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到曾纪泽时代，湘军的概念已然淡薄，但作为曾国藩的长子（实为次子，长子曾纪第两岁时夭折），他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曾国藩并不主张曾纪泽为科举而耽误光阴，纪泽两次科举不中，索性放弃此途，投身经世学问。这一点恰恰成了他的优势。英国《泰晤士报》评价他，出国担任公使前“从未受官，惟于其父总督两江任内帮理庶务，后丁忧三年，今始起复。既未出任，可无官场气习前来英国也”。未沾染封建官僚习气，有利于他接受西方思想观念，以及与外国人打交道。
近水楼台先得月。曾纪泽利用其父创造的有利条件，开始留心西学，热衷于研究西方的科学技术与风土人情，他在总督府珍藏着千里镜、显微镜等西洋器物，与吴汝纶、薛福成、容闳等过从甚密，容闳还把自己的照相机借给曾纪泽用。同时，曾纪泽还与戈登、玛格特等人保持了友好关系，经常向他们请教学习。出使前，他就前辈写作的《使西纪程》《东行日记》《公法便览》《出使章程》等更是翻了又翻，早已烂熟于心。
曾国藩评价曾纪泽“记性不好，悟性较佳”，要求他扬长避短，刻苦提升自己。曾纪泽以极大的毅力和付出，从32岁开始学习英语，虽然水平不高，但为办理外交事务提供了方便。曾国藩告诫他，男儿自立须有倔强之气，为人处事要堂堂正正。曾纪泽耳濡目染，得到家父读书明理、习劳耐苦的真传，养成了稳重老练、意志坚强、不畏强暴的性格特点，这对外交工作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品质。李恩涵在《外交家曾纪泽》中说：
他忠诚谨慎，是得自于家教；他谋略优长，能言善辩，临危不乱，勇于任事，在他使欧八年的长时期中，也历有表现；他坚忍不挠、不向暴力低头的“挺经”精神，谦恭待人恂恂儒者的处世态度，更出自他父亲的真传。[38]
曾纪泽近距离观察学习其父办理外交事务的方法和原则，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外交实践中。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的过程，对曾纪泽触动最深。该教案多年之后，慈禧在曾纪泽面前评价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曾纪泽对乃父之遭遇本就不平，所以对慈禧说了这样一段话：
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慈禧听后说：
曾国藩真乃公忠体国之人。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吏，总是瞻徇的多。[39]
瞻徇意为徇顾私情，此处指在国家大难面前明哲保身，不敢担当。
曾纪泽继承了曾国藩的担当精神，身怀强烈的国家主权意识。他对鸦片战争以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抱有极大愤怒，指出这些有损国家主权的不平等条约，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继续同意让它存在的，故极力主张限制和取消。他还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其于税饷之改，皆由主人自定，强烈呼吁收回关税自主权。
难能可贵的是，他认为对西方列强不应抱有天真的幻想，提出“邦交不可以常恃”的观点，即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不要把所谓的邦交作为一成不变的友谊，与现在常说的“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是差不多的意思。为此，他主张慎用“以夷制夷”，对总理衙门“联合英法以弭俄患”的建议不以为然，也断然拒绝了英国公使的所谓“善意”拉拢，避免重蹈土耳其联英拒俄的覆辙。这比同时期的晚清官僚见解要深刻得多。
曾纪泽一生成就以外交为主，尤其是中俄伊犁交涉最被广为称道。
光绪四年，左宗棠率军平定新疆阿古柏叛乱，收复了除被俄国占领的伊犁地区以外的新疆全部领土。为交涉归还领土事宜，清廷派出崇厚出使沙俄。崇厚已经在天津教案中证明了自己的无能，果然他在沙俄的威逼利诱下，擅作主张签订《里瓦几亚条约》，规定沙俄归还伊犁，但要割掉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中国领土。
消息传回国内，举国哗然，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拒绝承认条约，并将崇厚革职治罪。以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开始向中俄边境集结军队；以李鸿章、沈葆桢为代表的主和派，主张接受条约以保和局。曾纪泽在《敬陈管见疏》中指出，“伊犁地形岩险，攻难而守易，主逸而客劳”，主战派的做法过于冒险。当然，他也不赞同主和派的观点，指出伊犁一隅，为中国镇守新疆的大炮台，“今欲举伊犁而弃之，如新疆何？更如大局何”？[40]
光绪六年二月，清廷任命曾纪泽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并兼驻俄大臣，负责改约谈判。曾纪泽形容这次任务是“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41]，从老虎嘴里把肉拽出来，难度可想而知。曾纪泽像他父亲当年办理天津教案一样，知难而进，没有推辞。
这次谈判历时大半年，面对沙俄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等人的面冷词横、多番要挟，曾纪泽都毫不畏惧，抱定“多争一分，即少一分之害”的决心。气急败坏的俄国人说：“若再延迟，不如打仗合算。”曾纪泽义正词严地指出：“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韧耐劳，纵使一战未必获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数十年亦能支持，想俄国不能无损。”[42]在曾纪泽的软硬兼施下，双方最终同意签订《中俄改订条约》，收回崇厚丢掉的2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废除了旧约规定的从嘉峪关至西安的商路，维护了中国的利益，开辟了近代中国利用外交手段收回国家权益的第一遭。事后，格尔斯对曾纪泽说：“我办外国事件四十二年，所见人才甚多，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43]
除此之外，曾纪泽还参与了中法越南交涉，发挥了关键作用；成功议订《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结束长达九年之久的洋药税纠纷，使清政府国库增加收入数百万两，且使鸦片厘重价昂，吸食渐少，暗消隐患；游历欧洲各国，推动晚清引进西方外交体制，在国外设立使馆、派驻使节；抛出中国先睡后醒论[44]，鼓舞国人士气，等等。
曾纪泽高昂的爱国热情、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可贵的外交成就，为中国近代外交官树立了榜样，也赢得了世人的赞誉。左宗棠称道他，“博通经史，体用兼赅”，“奉命出使，于交涉事件，随事执中，宽而有制，内则成乃父未伸之志，孝不违亲，外仍慎与国邦交之义，志殷补衮”。[45]志殷指意志恳切，补衮指补救帝王的过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说：“在俄国他带着胜利的旗帜凯旋。在出国九年之后，他满载着光荣而回到北京，成为中国近代派遣到国外的最成功的一个外交家。”[46]
注释：
[1]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
[2]见（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三七。
[3]见《曾国藩家书》，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4]见《曾文正公诗集》卷一。
[5]见《曾国藩日记》，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
[6]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五。
[7]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三。
[8]见《曾文正公书札》，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https://www.daowen.com)
[9][13][15]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九。曾国藩将府县二人停职，似有转圜之意，但清廷顺水推舟，谕令严办，要求押解赴京，最终发配黑龙江。为表达歉意，曾国藩先是安排幕僚送去三千两银票，作为二人狱中生活和打点之资；待二人被发配黑龙江后，曾国藩又设法凑了一万两白银赠送给他们。另外，据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记载，清政府给天津教案中处死的平民家庭发放了一笔数目颇大的补偿金。
[10][18][20][22]见（清）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卷四。
[11]见（清）黄遵宪《黄遵宪集》（下）。
[12]转引自李书纬《晚清外交七十年》第二章。
[14]见《曾国藩家书》，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
[16]见《曾国藩家书》，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17][19]见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第五章。
[21]见（清）梁启超《李鸿章传》序。
[23]转引自曹建英《曾国藩外交思想研究述评》，《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5期。
[24][25]转引自肖高华《曾国藩文化思想与中国近代化》第六章。
[26]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
[27]转引自（美）费正清等编著《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三章。
[28]见喻岳衡点校《曾纪泽集》之《日记》卷二。
[29]见（清）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十六。
[30]见《郭嵩焘年谱》上册。
[31]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六。
[32]转引自袁伟时《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第二章。
[33]马嘉理案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光绪元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开枪打死中国居民。当地人民奋起抵抗，打死马嘉理，把侵略军赶出云南。英国借此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该案随之“结案”。清政府为此派出公使（即郭嵩焘）前往英国道歉，这成为中国派出驻外长期代表的开始。
[34]转引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三章，据指撰写此对联者为王闿运。
[35]转引自李书纬《晚清外交七十年》第三章。
[36]转引自黄小用《护侨先驱郭嵩焘》，《长沙电力学院报（社会科学版）》2004.2。
[37]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三章。
[38][42][43][45]见李恩涵《外交家曾纪泽》引言。
[39]见喻岳衡点校《曾纪泽集》之《日记》卷一。
[40]见喻岳衡点校《曾纪泽集》之《奏疏》卷二。
[41]转引自李书纬《晚清外交七十年》第四章。
[44]1887年1月，曾纪泽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文章《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即中国先睡后醒。1898年，澳门《知新报》某文称“曾纪泽尝比支那于眠狮”。1899年，梁启超在《动物谈》一文中又将曾纪泽提到的先睡后醒转成“睡狮”一词，“中国睡狮说”逐渐流传。实则无论曾纪泽还是后来传言甚广的拿破仑，都没有发表过这种说法。
[46]见（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