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朝的正规军队分两部分，八旗兵和绿营兵，称为“经制兵”。其中，八旗兵是清廷创业的本钱，包括满族八旗、蒙古八旗以及汉军八旗，实际上有二十四旗。绿营兵，是清兵入关后改编和新招的汉人部队，主体是明军。因为用的是绿旗，所以叫绿营。
八旗兵曾经也是一支虎狼之师。顺治元年（1644年），踏平山海关，入主中原，相继征服了地方上的农民反抗势力和偏安一隅的南明政权，“又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师十数，皆用旗营，以亲王贝勒或满大臣督军”。[3]虽此话有些绝对，但较早时期的八旗确实是一支善战敢战的军队。如雍正九年（1731年），在和通泊战役中清军惨败，但是四千老满洲八旗兵仍能死战不退，直到弹尽粮绝、人困马乏，才被数倍于己的准噶尔骑兵冲散。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黑水营战役中，清军八旗健锐营八百勇士突破上万敌军的重围，浮水撤回大营。
然而，八旗兵有一个先天的弱点——兵员太少。
八旗兵力历来被视为机密，精确数字难以掌握。咸丰元年，曾国藩在《议汰兵疏》中提到八旗兵员约为二十五万人。魏源在《圣武记》里则说约为二十万人，现在一般采用这个数字。
二三十万人的兵力，一半稍强，用于戍卫京师，一半稍弱，驻扎在各省及边疆重点城市，由将军、都统等管理，不受地方督抚节制，直接听命于皇帝，可以看作是垂直管理的中央军。他们平时驻屯于满城，作为征服者的象征性存在，主要功能是监视绿营和当地群众，防止造反。以湖广总督辖区（主要管辖湖南、湖北）举例，八旗只在武昌设荆州将军，驻扎五千七百兵力。
平定三番叛乱时，八旗军疲态尽显。至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义主要靠的是绿营，以及少部分的乡勇。至道光、咸丰年间，镇压太平军主要靠的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势力，八旗和绿营都已经指望不上。
相对于兵员太少这一先天弱点，后天的弱点则更为致命——腐化堕落。
清军入关后尚未占领全中国，八旗兵堕落的苗头已经显现。顺治十六年，清军与郑成功争夺南京，八旗兵不敢一战，以绿营击溃郑军于仪凤门、钟阜门外。事实上，统治者视八旗兵为命根子，对绿营冲锋、八旗后进的现象，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清政府对旗人实行“包养”政策，规定旗人只能参军、做官，不得从工、从农、从商。旗人生来就由财政供养，成年后还“包分配”。另外，中原文化生活肯定比满洲关外要丰富得多，所以旗人乱花迷眼，养尊处优，好逸恶劳的风气愈演愈烈。男丁打茶围、喝花酒、听戏、赌博、斗鸡、斗蛐蛐、放风筝、泡茶馆，花样百出，玩物丧志。
游戏之风弥漫，最直接的后果是武功废弛。(https://www.daowen.com)
乾隆十二年，为镇压云南土司叛乱，专门从八旗军中遴选一千名精锐中的精锐，苦练架梯蹬楼技艺。战事结束后，转设健锐营，驻扎香山脚下，相当于现在的特种兵。但到了嘉庆时期，健锐营已经“不习劳苦，不受约束，征剿多不得力。距达州七十里之地，行二日方至”。[4]就连最擅长的蹬楼训练，也变成了从容蹬楼，不比今天的攀岩游戏激烈。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嘉庆帝说起当年陪同父皇观看士兵操演时的经历，士兵射箭虚发、骑马堕地，怎一个“垮”字了得：
朕于甲辰年随驾南巡至杭，营武骑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当时以为笑谈，此数年来果能精练乎？[5]
旗人不思技艺，官方不得不降低武举考试的标准，骑射不行，就改步射，箭靶太远，就把目标拉近。即使如此，仍然有许多八旗子弟因臂力不够，乱射一通，几近伤人，或者干脆报称“近视”而弃考。光绪朝时，怡亲王溥静觉得每日佩戴重刀实在累赘，所以经他发明改造，刀鞘里没有刀只有刀把儿，挂在身上大感轻便。[6]由此可见，八旗尚武精神已荡然无存。
军纪之散漫，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爱新觉罗·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记载，京城有的守卫禁军，“每夏日当值宿者，长衫羽扇，喧哗嬉笑”，圆明园各门前侍卫“乃竟日裸体酣卧宫门之外”，遇有大臣训斥，侍卫却满不在乎。嘉庆八年闰二月，皇帝在顺贞门外遇刺，百余人的侍卫部队，只有定亲王绵恩等几人上前护驾，其余均不知所措，呆若木鸡！道光朝大臣黄爵滋在奏章中描述了八旗兵旷工闲游的场景：
近见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起名色，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领替，点缀了事。[7]
平时吊儿郎当，战时必然畏战退缩。平定三藩叛乱时，大将军勒尔锦奉命讨伐，驻兵荆州，划江为界，逡巡不前。其贝勒尚善、察尼等奉命进攻岳州，动辄以战船不备、风向不对来推诿，闻听退军，则三军欢声如雷。堵截太平军时，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消极避战，太平军围长沙，他躲在湘潭，太平军攻武昌，他逗留湖南。
更有甚者，到处寻衅滋事，异变为社会“毒瘤”。清人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了太原满城的情形，八旗兵不仅殴打守夜的更役，甚至不把县令放在眼里，老百姓把满城称为梁山泊，意思是和土匪窝差不多。其中一段是这样说的：
居民指满城为梁山泊，而地方官莫敢谁何。九月初，满兵数人深夜闯走大街栅栏，守栅更役不肯开放，兵用砖石将其殴伤。次日，阳曲县令李廷扬与理事通判麟耀会审，后者偏袒满兵，而以差役为非，且予以杖责，慰满营心。县令不能平，未敢争也。从此满兵益无顾忌。九月十八日，李县令查夜，只带小仆一名，便服微行。突有满兵数人跃出，将李令拳殴。李大呼曰：“我乃阳曲县也！”满兵佯为不闻，揪推不释，反大言曰：“此二人欲入店强奸！”将以挟制。署中闻信趋救，李始脱归。次日，城守尉调停，并未责惩。李令深知满营骄悍，不敢追究。
张集馨发感慨说：“纵肆如此，祸不远矣！”[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