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曾国藩和湘军来说，当务之急是解决几个关键问题。
一是“选什么人”的问题。
或许是出于知识分子的本能，他确立了“选士人、领山农”的原则。选士人，看中的是他们的先进性；选山农，看中的是他们的纯洁性。
曾国藩把对太平军的作战看作是卫道战争，读书人经过多年的儒家思想教育，具有抵抗太平军思想诱导的“疫苗”，往往能够义愤填膺，执干戈，冒矢石，抱着“杀身成仁”的觉悟投身沙场。纵观整场战事，湘军将领在作战时很少变节投降者，而另一方的太平军，投降的将领有韦俊、程学启、苗沛霖、李昭寿、郜永宽等，有的还在两军之间降来降去。
据统计，湘军将领几乎全是儒生，有学历者占多半，其中翰林24名、进士24名、举人33名、秀才23名、文童贡生等30余名。[24]湘军以书生为将的选将制度，打破了清朝文武殊途的用将模式，开启了近代书生从军的先河。
戚继光坚持“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因为这些人不但不能作战，反而关键时刻望风而逃，瓦解军心。一粒老鼠屎，搅坏一锅汤，这种人要坚决剔除。“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怎么判断呢？“黑大壮粗，能耐辛苦，手面皮肉坚实，有土作之色”。[25]
曾国藩对戚继光的观点双手赞成。他认为，山乡之民多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所以，他要严把“入口关”，招募湘勇时最喜用山乡之卒，而不喜用城市近水之人，油头滑面者、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另外，他坚持全用新勇，不收绿营一兵一卒，因为绿营腐败习气已经深入膏肓、牢不可破，他甚至说绿营“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26]
二是“如何增强凝聚力”的问题。
曾国藩对绿营最有意见：
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27]
他想要的建军效果是：
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一二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28]
一群从未带过兵的书生，带领一群从未当过兵的农夫，怎么组织起来？为此，曾国藩从业缘、地缘、亲缘三个角度着力，在湘军中编织了一张组织关系网。
——靠业缘，通过将领自募、兵为将有，增强将与兵的联结。
曾国藩打破原有招兵、练兵、调兵互相制衡的机制，确立了由将领自招的募兵体系：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兵勇由什长挑选。如此一来，兵勇会感激营官挑选提拔之恩。他将这种选人方法比作树木，“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29]，从而改变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局面。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指出，戚继光的建军方案实行“连坐法”，一队和一哨的官兵要互相保证在作战中勇往直前，不得推却，一人退却则一人被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被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被斩首。[30]曾国藩将这套做法照搬过来，从组织上、纪律上为“诸将一心、万众一心”打下了基础。(https://www.daowen.com)
咸丰三年，曾国藩命邹汉章回乡募勇，只发给他营制一张，经费二百万两，其他概不过问。与之不同的是，咸丰四年，褚汝航、夏銮两营则由他人招募，再交由褚、夏管带，营内方言不通，经常与兄弟部队打架斗殴。这就更加坚定了曾国藩之前的想法。
——靠地缘，通过原籍招募、取保具结，增强兵与兵的联结。
曾国藩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所以主张原籍招募，以乡亲邻里关系组建成军，利用封建地域观念维系团结，增强军队的向心力、凝聚力。同时，军队出省作战，对地方、人情都不熟悉，对气候、饮食都不适应，困难较多，如果同乡聚集，容易鼓舞士气。江忠源为新宁人，故其直属部队多为新宁人。李元度所募多为平江勇，李鸿章所募多为合肥人。最极端的是曾国荃，“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人”[31]。
湘军不管打到哪里，都宁可回乡招募，很少在当地招兵。据统计，仅湘乡一县，先后参加湘军的就有20多万人。曾国藩开始募勇时，兵员跳槽的问题比较常见，他向左宗棠抱怨：“朝秦夕楚，轻去其主，辛苦教练，甫觉可用，转瞬已失去其所在矣。或在此勇当散勇，则贪易一营以充什长；甫得什长，又思易一营以定哨长。”[32]为此，他不得不参照绿营的做法，借兵呆板之风，稍变勇浮动之习，要求募兵必须取保具结，即把湘勇的父母、兄弟、妻子、邻居的姓名和手印等，备案备查。实际上，这是把民间的“保甲法”移用到募兵制度上，它像一根无形的绳索，紧紧捆住湘勇的手脚，使他们不敢临阵脱逃或犯上作乱。
——靠亲缘，通过师生同袍、兄弟同行，增强将与将的联结。
湘军中，师生、姻亲、兄弟等私人关系构成维系军队的重要一环。曾国藩幕府茂盛，大量才俊投奔于此，他耳提面命、尽心教育，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湘军大将罗泽南教书多年，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等都是他的学生，曾国华、曾国荃也曾受教于他。
湘军将领“先是以友朋、继之以婚姻”，通过互结姻亲，彼此瓜连藤绕，加强情感利益联结。比如，曾国藩与罗泽南、郭嵩焘、李续宜、刘蓉等均为姻亲。
兄弟上战场的例子也有很多。曾国藩说：“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33]其家族内，除曾国潢在家主持家务外，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都奔赴战场。江氏一门则有江忠源、江忠济、江忠义、江忠浚、江忠朝等从军，此亡彼继。另外，李续宾、李续宜、李续焘，王錱、王开化、王开来、王开琳，李瀚章、李鸿章、李鹤章、李昭庆等，都是兄弟齐上阵。
三是“如何改革编制”的问题。
绿营编制分为标、协、营、汛四种。标兵相当于现在的野战军，协、营、汛相当于现在的守备部队，故又称“差防兵”。不论是“标兵”还是“差防兵”，兵员定制不一。比如，兖州镇驻扎德州、泰安、高唐、梁上等10个营，每个营人数均不相等，多的700多人，少的还不到200人。这就导致平时军队难以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战时统帅对所统兵员心中无数，难以合理地调配使用。
曾国藩在编练湘军时，一律以“营”为基本定编单位，营下设“哨”，哨下设“队”。每营500人，固定不变；兵员增加，营的数目也增加。这样的编制，更加清晰，平时有利于训练，战时有利于调遣。
前文已经介绍了绿营兵兼充百役，任务繁杂，主业不够突出。其时，绿营军中没有专门的后勤部队，打仗时由地方征集民夫，或者由军队直接到处拉差抓夫，惹得民怨沸腾，严重影响军民关系。
曾国藩为了让正勇得到足够的休息，突出军队主战能力，同时也为了缩小对立面，争取民众支持，专门设立“长夫之制”。每营配长夫180名，足以承担搬运军需物资的任务，行军作战时也不必抓差拉夫。主战部队平时可以集中精力训练，战时一心一意投入作战而消除后顾之忧。“长夫之制”实际上是近代军队中辎重兵和工兵的雏形。
绿营分散居住，不利于军队应急调动，也不利于日常管理。所以，曾国藩设立“帐篷之制”，规定每营共用夹帐18架、单帐80架。此后，湘军行军作战、驻扎，士兵可以自支帐篷，自择营地，自设营房，而不用占住民房。这既便于士兵的训练和管理，又便于迅速集结和调动部队。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大概自曾国藩开始。
任何时候，机构改革成功的关键都不外乎“与时俱进、结合实际”八个字。湘军编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随着湘军队伍壮大，营数变多，有的统领已经管带20多个营，行动不够灵活。所以，在统帅、统领、营官、哨官四级的基础上，新设分统一级，变为统帅、统领、分统、营官、哨官五级。这一提议始于胡林翼，在曾国藩营中最先实践，其他湘军部队相继推行。李续宜部下成大吉、毛有铭，曾国荃部下彭毓橘、刘连捷，张运兰部下刘松山、易开俊等，都经分统岗位的历练，陆续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大将。
团练是当时皆有的，非曾国藩所独创，但唯他成了大事，原因在于组织和训练。有论者指出，曾国藩前后用了几年的时间，对绿营、八旗、团练、官勇以及历代兵制都做过精心研究，对太平军也有所了解，他取长补短，根据当时的各种条件进行了军制改革，从而把官勇由辅助性的武装力量变成为独立的、自成体系的新式军队。这正是曾国藩比江忠源、胡林翼诸人高明的地方，他之所以成为湘淮军集团的领袖并不是偶然的。[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