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管理的核心是人，是人才。

对人才的渴望，是湘军管理层的共同点，特别是曾国藩选拔起用了大批军政干部，规模堪称前无古人。胡林翼评价他说：“曾公素有知人鉴，所识拔多贤俊。”[2]左宗棠虽然与曾国藩有些过节，但在曾国藩去世后，赠送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并专门建议朝廷推广学习曾国藩的“识人之明”。甚至，他的对手石达开也说，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3]。

京官时期，曾国藩就对干部问题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曾国藩向咸丰帝进呈《应诏陈言书》[4]，指出“今日所当将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提出了用人三策，即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其中，转移之道，并不是指人才的转移或调动，而是指通过树立风气，营造氛围，引导人才提升气质与能力。培养之方，是指通过教诲、甄别、保举、超擢（破格提拔）等方式，不遗余力地培育人才。考察之法，是指广开言路，通过询事、考言二法，多渠道地发现人才。(https://www.daowen.com)

出京之后，曾国藩统兵作战、督抚地方，更是把干部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散落在奏折、家书、书信等中的相关论述比比皆是。他认为，“行军之道，择将为先，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士气消阻”[5]；“行政之要首在得人”[6]，“除得人之外，无一事可恃也”[7]。意思是，要干成一番事业，除了得人、用人，其他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他同意胡林翼“兵事如治标，吏事如治本”的观点，遥相呼应抛出“种子论”：“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8]

胡林翼之爱才不亚于曾国藩，他认为得到一个人才，可抵得上十万两黄金。他指出：“为政之要，千条万屡，而大纲必在得人。”[9]左宗棠也说：“天下无可恃之兵勇，而有可恃之将。”[10]总之，都是强调人才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