吴郎》便是同情普通百姓的作品：“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本诗由自己生活中具体的一个贫穷的邻居转而想到了天下贫苦百姓，由小及大，由此及彼，当可窥出杜甫之仁心。
然而，杜甫并不只停留在普通的同情阶段，他甚至幻想着为解救百姓的苦难甘愿作出自我牺牲。《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便是这种至高理想境界的代表之作：“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此番博大胸怀、深广关爱，的确是感人至深的。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杜甫内在的一种儒家忧国忧民的入世思想，才形成了杜诗沉郁顿挫的总体风格。
（2）道家思想与李白的清真浪漫
李白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受道家思想影响较多，因此，其性格上崇尚自由，富有洒脱不羁的气质、自由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的情感；创作上贵在想象，富有主观的色彩、浪漫的情怀、豪迈的气概。其作品具有无限的时空概念，感情之兴发宛如天际狂飙奔涌而出，意象奇特虽变化万端却又衔接无间等特点。
第一，崇尚自由，权财不能欺之。李白一生不以功名显露，却高自期许，以布衣之身而藐视权贵，肆无忌惮地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制度，批判腐败的政治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推进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从平交王侯到轻蔑权贵再到揭示权贵，李白的自由主义个性也经历了一个境界的提升。《流夜郎赠辛判官》中说：“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玉壶吟》中说：“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这些都是李白对平等交往王侯贵族的要求，李白还轻蔑权贵，如《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中的“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如此大胆，更引得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赞叹其“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的这种崇尚自由的精神经过其对高层权力集团的不断深入了解，最后发展到了揭露权贵，并摆脱权贵而终至灵台清明的境界。《古风·其十五》中说“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其三十九》中说“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而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发出了最响亮的呼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种对身外之物的轻视不仅体现在轻权，也体现在轻财上，如《将进酒》中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和“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更是表现了“钱财功名身外物，莫如人生一场醉”的豪放行乐姿态。
第二，尽显自然景物的自由之美。李白受道家思想之影响还体现在他对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感受力。他善于把个体融入自然景物，使笔下的山水丘壑无不具有理想化的色彩。山水是人格外化了的山水，生命是山水内化了的生命。
一方面是在气势磅礴的高山大川中凸显奔放热烈的生命之美。如《将进酒》中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中的“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的“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梦游天姥吟留别》里的“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横江词》中的“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这些气势磅礴之词乃是着意于用胸中之豪气赋予山水以崇高的美感，同时赋予山川以人生理想之映射，与其说是山川气势，莫如说是胸臆之豪迈奔腾。
另一方面是在清明秀丽的自然意境中表现纤尘不染的天真情怀。如《月下独酌》中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山中与幽人对酌》中的“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中的“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寻阳送弟昌峒鄙阳司马作》中的“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中的“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金陵城西楼月下吟》中的“金陵夜寂凉风发，独上高楼望吴越。白云映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仙风道骨的神游境界，自然清新的飘逸之感，是李白描写自然作品的另一种自由形态。
综上所述，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风格，在对自然的神合、对社会的超越之层面上都体现了道家思想对他的影响。
（3）禅宗思想与王维的意境深幽
王维早期诗歌也有建功立业的壮志和对权贵的蔑视，但与李白的道化自我不同，王维由痛苦转为消极，在逃避现实中选择了在山水和佛门中寻求精神解脱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经历，虽使王维失去了早年那种意气风发的少年精神，却也使他能够在生活中追求空静绝俗的意境美，仍然体现了其渴望保持自由高洁的人格理想。因此，纵观王维最负盛名的山水田园诗，禅宗的寂照之境和性空之说对其观照自然的方式明显有深刻的影响。因此，其作品中充满了空灵的意境之美。
看《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中雨后新鲜的空气、石上清泉潺潺的水声、明月照耀下松林的剪影，构图不仅可以入画，而且表现出画所不及的意趣，宛如一首恬静优美的抒情乐曲。
再看《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夕辉的暖色与青苔的冷色形成色调互补，林中的静谧与山中的人语形成动静对比，使有限的画面延伸到画外无限的空间，从而以深林中夕阳返照的一角显示出山中的空静意境。
最后看《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如此夜深人静，月光下的春山化为一片虚空，时而从山涧中传来的几声鸟鸣，更衬出春夜的静谧和温馨。
苏轼曾在《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里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种境界一来源自王维精文学、通绘画、晓音律的精湛修养，二来也离不开其参禅的生活方式和静心的思考方式。
2.哲学影响艺术的思想深度
艺术不是哲学，但艺术离不开哲学。区分艺术的肤浅与深刻，就在于艺术内容是否触及宇宙的生命、人生的灵魂、思想的自由。“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是形而上学的终极展示，“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是人间价值的终极关怀，“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是灵魂本体的自由状态……艺术必须以感性的外在样态来传达这些深层的哲学思想。
萨特的《恶心》为什么有深度？它不是在讲一个故事，它是用讲故事的方式说出了一个道理、一种思想。萨特在书中设定主人公罗根丁得了一种病症，并指出这种病症是每个人都可能得的，因此罗根丁有时处在不适状态中而犯“恶心”。罗根丁在搏斗，他企图摆脱自己的真实存在，用过去的一个或某些艺术品，甚至一段爵士音乐来认同，去达到某种自由。这就是萨特在此书中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存在与自由”。这部小说一反传统，人物哲理化，情节内心化，正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为其提供了深度，使之成为现代派文学的精品。
（二）艺术对哲学的影响
1.艺术传播哲学思想
所有的哲学思想都要通过语言符号来传达，即“意”要通过“言”来展示。人类在相互进行“言”的符号交流时，自然也就把“意”表达、传递了出来。由此，艺术符号的多番传递，会负载、强化相关的哲学思想。
《道德经》“言至道无如五千文”，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其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对中国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黑格尔更是将其誉为“东方古代世界的代表”。
2.艺术孕育哲学思想
艺术不是哲学印记被动的承受物，它既是哲学的外化表现，又是哲学精神的发酵剂和催化剂。曹操、曹丕、曹植、孔融、王粲、刘祯等人都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他们面对军阀混战、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既敢于正视现实，又怀有“拯物济世”的宏愿。因此，尽管这些作家各有各的风格，如曹操的苍凉悲壮、曹丕的通脱清丽、曹植的豪迈忧愤、孔融的豪气直上、王粲的深沉秀丽、刘祯的贞骨凌霜，但他们却都集成和发扬了汉乐府缘事而发、为时而作的文学精神，《文心雕龙》在《明诗》和《时序》篇分别概括为“梗概而多气”和“志深而笔长”的特点。这古今盛赞的“建安风骨”文学作品，对魏晋时期所弥漫的宇宙苍茫、人生悲慨的哲学精神无疑具有孕育和催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